序言
傑羅姆·科恩
“具體問題必須具體分析;如果說世紀初以來我們經歷的這一繫列危機還能對我們有所教益的話,我認為,那就是如下簡單的事實:對於就各種特殊情況作出判斷來說,沒有什麼恆常的通行標準,也不存在什麼確定無疑的規則。”漢娜·阿倫特(1906—1975)一直認為,哲學對政治,或者說理論對實踐,或者更簡明地說思考對行動,之間的關繫是懸而未決的,她用上述這些話概括了她對此進行的畢生思考。當時她正在給大批聽眾作報告,這些聽眾來自美國各地,聚集在曼哈頓的“河畔教堂”參加“現代社會的危機特征”研討會。時值1966年,一場具體的政治危機,即越南戰爭的擴大,正懸在這些公民的心頭,他們聚在一起就是為了表達對美國東南亞政策的關注,商議他們個人和群體能為改變這項政策做些什麼。自己的國家正在毀滅一個古老的文化和一個並沒有威脅到他們自身的民族,他們相信這在道德上是不義的,因而求助於阿倫特和其他發言者,希望他們關於過去危機的經驗能有助於理解眼下的危機。
至少在阿倫特那裡,他們的希望是完全落空了。盡管20世紀的極權主義和其他危機的確曾是阿倫特多年思考的焦點,但她無法給他們提供估量曾經犯下的過錯的任何“一般性標準”,更不用說提供應用於正在發生的過錯的“一般規則”了。關於確證他們已經固執的信念,把他們的觀點解釋得更具說服力,使他們的反戰努力更具成效,阿倫特沒有任何表示。她不相信根據過去那些有效或無效的教訓反推出來的類比就能改變目前的困境。她明白,政治行動的自發性受制於其特殊環境的偶然性,而這種偶然性就使上述類比失去意義。例如,1938年“綏靖政策”在慕尼黑的失敗並不必定表明商談在1966年就毫無意義。而且,盡管阿倫特相信全世界必須警惕造成極權主義的種種因素,例如種族主義和全球擴張,但她反對那種不分青紅皂白的類比做法,反對把“極權主義”這個稱號應用於任何美國可能反對的政權。
阿倫特的意思並不是說這些過去發生的事情無關緊要——她不厭其煩地重復威廉·福克納的名言,“過去從沒有死去,它甚至都沒有過去”——而是說,依靠“所謂的歷史教訓”來指示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這隻不過是略勝於巫卜之術罷了。換句話說,她在本書末篇“報應降臨”中清楚表達的關於過去的觀點,要比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這句經常被重復的話更復雜且更不那麼確信:“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相反,阿倫特相信,無論如何,我們的世界已經 “變成”它實際上所是的樣子:“在任一時刻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就是過去的世界。”她的這種信念不是一種歷史“教訓”,而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過去——過去的行動——在現在如何被體驗到。對於這個問題,她沒有在“報應降臨”一文中,用一種理論去回答,而是在對1975年美利堅共和國狀況的悲欣交集的判斷中,為她所說的過去的在場(the presence of the past)提供了一個例證。她說,盡管美國“自由制度”在“兩百年前的創始”是“榮耀的”,但對它的背叛現在“時刻縈繞”著我們。背叛的事實已經發生,而我們能夠堅持忠誠於起源的惟一方式,不是譴責“替罪羊”,也不是逃避到“想像、理論或者純粹的愚蠢”之中,而是盡力使這些事實“受歡迎”。正是作為一個民族的我們,現在應該對這些事實負起責任。
她給出的惟一建議,如果那還可以稱為建議的話,包含在她對“具體問題”所作的“具體分析”中,下面的軼事可以說明一二。20世紀60年代後期,學生們曾請教她,在抵制越戰時是否應該與工會合作,令他們喫驚的是,阿倫特毫不猶豫且相當出自常識地回答:“當然應該啦,因為這樣你們就可以使用他們的油墨印刷機。”同一時期的另一件逸聞則來自一個全然不同的視角,一個跟提建議完全無關的視角。在反戰示威的學生占領新學院的教室後,全體教師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是否應求助警察來恢復秩序。大家提出了各種反對和支持的意見,隨著會議的沉悶進行,這些意見逐漸趨於對求助警察作出一種肯定的決定。阿倫特始終一言不發,直到同事中一位她年輕時就認識的朋友不情願地同意,必須把事件通知“當局”,這時,阿倫特突然對他說道:“天哪,他們可是些學生,不是罪犯。”這次會議再沒有人提到警察,而且這句話實際上結束了全部討論。阿倫特出於自己的經驗脫口而出的這句話,使她的同事們認識到他們正在討論的是他們與其學生之間的問題,而不是他們的學生與法律之間的問題。她的反應是對特殊情況就其特殊性所作的判斷,而正是這種特殊性在討論的許多言辭中被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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