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文憑是通向成功的敲門磚嗎？賺錢越多的工作，對社會貢獻越大嗎？隻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社會，就是公正的嗎？
當“美國夢”成為謊言，當平等的假像造成勝者的傲慢與敗者的憤怒，當不同立場的人失去相互傾聽的能力，跟隨桑德爾在《精英的傲慢》中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工作的價值與成功的定義，是每一個社會和個體dou需要經歷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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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社會承諾人們“隻要努力，就能成功”?如果每個人能在同等機會下公平競爭，那麼優勝者就應該獲得獎賞。這是“美國夢”所代表的理想，也是大多數現代社會認同的優績zhi上主義的倫理核心。
然而桑德爾認為，昔日激勵無數人奮鬥的“美國夢”，恰恰是造成今日美國社會分裂的根源，這種看似公平的成功觀造成精英的傲慢和底層民眾的怨恨，使成功者深信其成功是自身努力的結果，忘記幫助他們的時機和運氣，輕視比自己不幸和缺乏資格的人。這一現狀阻礙了社會流動，助長階級對立，侵蝕民主政治，蕞終導致民粹主義的興起。
面對優績的霸權，桑德爾希望每位公民思考：不同階層的人是否可以謀求一種公共利益？我們對彼此的責任是什麼？他帶領我們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思辨：教育的本質與目的，如何建立每一份工作的價值與尊嚴，重新反思成功的意義。同時，他提醒我們保持謙卑，珍惜所有人的付出，積極討論更有利於社會公正的舉措，走向一種少些怨恨、多些包容的公共生活。

劉擎推薦序：優績主義的陷阱（節選）
桑德爾認為，問題不僅僅是我們辜負了我們宣稱的優績主義原則，而是這種理想主義的思維本身就有缺陷。優績主義侵蝕著公共利益（共同善），它導致了勝利者的傲慢和失敗者的屈辱。它也鼓勵了成功者深深沉迷於自己的成功，以至於忘掉了一路上幫助到他們的時機和好運，同時也導致了他們鄙薄那些比自己不幸、比自己更缺乏資格的人。結果，優績制助長了階級之間的對抗和怨恨，這種社會分裂的狀況會侵蝕西方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為民粹主義的興起提供推動力。
那麼，我們如何擺脫優績主義的陷阱呢？桑德爾建議重新思考公民生活中的三個方面：大學的角色、工作的尊嚴以及成功的意義。
首先，重新評估大學是否應當承擔機會仲裁者的角色。大學文憑是獲得有尊嚴工作與體面生活的必要條件嗎？在桑德爾看來，這是危險的。我們應通過建立更包容和開放的教育體制來促進機會平等。他提出了一個創新的方案：讓所有申請者在達到基本學術門檻後，通過抽簽方式來錄取。這種抽簽錄取制，不僅能讓學生減輕壓力，也會減少被錄取學生的優越感。此外，還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幫助沒有文憑，但為社會做出重要貢獻的人們改善生活。
其次，我們應該更新“工作的尊嚴”的概念，並把它放在政治工作的中心。桑德爾認為，“一個社會表彰和獎勵工作的方式是其定義公共利益的核心。”我們應該記住，工作不隻是為了謀生，也是對共同善的貢獻並贏得相應的認可。我們經常假設人們的收入是他們對共同利益所做貢獻的衡量，但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誤解。馬丁·路德·金被刺殺前夕，在給田納西州孟菲斯罷工的清潔工人演講時曾說：“清潔工人和醫生一樣重要，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疾病就會蔓延。所有的勞動者都有尊嚴。”今天的疫情更說明了這一點。它揭示了我們多麼依賴那些我們經常忽略的勞動者：快遞員、維修工人、雜貨店店員、卡車司機、護士助理、育兒工作者和家庭護理員，等等。
後，在成功的意義方面，桑德爾提出應當重新討論優績的涵義。他同意羅爾斯的一個觀點，優績依賴於運氣這種道德上任意的因素，然而他反對羅爾斯要在分配正義中清除優績的看法。在桑德爾看來，分配正義可以納入對優績的考量，但優績的概念本身需要重新理解，不是簡單地根據市場競爭的輸贏，而是要按照對於共同利益的道德重要性來界定。比如，為賭徒提供賭場的經營者們可能會在市場上獲得更高的收益，他們的收入會比教師或者醫生更高，但他們具有更高的價值或者道德重要性嗎？如何來衡量他們各自的優績呢？當然對於“什麼是共同利益”、“什麼是真正的貢獻”，人們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桑德爾認為，不能因為存在爭議就拒絕嘗試對優績做出新的闡釋。他呼吁社會需要開啟道德甚至精神上的轉變，捫心自問“我的成就是否源自於我活在一個獎勵纔能的社會中，而這種纔能恰好是我所擁有的？還是因為我隻是幸運而已？”意識到運氣在生活中的作用會讓我們變得謙卑。這種謙卑的精神就是我們現在需要的公民美德。它驅使我們重新定義成功的觀念，為我們超越優績制的暴政，走向一種少些怨恨、多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出了方向。
序
新冠病毒2020年大流行之時，美國像許多其他國家一樣，沒有做好準備。盡管公共衛生專家在前一年，已就全球病毒蔓延的風險發出了警告，甚至到了1月份中國已經在與疫情抗爭之時，美國仍缺乏能力實施廣泛檢測以控制疫情。隨著疫情蔓延，這個世界上富裕的國家發現自己甚至無法提供醫生和護士治療大量感染患者所需的醫用口罩和其他防護裝備。醫院和各州政府發現他們自己在相互競標，以購買檢測工具包和救生呼吸機。
準備不足的背後有多種原因。首先，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無視公共衛生顧問的警告，在關鍵的幾周裡淡化這場危機，並在2月底堅稱：“一切都在我們掌控之中……我們干的很棒……它會消失的。”1然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初分發的檢測試劑盒有缺陷，卻遲遲沒有找到解決辦法。後，幾十年來，美國公司大舉實施外包，導致美國在外科口罩和醫療設備方面幾乎完全依賴中國和其他外國制造商。2
但除了後勤沒有準備好之外，美國在道德上也沒有為新冠大流行做好準備。危機爆發前的幾年，已是經濟、文化和政治嚴重分裂的時期。幾十年來，美國社會的不平等不斷加劇，不同文化之間的怨恨也不斷加深，這直接引起了民粹主義者在2016年的憤怒反抗，並終導致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雖然特朗普在上任不久後就遭到彈劾，但終他並沒有被免職，並一直任職至本書出版之時，後特朗普不得不面對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以來美國遭遇的嚴重危機。然而，隨著危機的擴展，黨派之間的分歧持續存在。很少有共和黨人（隻有7%）相信新聞媒體關於新冠病毒的信息；而很少有民主黨人（4%）相信特朗普提供的信息。3
在黨派敵視和相互猜忌中，新冠疫情到來了，抵抗疫情要求社會團結起來，這種團結隻有在戰爭時期纔能實現。世界各地的人們被懇求，在許多情況下被限令，保持社交距離，放棄工作，留在家裡。那些無法遠程工作的人面臨著減薪和失業的威脅。新冠病毒對老年人威脅，但也可能感染年輕人，即使是那些能夠安然度過的人，也有父母和祖父母需要擔心。
從道義上講，新冠病毒大流行提醒我們注意我們自己的脆弱，我們對彼此的相互依賴：“我們都在一起”。政府官員和廣告商本能地想到了這個口號。但口號所喚起的團結是基於恐懼的團結，是對感染病毒的恐懼，這種恐懼要求擴大社交距離。公共衛生需要我們保持社交距離、遵守自我隔離的約束，以此展現我們團結一致，我們共同面對脆弱的處境。
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團結和分離相伴而行合情合理。英勇的醫護人員和現場急救人員，需要親自在場來幫助患者，雜貨店的收銀員和送貨員冒著健康危險，為那些在家中避難的人送去食物和生活用品，除了他們之外，我們大多數人都得到告知，保護他人的好方法是與他人保持距離。
但是，以分離的方式來實現團結，存在矛盾，這樣的道德悖論凸顯了“我們都在一起”這句承諾的空洞。共同體意識要扎根於相互承擔義務和共同承受犧牲的持續實踐中，以分離的方式來實現團結，無法體現這樣的共同體意識。恰恰相反，這一口號出現在幾乎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的時代和黨派相互憎恨的時代。同樣，市場驅動的全球化導致美國無法在國內生產外科口罩和藥物，也剝奪了眾多勞動人民的高薪工作和社會尊重。
與此同時，那些從全球市場、供應鏈和資本流動中獲得豐厚經濟回報的人，對本國公民（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依賴程度也越來越低。他們的經濟前景和身份認同不再依賴於當地社區或國家社群。隨著全球化的贏家脫身遠離輸家，他們也在各自踐行著自己的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
全球化的贏家解釋說，重要的政治分歧不再是左派對右派，而是開放對封閉。在開放世界裡，成功取決於教育，取決於讓自己具備在全球經濟中競爭和取勝的能力。這意味著各國政府必須確保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獲得對於成功必不可少的教育。但這也意味著，那些登上的人開始相信，他們的成功是他們應得的。而且，如果機會真正平等，這意味著那些落後的人也理應承受這樣的命運。
這種看待成功的方式讓人很難相信“我們都在一起”。這樣看待成功，讓贏家斷定他們的成功是自己掙來的，而讓輸家感覺到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在帶著輕蔑的目光俯視自己。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那些被全球化拋在後面的人會變得憤怒和怨恨，以及為什麼他們會被吸引到獨裁式的民粹主義者那裡，民粹主義者嚴厲譴責精英，並承諾要以復仇的方式重新確立國家邊界。
現在，正是這樣一些政客，對專業科學知識和全球合作滿懷提防，卻被迫面對與這種流行病作鬥爭的任務。這並不容易。把社會動員起來應對我們面臨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不僅需要醫學和科學專業知識，還需要道德和政治上的革新。
推動特朗普上臺的那種由傲慢和怨恨混合而成的毒藥，不太可能帶來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團結。要想革新我們的道德和公民生活，就必須要理解：在過去的四十年裡，我們的社會紐帶和對彼此的尊重是如何瓦解的。本書試圖解釋這一現像是如何發生的，並思考我們開闢一條什麼樣的道路，以通往共同利益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