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的意義主要來自人與客觀世界的互動。近年來，應用認知語言學研究者認為應該將認知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應用於第二語言習得研究之中。其中，隱喻作為認知語言學、二語習得、心理語言學等多種理論相互作用的窗口，是人類認識自我、語言和世界之間關繫的平臺。在此背景下，學習者隱喻能力（metaphoric competence）研究已成為應用認知語言學研究的重點課題之一。

既有的隱喻研究未能區分隱喻能力的操作定義與理論定義，因而無法反映隱喻能力的區別性特征，也無法體現認知主體自身體驗在隱喻能力中的作用；同時，由於缺乏對語言因素的控制，人們難以區分研究結果反映的是語言能力還是隱喻能力的問題。上述兩點原因，使得隱喻能力與語言水平的關繫難以辨明。

本研究通過綜合分析隱喻能力的各種理據，重新界定隱喻能力，並根據新的理論定義提出隱喻能力操作定義，認為隱喻能力包括隱喻的理解、解釋、辨認和產出能力。在理論定義和操作定義基礎上進行任務設計，包括隱喻理解難易度判斷、隱喻解釋、隱喻歸納、隱喻填空和隱喻寫作五項任務。在對調查工具中的語言和文化因素進行控制後，選擇了中國高校英語專業1—4年級大學生和英語本族語者作為語言水平明顯不同的組別，對他們通過測驗任務所反映出來的隱喻能力進行對比研究。

結果表明，1—4年級被試在隱喻理解、解釋、歸納、填空和寫作五項任務定量數據方面並沒有出現總體顯著性隨年級升高而遞增的趨勢。年級之間定性分析結果也表明，被試無論在隱喻解釋的語義視角選擇方面，還是隱喻歸納、填空和寫作任務的源域範疇方面，都具有總體一致性。二年級被試的英語專業四級考試（TEM4）成績與各測試任務定量數據相關繫數，也沒有達到顯著性的結果，從而進一步佐證前面的結論。中外被試對比分析結果也表明，二者在隱喻理解方面沒有顯著性差異，其他任務定性結果也基本具有一致‍性。

因此可以判斷：1. 不同年級英語專業大學生的整體隱喻能力並沒有顯著性差異；2. 中國英語學習者與本族語者整體隱喻能力也沒有顯著性差異。基於以上兩點結論，我們認為在對語言等因素進行控制之後，如果以成人為被試，隱喻能力與語言水平並無相關關繫。

本書對外語教學有以下三方面的啟示：

，我們在注重學習者語言能力發展的同時，還應該重視其隱喻能力的發展。擁有語言能力並不一定意味著擁有隱喻能力。中國外語學習者的隱喻理解能力並不低於外國被試，他們在對源域是具體事物的隱喻的理解能力上遠高於外國被試，這說明中國被試在利用具體事物進行隱喻思維方面似乎更有優勢，但中國被試在隱喻表達式的豐富性和地道性方面不及本族語者。這種差異性需要引起廣大英語教師的重視。

第二，教學要求和考試導向應該調整對隱喻的看法。教學中可鼓勵學生使用隱喻性用法，外語考試寫作評分標準應該把隱喻性語言表達納入評分標準中。本研究發現學生具備對隱喻進行解釋和生成的基本能力，關鍵是如何挖掘這種潛力。教師和學生需要明白隱喻並不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段，還是溝通語言和現實的橋梁。因此，教學中應該突破對語法的過度要求，大力提倡使用隱喻來表達思想。一個大膽使用隱喻的號召可能會對語言學習起著突破性作用。從教學和考試要求來看，我們傳統上對語法正確性的要求過高，把內容的表達方式放在次要位置，可能導致學生口語或寫作中過分重視語法的正確性，而不敢使用隱喻性語言。因為他們可能認為隱喻性用法表達晦澀，也無法確定是不是目的語中的正確用法。所以教學中應該打消他們的這種顧慮。

第三，隱喻向我們揭示的語言以及語言學習的理據，有助於改變對外語學習困難的認識。萊考夫（Lakoff，1987：346）指出，語言如果不是任意的或可以被預測的，那它就是有理據的（Motivated）。這個觀點可能有助於學習者加深對語言學習的理解，即語言學習成果不完全是通過死記硬背得到的，這對外語教學研究也可能有很多啟示。向學生展示二語學習理據因素可以幫助他們對此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因為幫助學習者理解語言使用理據的過程，會涉及內涵意義的突顯和語義網絡的激活（Boers & Lindstromberg，2006：313-314）。中國擁有世界上人數多的英語學習者，多年來，外語教學因費時低效而頗受爭議。當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學生外語學習被動、教學與學習方法單一，是很重要的因素。雖然近年來多媒體技術發展很快，但也沒有解決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負面情感問題。因此，學習者如果意識到二語或外語學習可以不單純依靠長期令人望而生畏的死記硬背的方式，認識到多數語言結構實際上是有理據的，或許能夠鼓勵他們形成對語言學習的正面肯定情感，這樣對長期語言學習也非常有益（Arnold，1999）。

本書的相關內容已經以論文的形式先後發表在《外語界》（2012年第1期）、《山東外語教學》（2012年第4期）、《外語教學》（2012年第5期）、《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河北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外語研究》（2014年第1期）、《外語學刊》（2014年第5期）、《外語教學》（2014年第5期）、《外語與外語教學》（2014年第6期）、《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5年第2期）、《外語學界》（中譯出版社，2016年6月）和《外語研究前沿》（2019年第2期），部分內容在原稿的基礎上做了修改、修正或補充，感謝上述刊物編輯部老師及審稿專家的寶貴修改意見；‍特別感謝文秋芳教授、梁茂成教授在課題研究過程中所給予的指導和幫助！北京語言大學的王立非教授、北方工業大學的郭濤教授、煙臺大學的於巧麗老師及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張新彬老師，都在本研究的設計及相關

論文的撰寫過程中提出了寶貴的修改建議；南開大學出版社的編輯也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此一並致以誠摯的謝意！

編者

2021年4月於北方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