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學習不能脫離文化學習，同樣翻譯研究也不能與文化研究分開。自20世紀80年代末，西方翻譯理論界將翻譯研究的注意力開始轉向文化視角。客觀地說，這一“轉向”擴寬了翻譯理論研究的範圍，即從微觀翻譯研究過渡到宏觀翻譯研究，讓人們能夠從社會和政治的宏觀視野來看待和思考翻譯，而不再使其理論視野完全局限於以原文文本為中心的邏各斯主義範疇。這一現像背後的本質則是自達爾文進化論開始挑戰西方邏各斯主義以來產生的各種理論對翻譯研究的影響。我們認識當前的翻譯理論研究時絕不可以忽視這種理論背景，認識語言研究、文化研究、文學等學科研究均不應忽視這一點。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宏觀翻譯理論研究絕不應視為當今翻譯理論研究的全部，新視覺的微觀翻譯研究同樣值得肯定和鼓勵，尤其值得強調的是我們仍需要加強對世界翻譯史的研究，反思翻譯活動在社會歷史發展和進步中與社會互動的特點，總結和發掘其精華與價值，使我們避免仍將前人反復研究和總結過了的議題拿來繼續討論，制造出浪費公共資源的文字垃圾產品。這一高度期待當然就是將翻譯理論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看待的。而就《翻譯與文化研究》2008年專輯而論，她仍是一個為渴望進入翻譯與文化研究領域的教師及研究生提供能夠展現自己研究成果的平臺。全書所錄文章雖然質量參差不齊，宛如學走路和學跑步的人同時出現在同一條道路上，但這兩類情況卻是任何成功人士在自己人生歷程中不可回避的階段。我們一如既往地相信，本輯投稿者中必將會產生出中國外語界未來的知名學者。而這一直是本專輯全體編者的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