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中國古典詮釋學例說）/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書繫》以李商隱詩箋釋為範例，對中國批評學中的箋釋方法進行梳理，尤對李商隱詩的箋釋做了詳細的分析、解讀，是一本的古典文學研究著作。

《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中國古典詮釋學例說）/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書繫》：
（一）繫年的作品，已由朱箋的八十七題，增加為一九九題，數量在一倍以上。許多從題目到內容，皆不具人、地、時、事等史實客觀因素的作品，也都加以繫年了，例如：《明神》、《詠史》（歷覽前賢國與家）、《漢宮詞》、《所居》、《燈》、《莫愁》、《席上作》、《海客》、《錦瑟》、《木蘭》、《破鏡》、《鴛鴦》等，為數甚多。像這些既無客觀事實可為依據的詩，如何能繫年？顯然是用“以意逆志”之法所作的臆斷。其逾越方法之妥當範圍，已甚嚴重。
（二）被指為有寄托的作品，已由朱箋百分之十不到的比例增為百分之七八十。詠物、男女、遊仙、詠史，甚至連一些與作者切身經驗完全無涉的代擬體（代他人所作之詩），也都一一有所寄托。
（三）所寄托之事義，大約為作者個人失意的牢騷、諷刺時君時事、諷刺女道士、暗指受黨人之排擠、暗指與令狐絢之恩怨。而且擴張朱箋確指事實、逐句箋釋的形態。朱箋中，這種形態的箋釋，上文指出不過六七首，而在程箋中卻已占絕大部分，逐句皆植人事實而加以詮釋。
綜括來說，這套箋釋方法發展到程夢星，已非常完整。到馮浩的時候，在方法學上並沒有新的補充與變革，隻不過在實際操作之時，對於其功能與局限的掌握，有精粗輕重的差別，以及對於李商隱之生平心事的解釋各有所偏而已。
馮浩對方法學雖無新的發明，然而卻將這套方法的功能發揮到幾乎極限，同時也將它的弊病暴露無遺。他的作為不在方法學的理論建構，而在方法的實際運用。關於馮氏的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節做詳細的討論。在這裡，我們隻簡括來說，他比程氏更進一步的發展，就方法的整體運作而言，是更倚重“以意逆志”的主觀方法，以達成“知人論世”的客觀事實證明。對李商隱生平及時代的論定，他不僅采用很多史料，並且主要的依據是李商隱的詩作與《樊南甲乙集》中一百多篇的駢文，用“以意逆志”的方法，從中體會到許多隱曲之事情，更依所得以糾正自己所認為史傳的錯誤。這一來，李商隱的年譜便比程氏更詳密，許多程氏所不知的事，都被他揭發出來；而相對的，再以所證明的事實回過來箋釋作品，則繫年之詩，便由程氏的一百九十九題增加為三百三十題，此程譜多出一百三十餘題，在全集五百五十題中，已超過一半。許多完全無所依據的作品，也在“以意逆志”之下被繫年了。並且在箋釋作品時，更是大多使用逐句鑿實的解法。其穿鑿附會，非常的嚴重。李商隱詩的意義也幾近僵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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