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回顧與啟示
1.1詞義學的基點問題
1.2相關語言學理論的詞義知識與啟示
1.3本書的主要工作
第2章詞義球結構理論模型與模式識別
2.1詞義球結構理論的基本內容
2.2詞義球結構的模型
2.3詞義球結構：詞義的模式識別
第3章認知組合性詞義觀
3.1詞義觀的內涵和歷史演進
3.2認知組合性詞義觀的基本內涵
3.3認知組合性詞義觀與句法能力
第4章對像詞的詞義球結構描寫與建模
4.1對像詞的內涵和外延
4.2對像詞的詞義球結構
第5章屬性詞的詞義球結構描寫與建模
5.1屬性詞的內涵和外延
5.2屬性詞的詞義球結構
第6章屬性值詞的詞義球結構描寫與建模
6.1屬性值詞的內涵和外延
6.2屬性值詞的詞義球結構
第7章詞義球結構擴展與詞義活力和語法結構生成
7.1詞義球結構擴展使得詞義鮮活生動
7.2詞義球結構擴展導致句法結構生成
7.3詞義球結構擴展催生合成詞詞義結構
第8章詞義球結構理論與詞的屬性義知識本體構建
8.1屬性在認知、信息、詞義結構中的地位
8.2知識本體的基本內涵
8.3詞的屬性義知識本體構建實踐
8.4詞的屬性義知識本體的基本功能
8.5小結與感想
第9章總結與展望
9.1基本總結
9.2研究展望
參考文獻
後記

序一
蘇新春

2010年5月30日，在武漢大學文學院樓參加了慶山君的博士論文答辯，之後又多次見面，常聽到他學術進步的好消息。這次先睹即將付印的新作《詞義球結構的理論與實踐》，頗多感觸。
感觸首先來源於慶山長期以來對詞義問題的專注。詞義是語言中深奧難測的部分。“什麼是詞義，如何表征意義？這是詞義的本質與表征問題，也是詞義學的基點問題，更是語言學難回答的問題之一。”（本書P1）“我一直在不斷地思考詞彙語義學問題：詞義是什麼？詞義蘊涵著怎樣的句法信息？如何表征蘊涵句法信息的詞義？如何描寫與解決句法-語義界面問題？如何闡釋詞彙語義在語言繫統中的基礎性地位？如何闡釋詞彙語義學與知識本體建構的關繫？”（本書P303）之所以說它深奧難測，因為詞彙內容繁復雜蕪。語言是一個龐大的繫統，詞彙無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種成分。說到語言三要素，人們總是會想到語音、語法、語義，可繞來繞去都繞不開詞彙，到後來總是變成了語言四要素。其實詞彙與語音、語法、語義本質上是有明顯不同的。語音、語法、語義雖然自成一域，但不借助其他，自難獨立。可詞彙不同，它集語音、語法、語義諸要素而成後，獲得了豐富的內涵、完整的詞形、獨立的功能，成為語言中重要的一級能獨立使用的單位。詞彙在進入使用後，在更大範圍的語用環境中通過與其他語言單位的組合搭配來展其意義、行其功能，同時接受其他各種要素與單位的影響。說它深奧難測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是在語言繫統的底層起著關鍵作用的一種成分。“語言與言語”“共時與歷時”“能指與所指”是索緒爾理論的三大支柱，重要的無疑是“能指與所指”。索緒爾在“能指”中分出“音響形像”與“聲音”，在“所指”中分出“心理印跡”與“客觀事物”，這就在精微處凸顯了“心理”“認知”“意義”的價值與作用。慶山把自己的學術追求瞄準了詞義，是有見地也是有膽略的。我部書就是《漢語詞義學》，作為詞彙學詞義學的研究同道，對慶山的選擇與堅持生出認同與贊許，也就自然而然了。
這種感觸還來源於對慶山在理論上的精微思辨與強大創造力的佩服。他的博士論文《基於句法-語義界面的現代漢語詞義研究》完成了對“對像詞”“屬性詞”“屬性值詞”的精細分析。這項研究很重要，因為它涉及客觀世界的本體問題。事物是客觀世界的本原，有了對它的認識纔有了稱謂，纔有了對它的屬性與狀態、運動與變化、聯繫與關繫的認知。“對像詞”“屬性詞”“屬性值詞”正是對事物本體三個側面的描繪。不立足於此來做詞義研究極易籠而統之、概而化之。他在博士論文中已經提出了“詞義球結構”的看法，但正如他在論證後一時期的研究與之前的博士論文區別時所說，“那時提出了詞義球結構理論，但還隻是一個設想”；“原博士論文隻是探討了句法-語義界面的對接原則，結項成果不僅探索了詞義球結構擴展與詞義活力和語法結構生成問題，明確了詞義球結構與句法生成機制之間的密切關繫，而且還探索了詞義球結構理論與詞的屬性義知識本體構建問題。這些實踐探索的重要性和深度都遠超原博士論文”。對此，我是深以為然的。在我的筆記本上，還留有當年在博士論文答辯會上向他提出的兩個問題：“如何解釋詞義球結構中三大詞類詞義成分的不同分布”；“符號理論與球結構理論有無關聯與對應”。慶山當時的回答已記不太確切了，隻是感覺“答辯”沒有“陳述”時那樣侃侃而談，這一點在後來評定成績時還起了一點小小的作用。現在卻發現《詞義球結構的理論與實踐》已經以清晰而明確的論述回應了這些問題。當年的“設想”現已變成了“實證”；當年的“思想”現已變成“實體”。全書九大章，首尾兩章是對“詞義球結構”理論的回顧與瞻望。中間七大章，從“理論與模式”到“認知組合性詞義觀”，從“對像詞”“屬性詞”“屬性值詞”的描寫與建模，到詞義活力與語法生成，再到知識本體構建，無不圍繞著“詞義球結構”來展開。讀《詞義球結構的理論與實踐》，仿佛不像是在讀書，而是在讀論文，讀他的第二篇博士論文。當一個設想有了全面而繫統的論述，自然就成理論了；當一個理論有了精論密辨，自然也就獨樹一幟了。現在書中的論述，比起在項目開題與結題時的論述，顯然是更為精準而全面了。第55頁作者概括了本書較博士論文取得的進展，共有七點，每一點都實實在在，每一點都令人欣喜。
把詞義球理論放到學術發展史上來看，它的進步性就更明顯了。在《漢語詞義學》那個年代，談詞義問題主要還是從詞語運用、詞義內涵與功能、詞義概括與釋義、義項歸納與提取、詞義分合與語法功能關繫，詞義引申與發展等角度來談的。而詞義球結構理論已明顯進到了一個新階段，直擊詞義表征、詞義生成、詞義屬性，並努力吸收了各種新的語法語義學及認知學理論。正如作者所言，其理論基礎主要還是在“句法-語義”上。“句法層面的‘組合功能’和語義層面的‘認知功能’是密不可分的一體兩面的關繫”（本書P3），並形成了作者另一個重要觀點：“……融合了詞義的指稱論和概念關聯論，基於句法－語義界面理論，形成了認知組合性詞義觀，並對詞義的認知特性和組合特性以及詞義結構與認知結構、信息結構、句法結構之間的關繫進行了更加清晰、更加繫統的理論闡釋和實踐探索。”（本書P17）說到詞義與語法關繫這個領域，我對馬慶株先生和蘇寶榮先生的研究是留有深刻印像的。我曾經這樣概括過二位學者的工作：慶株先生是從語法界通過詞的語法義研究進入到了詞彙學的詞義領域，寶榮先生是從詞彙界通過詞的詞彙義進入到了語法學的語法義領域。寶榮先生後期的重要論著大都是在這一領域，如《詞的語境義與功能義》《詞義研究與漢語的“語法-語義結構”》《詞的功能的遊移性與功能詞義研究》《漢語功能詞義研究》。之所以特別欽佩二位先生，還因為我在這一領域屬“知難而退”了。我在《漢語詞義學》中已經將所有的詞義成分分出了“表層義”“深層義”“語法義”“文化義”四大類，在後來的研究中對其他三種都有過不少的探索，唯有對“語法義”沒有繼續。而慶山君不僅深探至詞義屬性與屬性值，還建構出了“詞義球結構”理論，並為之持續而嚴密地論述，這就是我由衷感觸的另一個原因。
慶山在《後記》中深情回憶了當農民的父親和母親。兒子“從來沒有口頭感謝過我的父親母親，也沒有當面表達過對他們的愛，每到動情處，隻是默然”。讀完慶山的大作，對他的這種“默然”我有了新的理解，其實這正是無言的心底深處的相通。盡管兒子在城市寫作，父母在農村耕作，可兒子恰恰從父母那繼承了中國農民主要的兩個本質特點，一是對大地的崇拜，二是對耕耘的執著。老父親“每天還一如既往地勞作著，並且還多次跟我說起，他還想作一些‘大事情’，比如‘種幾大畝果樹、養一大池塘魚、秧滿坡的花生’”。慶山不也正是如此嗎？他認準了詞義這片大地，並毫不停息地耕耘著。常言“隻事耕耘，不問收獲”，而我更相信的是，“隻事耕耘，必有收獲”。慶山的這部新著就是一個例證。
如果說還有句期望的話，那就是詞義球結構理論是一個新理論，新且重要，需要也值得去不斷完善。“球結構理論”帶有封閉與自足的特點，那麼如何讓它在面對詞義這個無比復雜的世界時變得對內更有理論覆蓋與包容力，對外更有彈性與理論張力，自是很值得去繼續努力的。

2020年7月3日
於廈門灣南岸海悅小區“品齋”


序二
趙世舉

邱慶山副教月5日就囑我為他的新著《詞義球結構的理論與實踐》作序，但因春節前開始，就一直忙於指導今年將畢業的6名碩博士生反復修改畢業論文，同時參與《國家語言文字事業“十四五”發展規劃》《國家語委“十四五”科研規劃》的研制等諸多事務，加上新冠疫情突襲，很長一段時間心神不寧，因而倏忽半年過去而一直未能踐諾。
近日稍得寬松，抽讀了部分書稿，喜出望外。真沒想到，短短數年，慶山就在其博士論文及著作《基於句法-詞義界面的現代漢語實詞詞義研究》的基礎上，對其提出的“詞義球結構”理論有了非常深入、繫統的闡發和全面的建構，並進行了成規模的語言事實驗證，一種基本成形的有機貫通詞義和語法的詞義理論躍然紙上。其實，雖在預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慶山為人敦厚內斂，治事勤勉扎實，時有成果問世，也是必然之事。不過，能在不長的時間內，在極富挑戰性的課題研究上取得目前的厚重成果，實屬不易，因為這項研究同時涉及詞彙語義問題和語義-語法接口問題這兩大跨世紀難題。對於前者，連布龍菲爾德等大語言學家都頗感悲觀；對於後者，雖有許多語言學家在不懈探索，但也未見大的突破，足見其難。但這兩個問題，無疑是語言為核心的問題，要真正深刻認識和把握語言，解決相關的重大問題，就必須正確解答這兩大難題。這需要有志者迎難而上。慶山不畏艱辛，不懼寂寞，自讀博士開始就潛心攻堅克難，在這個復雜的領域深耕細作，在廣泛借鋻、吸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很快推出了成體繫的理論成果，令人感佩。
“詞義球結構”理論作為一種新的理論建構，目前我們還難以斷言它已是成熟、管用的理論，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非常有益的探索，其基本理念、研究路線和不少重要觀點所具有的重要價值和啟發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客觀上深化了詞彙語義研究和語義-語法接口研究。據我初步抽讀，如下幾個方面頗具新意和特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其一，復合詞義觀——“認知組合性詞義觀”。我曾表達過這樣的看法：“傳統詞義觀沒有充分重視‘詞義’這個語言範疇的語言屬性，偏重於對詞義與客觀世界的關繫以及詞義生成的關注，較多地局限於詞彙層面就詞論詞，把詞的意義當作靜態的孤立體進行封閉式解剖，而較少注意它的多維性和外部聯繫，更忽視了對詞的組合特征的應有關注，致使對詞義缺乏整體認識，並且與運用脫節，給出的詞義信息對於語言理解和運用的作用有限，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一些困惑。”慶山正是為了解決這一重要問題，創造性地融彙前輩學者的多種詞義觀的合理思想，對詞義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審視，著力剖析和揭示詞義的實質，從而提出了“認知組合性詞義觀”。他認為“詞義結構是個具有顯隱性的三層復合結構，層是由三個要素——對像、屬性、屬性值——構成的隱性的認知結構；第二層是由三個要素——對像義、屬性義、屬性值義——構成的隱性的語義結構；第三層是由三個要素——對像詞，屬性詞、屬性值詞——構成的顯性的句法組合結構。”進而將其概括為由“三個結構（認知結構、語義結構、句法結構）；三組要素（對像、對像義、對像詞；屬性、屬性義、屬性詞；屬性值、屬性值義、屬性值詞）；兩種狀態（顯性、隱性）”組合而成的復合體。這種認識切合詞義所具有的多層次、多維向、多接口的特性，打通了詞義與客觀世界、主觀世界、語言形式之間的內在聯繫。無疑深化了對詞義的全面認識。
其二，詞義結構化。詞義的復雜性、多維性、模糊性、抽像性，決定了它難以描寫和把握。這也是人們對詞義望而卻步，致使詞義研究乃至詞彙研究在語言學各部門中一直發展滯後的重要原因。這也成為制約語言學及相關領域發展的一大瓶頸。筆者也曾在詞義的形式化方面做過嘗試，將詞義的內部結構切分為“主體意義”“關繫意義”“功能意義”三個層次和十個要素。2004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召開的第五屆漢語詞彙語義學研討會上以《漢語詞義微觀結構的切分與描寫》為題報告了初步框架，不意引起了計算語言學家董振東研究員、俞士汶教授、賴金錠教授（新加坡）的極大興趣，並期望我細化和完善模式、描寫漢語常用詞，為中文信息處理提供語言資源。無奈因長期被繁雜的行政事務壓身等緣故，結果不了了之，辜負了前輩的厚望，想來汗顏。而慶山則能迎難而上，不拘成說，努力發掘詞義的結構特征，別開生面地勾勒出了詞義的復合結構（已如上述），並進行了具體建模，為詞義描寫的結構化、模式化和形式化，提供了一種新範式，不僅具有理論意義，更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
其同構論。慶山基於繫統論和信息論思想，從宏觀視角對研究對像進行了全方位審視和關聯性考察，發現：“認知結構=信息結構=詞義結構=句法結構。認知、信息、詞義和句法四者是同構的，信息結構、詞義結構和句法結構都是認知結構的投射。”這也是非常有見地的看法，揭示了語言作為認知投射和認知工具、信息載體和交際工具，以及符號交融復雜體的內在繫統性和統一性。這為解釋和解決諸多相關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和思路。
其四，詞義結構-句法結構擴展說。在一般的觀念裡，語義（包括詞義）與語法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層面，兩者如何有機對接而實現表達？這是認識語言機制為關鍵的問題。自20世紀後半葉以來，許多語言學派都從自己的立場和視角出發，對此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共識有限。慶山在廣泛借鋻句法-語義界面理論、框架語義學、認知語義學、依存語法、生成詞庫理論等觀念和方法的基礎上，就詞義結構向句法結構的轉化機理問題，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指出：“詞義結構的要素可以賦值擴展，形成句法結構。這可以看作是詞義結構向句法結構的投射，也是詞義結構的句法實現，是詞義結構的句法形式化表達。”這一觀點的實質就是說，詞義結構通過“賦值擴展”，就質變為句法結構，從而有機貫通了詞義和句法兩個性質不同的層面，表明兩者深度交融，渾然一體。這可以看做是對語言遞歸性的進一步演繹，很具有啟發性。也可以說，這種觀點是對韓禮德所說的“詞彙是精微的語法”（慶山轉換為“詞義是精密的語法”）這一“語言學家猜想”做出的具體推演和闡釋。雖然還需要進一步驗證和深化，也有需要商榷的地方，但無疑為終揭示詞彙語義與語法的貫通機理，開闢了一條很值得繼續探索的途徑。
其五，虛詞意義的重構。過去普遍認為，虛詞與實詞性質不同，沒有詞彙意義（有的甚至表述為沒有實在意義），隻有語法意義。這就使得對詞的認識缺乏一致性，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會產生一些困惑（比如，既承認虛詞是詞彙成員，又說它們沒有詞彙意義，這本身就是悖論），甚至導致對虛詞的輕視。對此我也曾質疑過，認為語言是一種客觀存在，也與其他事物一樣具有客觀性，因而虛詞的意義所指也與實詞的意義一樣，也是“客觀實在”，但並未做具體的探討。慶山發人未發，指出“虛詞也可以有詞義球結構，虛詞的詞義球結構也可以按照實詞的詞義球結構模型進行描寫與建構”，並對漢語介詞、連詞和助詞的意義進行了繫統描寫和建模。這不僅深化了對虛詞的認識，而且增強了對詞彙繫統整體性的認識。
此外，本書對詞類體繫的重新劃分、對詞義球結構擴展與詞義活力及語法結構生成的關繫的闡釋、對部分實詞的屬性義知識本體的描寫等，也不乏精彩之處。恕不贅言。
當然，書中也還有需要商榷和探討的問題，例如關於詞義的具體界定問題、詞義結構描寫的普適性問題、所劃分的詞類體繫與其他層面的兼容性問題等，都有必要進一步深思、驗證和完善。
總之，意義是語言的核心，語義-語法接口是語言運行機制的樞紐，對此我們還知之不多。無論是出於理論的追問，還是現實的需求，都亟待揭開其神秘的面紗。由此可見，慶山矢志不渝的探索，意義不言而喻。該成果不僅僅在語言理論上增添了一說，而且對於語言教學、自然語言處理和理解、機器翻譯、詞典尤其是學習詞典的編纂等語言應用，都不無價值。“詞義球結構”理論雖然目前還不盡成熟，但以慶山的勤勉和執著，一定會得到不斷完善。這既是筆者深信不疑的預言，也是熱切的期待。

趙世舉
2020年6月12日於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