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緒說  ………………………………………………001

第二章 字的形態與意義  …………………………………019

第三章 字音的變化  ………………………………………033

第四章 復詞的組織  ………………………………………047

第五章 詞性及其活用  ……………………………………065

第六章 實數與虛數  ………………………………………082

第七章 遣詞的方法  ………………………………………092

第八章 句子的構成式  ……………………………………124

第九章 句子的變化  ………………………………………137

第十章 明喻、暗喻和寓言  ………………………………157

第十一章 誇飾  ……………………………………………168

第十二章 大名與小名  ……………………………………177

第十三章 造句上應注意的事項  …………………………187

第十四章 章篇的安排  ……………………………………213

第十五章 開端與作結  ……………………………………228

第十六章 動作的描寫和感情的抒發  ……………………242

第十七章 題目的研究  ……………………………………259

第十八章 寫作的準備  ……………………………………269

第十九章 文章流變（上）  ………………………………281

“文章”兩字的本義，即“彣彰”，是文彩的意思。《考工記》：“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許慎《說文解字》中也說：“文，錯畫也；像交文。”都是解釋作文彩的，後來引申作“文辭”講，和“文采”兩字一樣。《禮樂記》：“廣其節奏，省其文采。”《疏》：“文采，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色文采。”而司馬遷《報任安書》中亦作“文辭”解：“文采不表於後世。”現代所用，都是它們的引申義。
  

   “文采”“文辭”“文章”三者的意義是相近的。《史記?孔子世家》：“約其文辭而指溥。”杜甫詩：“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文章是代表語言的，所以也可以稱作“文辭”。《論語》中說“辭達而已矣”，即以辭代“文章”；《左傳》中也有“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的話，它將“言”和“文”混在一起講，可見文章和語言關繫之密切了。我以為三代以前言語和文章一致，語文並不分途，這也是一個證據。

由此看來，文章和天分有關，也和個性有關。清代主張“性靈說”的袁枚，便以為鄉民村女所哼出的歌辭，有的也是“絕妙好辭”，並不是一定要博學通儒纔能夠做出來的。他說：“有讀破萬卷不得其閫奧者，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二句，雖李杜復生，必為低首者。”照他的話看來，我們不必學做文章而寫出來的一定非常佳妙了。但是這又不盡然。我們不是天纔，不能舍棄了規矩方圓而單重靈感，因此，也不能忽略於作文方式的探討的。

古人常常以為文章之道是非常奧妙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隻可意會，不可言傳”。古人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為什麼在他們眼光裡看來，文章是如此神秘的東西呢？這不外乎兩個原因。

，因為他們作文的目的是學古，脫離了現實而專擬古人，便難以逼真，不能逼真，便慨然興嘆，說文章之不易做了。揚雄在他的《解難》中說：

昔人有觀像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乃玉乃金。

因為“昔人之辭，乃玉乃金”了，便不得不造《法言》來學《論語》，造《太玄》來學《易經》。《法言》中又說：“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也是這個意思。明代是專事擬古的時期。王世貞在他的《藝苑卮言》中提出他的模仿論道：

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然耳。記聞既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攪擾，驅斥為難。若摹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宛露，非斲輪手。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詠之，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由林，絕跡大漠，豈不快哉？

這種刻意求古之說，明代為盛行，所以清代侯方域的《壯悔堂文集》評論他們：

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似矣；卒以謂唐宋無文，則可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矣。

第二，以為文章是“敷贊聖旨”的工具，因此文章便成為一種至高無上的東西，而“神而明之”了。“敷贊聖旨”之說，始於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中說：

敷贊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群其本源，莫非經典。

到了唐代，韓愈乃益張其說，以為“愈所能言者，皆古之道”，“文宜師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新唐書?藝文志》中也說他“擩嚌道真，涵泳聖涯，韓愈倡之”。

宋代歐陽修也有類似此種冠冕堂皇的話。他在《答吳充秀纔書》中說：

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後世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

南宋真德秀有《文章正宗》以“窮理致用”為文章的功用。“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清代方苞倡“古文義法”之說，更強調了這種傳統觀念。他《與申居謙》一書中說：

古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為偽。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茲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後世文士之所可比也。

自從韓愈以後，這種觀念直深入於人心。即自以為較方苞眼光廓大的曾國藩，也不免有此成見。這也和帝制時代的環境很有關繫。他說：

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

自古迄今，一直相傳，認為這種說法是顛撲不破的大道理。因此認為做文章是一件非常艱深、偉大的工作。因為這種工作是和聖賢之道有關繫的。

由於上面兩種原因，文章變成為至高無上而神妙莫傳的秘寶。於是字字就有其出典，語語求其神似古人的語氣。文章既然和語言有密切的關繫，便應該和它發生聯繫，為什麼還要唯古是求？為什麼一定要使它成為“贊聖”“載道”“窮理”的工具呢？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中說得好：“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兇、賓、嘉，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唐劉知幾的《史通?言語篇》中有更精闢的意見：

夫三傳之說，即不習於《尚書》；兩漢之制，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時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即遍摹《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

他所論言語文章之關繫，甚為明確。從此可知專事學古的不應該了。

現代通行的是語體文，可是報章、公文還都通行文言。當民國四五年，《新青年》上登載著許多爭辯的文章：有人主張仍用文言文，有人卻以為非加改革、用語體文不可。現在語體文已奠定了根基，許多人都將這功勞歸培、胡適、錢玄同諸人。胡適又有《白話文學史》的創作。可是隻有上冊，隻談到唐代，而忽略了宋代以後的演變；同時他隻注意到古代平易的文章，以為平易便算是白話。其實語體文之所以成立，全是語文能一致的緣故。

我疑心三代以前是語文一致的。如《尚書》所載完全是佶屈聱牙的文章，而秦漢之文反較《尚書》為平易；這決不是中國文化的倒退，大抵《尚書》所載，完全是當時的口語，所以變成佶屈聱牙了。司馬遷的《五帝本紀》之中，大抵是翻譯《尚書》；也許因為純寫當時口語，漢代人不易明白，又或嫌它不文雅，所以改譯了。又如《論語》中所用的助詞，又與後來文言文所用的方式不同，大約這也是依當時口語來寫錄的。

…………

我們敘述白話文的開端，似乎應該從宋朝說起。宋代白話文的通行，的原因是雜劇講史的盛行和理學的勃興。

雜劇必須道白；在唐代隻具雛形，而在宋代纔成立。既有道白，那末，寫錄時一定得將道白一起寫下來，不容翻譯成文言。這便是實實在在的口語了。可惜在現代宋雜劇的本子不能找到。所記錄的，大抵已是文人翻譯過的。所謂講史，類似今日之說書。說書當然是口語而不是文言。所以明郎瑛的《七修類稿》中說：

小說起宋仁宗……故小說得勝回頭之後，即雲“話說趙宋某年”。

即就現在所存的《宣和遺事》而言，是口頭語後來稍加潤色的，與唐代的傳奇大不相同，如：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去大內門直上一條紅綿繩上，飛下一個仙鶴兒來，口內銜有一道詔書，一員中使接得展開。奉聖旨：宣萬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著金字牌，喝道：“宣萬姓！”少刻，京師有似雪浪，盡頭上載著玉梅、雪柳、鬧蛾兒，直到鼇下山看燈。

此外說話之本，如《京本通俗小說》，較唐代小說冗長，且更多曲折，起首雖然好引詩詞，而內容文字卻是語體。此外如《古今小說》《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西遊記》（非吳承恩所作者，本收於《永樂大典》中）等等，也可以說是語體的作品。

為什麼宋代小說突然會有語體寫的？這一半也是戲劇的發達與說書的盛行，但一半也是承唐末五代的風氣；不過在宋代始有明白可考的證據罷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說：

清光緒的時候，敦煌千佛洞的藏經纔顯露，大抵都運入英、法，中國也有拾其目錄藏京師圖書館。書為宋初所藏，多佛經，而內有俗文體的故事數種，蓋唐末五代人抄。如《唐太宗入冥記》《孝子董永傳》。秋胡小說則在倫敦博物館，伍員入吳故事則在中國某氏，惜未能目睹，無以知其與後來之關繫。

宋代以帝王而喜平話，這也是平話能盛行、能保留到現代的緣故吧。

宋儒理學盛行，而有“語錄體”，以為“工文則害道”，所以用平凡的俗語來解釋大道的。《唐書?藝文志》已有《神清參禪語錄》。學者都重口語的實錄，因此白話文便通行。但是錢大昕卻反對道：

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

而當時宋儒，也確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的語解嘲的。其實，用口語作文章，宋儒也不必解嘲，後人也不必詬罵。宋儒使語體遺留下來，使口語與文章一致，他們的功勞，當在說述儒理以上。茲舉陸像山語錄做例：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卻似個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的人，不陷事中。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即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為學即讀書，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是“假寇兵，資盜糧”。

因為上有學者的提倡，下有民間的擁護，因此方纔打定了語文一致的基礎。其後每一代的文學，差不多純以語言為根據的曲雜劇的道白是語體文。如《梧桐雨》第四折高力士的自白：

咱家高力士是也。自幼供奉內宮，蒙主上抬舉，加為六宮提督太監。往年主上，悅楊氏容貌，令某取入宮中，寵愛無比，封為貴妃，賜號太真。後來逆胡稱兵，偽誅楊國忠為名，禍連貴妃。主上無可奈何，隻得從之縊死馬嵬驛。今日賊平無事，主上還國，太子做了皇帝，主上養老，退居南宮，晝夜隻是想娘娘，今日教某掛起真容，朝夕哭奠，不免收拾停當，在此伺候咱。

又如南曲之道白，也是純粹的語體，如《琵琶記?喫糠》中一節：

（旦）公公，休說這話，請自將息！

（外）媳婦，婆婆死了，衣衾棺槨件件皆無，如何是好？

（旦）公公寬心，待奴家自去措處。

（末扮張太公上）“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適間聽得蔡家老夫婦兩個疑惑他媳婦趙五娘背地自己喫了甚麼東西，及至去看他，卻在那裡喫糠。兩個老的見了，心中痛傷起來，一時都害了病。我不免去探視他一遭。

（見旦，呼介）五娘子，你為什麼慌慌張張？

（旦）大公！奴家的婆婆死了。

（末）唉！你婆婆死了，正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如今你公公在哪裡？

（旦）在床上睡著。

（末）待我去看他一看。

都是語體。不過唱詞仍是文言罷了。現在通行的章回小說，如《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紅樓夢》《鏡花緣》等等也是無往而非語體。清代也有遙續唐代傳奇、晉代志怪的文言小說，如《聊齋志異》等等。又在清代末年，林紓以古文翻譯西洋小說。但是語體文的潮流已一發而不可遏止；即本來的參雜文言的語體文，也在摒棄之例，雖然民國十幾年中，也曾通行過蝴蝶鴛鴦的文章。

現代之所以倡行新文藝新的語體，一半也由於先哲的鼓吹。王充就說：

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

顏之推《家訓》引瀋約的話也說：

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

而鐘嶸更明目張膽地反對用事和聲律：

至於吟詠性情，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這是反對用事的話。他又反對聲律道：

古曰詩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也？……餘謂文制本須諷誦，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足矣。至於平上去入，則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閭裡已具。

…………

其後金和、黃遵憲在詩中創我寫我口之風。清末，譚嗣同又力言文章之革命。他說：

古而可好，何必為今之人哉？

梁啟超也極力反對桐城古文，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於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偶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加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軍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頗有一種魔力焉。

這正是文章革命的先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