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Contents

一開頭語 001
二從文字到文章 007
三古文•駢文•八股文 021
四白話文及其他 043
五關於文體 056
六句讀和段落 066
七向書本學習還是從生活提煉 076
八題材的搜集和主題的確定 090
九字和詞•土話和成語 099
十句子的構造和安排 115
十一明喻•暗示•借代•比擬 130
十二鋪張和省略 142
十三怎樣寫會話 152
十四所謂“文氣” 167

序一
對於語文，我是一個門外漢。但因為當過中學國文教員，平日又弄弄文藝，書店就把寫這本書的約定，推到我的頭上來，我當時隨口答應，一寫，這纔知道並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要弄得好，參考探求，非有充分的時間不可。在這激蕩的時代裡，我又苦於未能閉門潛修，雖承書店一再把限期放寬，但粗率和淺陋的地方，是難免的，也許我自己倒先得被送進文章病院去。
然而我想，雖然出諸病人之口，這所談的，總還不失為健康之道吧。
在這一部小書裡，上編六章，偏於敘述，下編八章，專談作法。我的企圖，是要使讀者對文章先有一點認識，然後再從這一點認識出發，來研究寫作的方法，這樣，不但易於入手，而且也可以把握住問題的中心，不至於說來說去，還是摸不著頭腦了。
我知道有些教師在講書的時候，目不離書本，口不脫道義， 是十分嚴肅的，有些著作家在執筆的時候，出入揚馬，吐納莊騷，也是十分嚴肅的；我雖然站過講臺，弄過筆頭，卻自知和他們的距離之遠。無論教書寫稿，在我都十分隨便，隻要聽者或是讀者有興趣，我總希望因此也可以使他們得到一點益處，開門見山，如此而已。
唐弢
1939 年4 月

序二 
這是我二十七歲時寫的一本小冊子。
1939 年，散文家陸蠡（聖泉）為巴金、吳朗西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編一套叢書，作為青年們的課外讀物。陸蠡身材矮小，一目失明，說話口訥，可以說其貌不揚，但他的靈魂是美麗的，他寫過許多詩一樣漂亮的散文，如《海星》《竹刀》《囚綠記》等，我非常愛讀；他為人鯁直，做事認真，沉默寡言，言無不信，這一點尤其使我傾倒。我們因文字之交而開始來往，談得十分投合。陸蠡約我為叢書寫本小冊子，不限於文學創作，而要多講一些普通青年應當注意的語文方面的知識。我不假思索，一口答應了下來。
那時因為生活關繫，我在三個學校裡講課，學生要求多講一些課本以外的材料，手頭沒有藏書，我天天跑圖書館，在不大有人過問的冷庫裡找線裝書，一點一滴地摘錄。偏偏家裡又有病人需要照料，提筆時不免分心，因此進度很慢。其時代表陸蠡常來我家的，是翻譯家雨田（許粵華），一來慰問病人，二來聯繫稿子。她是個熱情而又能干的人，記得魯迅先生生前誇獎過她。雨田並不催促我，勸我慢慢寫，她告訴我：叢書集十二本，每本三四萬字，已經約定的有楊剛的《公孫鞅》、朱洗的《一塊蛋糕的故事》、湯心豫的《房屋與路》，文學作品有王統照的《遊痕》、蘆焚的《無名氏》、李健吾的《希伯先生》、巴金的《旅途通訊》等。我的《文章修養》字數多，打算分成兩冊。這樣，我將漫談文字知識和演變經過的前六章，編成上冊，於9 月間出版；下冊八章，專談作法和修辭，直到11 月纔問世，恰值家庭遭到變故，陸蠡寫信給我，我心裡隻有漠然。
《文章修養》於1941 年1 月印成合訂本，接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憲兵東闖西撞，橫行一時，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存書全部都被抄沒，陸蠡也遭扣留。一去之後，杳無消息。我曾到處打聽，還是沒有下落。世界看起來依然是那樣平靜，安詳，蒼蒼者天，茫茫者地，卻從此不見了我們的詩人的蹤跡。
一轉眼四十年過去了。建國以後，多次有人勸我將《文章修養》改訂重印，為了紀念陸蠡，確實有印它一印的必要；但我深恐舊作草率，不合於今天青年的需要。1976 年，一位在福州的作家對我說，他是讀了《文章修養》以後，這纔走上創作的道路的，前年，又有一位魯迅研究者告訴我，他讀我的本書便是《文章修養》；還有一位新聞記者，從舊書攤裡買到《文章修養》的上冊，附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送給我。這些都使我十分感動。但有意義的是：雖然這些朋友的成功主要出於他們自己的努力，但也從而得到證明，我的這本小書，看來還沒有貽誤青年。因此，當朋友們提議把它重印，作為輔導讀物的時候， 我又像當年對待文化生活出版社一樣，不假思索，一口答應了下來。
趁著近因心髒病住院治療的閑暇，我將原書重讀一過，對有些詞句做了修改，覺得許多問題，在書裡不曾展開論述，缺點很多；好處是談知識，談技術，讀起來沒有流行的“八股氣”， 而且現在要我再寫這樣一部書，恐怕也不大可能了，因為我已經沒有這許多參考書。“初生之犢不畏虎”，當年確實不大懂事，鬥膽執筆，以文字論，也許自己倒先應當被送進文章病院去。就是修訂本也難避免，我在這裡向讀者深致歉意，並且想重復原書序文裡的一句話：“雖然出諸病人之口，這所談的，總還不失為健康之道吧。” 
古人說：“一生一死，乃見交情。”這話我擔當不起。值茲《文章修養》修訂重印，能與今天的青年見面之際，寫這幾句， 以為故友陸蠡的紀念，我想，或者不是沒有意義的吧。
1980 年4 月25 日於北京阜外醫院

一開頭語
從前，在給孩子們讀的所謂訓蒙書中，有一部《神童詩》，顧名思義，當然是一些天纔兒童或者是關於天纔兒童的作品了，那開卷首道：
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皇恩浩蕩”，這算是替讀書人捧場的作品，自然，它是具備著麻醉的作用的。自從學制改革以後，學校裡不再讀《神童詩》了，但年輕的朋友們一看見文學家之流，總還是伸長頭頸，歆羨不已，仿佛他們真是在“萬般”之上的“英豪”一樣，因此對於文學家們賣弄纔情時的出品——文章，也總是另眼看待，好像“高”過於農夫的糧谷，工人的器具似的。
我想，這大概就是“右文”的結果了。
但讀書人的對於文章的見解，卻是並不一樣的。譬如曹操的兒子曹丕吧，他在《典論•論文》裡，說是“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好像比他的皇位和性命還可貴，然而他的弟弟曹植卻又反一調，他很看不起文章，在給楊德祖的信裡，就這樣說：“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這幾乎是對文章咬牙切齒，可以和吳稚暉的“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文學論相媲美。但有人說，子建實在是違心之論，因為他的文章做得好，在政治上不得志，所以就發起牢騷來了。
這意見是對的。但文章的不被重視，卻也並非全由於牢騷。秦漢的經學家招收門徒的時候，“文章之士，不得行束修之禮”；顏之推在《家訓》裡，還羅列了許多文人的缺點，以為“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要子弟“深宜防慮”。劉摯在訓兒孫的時候，也以“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文人，無足觀矣”相戒，可見在這一個派繫下，是都看不起以詞藻見稱的文章的。
至於站在曹丕一面，替文章講好話的例子，卻更多。宋朝的黃魯直說：“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自然，這是反對派的意見，但也可見那時候的風氣的所在了。
崇尚文章的風氣，並非到了宋朝，這纔盛行的，其實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統治階級常常把文章當作變戲法時的巾帕：掩蓋缺點，粉飾太平。所以在所謂聖明之世，皇帝要錄用一班詞臣，叫他們逢時逢節，專來做一些歌頌的文章。至於那些詞臣呢，恩寵所在，樂於就範；飲水思源，當然把文章的地位越捧越高，載道言志，沽名贏利，終於變成無往而不利的東西了。
然而“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曹丕派的主張也仍舊很流行。所以魏晉六朝的文人，寫好了一部著作，輕易不肯示人，他們背著鍤鋤，把自己的著作當作寶貝一樣，去埋在深山的石窟裡，說是要“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留給千百年後的知己。他們大概是相信不朽說的。
不過無論是毀是譽，通過文人的筆頭，文章卻還是不斷地產生出來，充滿了所有的典籍。
為什麼大家在應用之外，又都愛寫起文章來呢？除了名利的觀念外，還有一個基本的原因，這就是：表現的欲望。
人類大抵都有著表現的欲望，用文字的技巧來實踐這種表現的，這就是文章了。因此文章多半是時代的產物，是現實生活裡動人顯明的片段，含有社會的教訓的意義。它不僅表現生活，而且還促進生活。人們從現實生活裡汲取材料，經過主觀的洗煉，這纔反映到紙上來，所以，文章的好壞，往往決定於作者的意識和態度。空想固然成不了大事，僅僅把材料堆積起來，也同樣算不得文章的。
然而，什麼纔是鍛煉作者的意識和態度的熔爐呢？我將毫不遲疑地回答：生活。
明白了文章和生活的關繫，這纔不至於把它捧上天空裡去招搖，或者放到腳底下來踐踏了。正如文學家也是人一樣，文章也是人世的產物，我們應該把握的是它的對社會的意義，什麼留傳一己的聲名，敗壞個人的德性之類，都是些牛角尖裡的高論，仔細想來，是不值一笑的。
但文章也自有它的力量，高爾基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一本書——一件這樣簡單而又親密的東西——本質底地，是宇宙間偉大而又神秘的奇事之一。有些我們不相識的人，時或講著一種難懂的語言，於幾百裡外，在紙上描畫了一種點劃或是類此的符號的多樣的組合，我們把它叫作文字，當我們看著它的時候，我們這些和原書著者本是疏遠的陌生人，神秘地了解了一切語言、見解、感覺、想像的意義；我們驚奇於自然風景的描寫，欣喜於詞句的美麗的節奏，語言的音樂性。激動至於流淚、憤怒、夢想，有時候甚而對著這混雜地印刷著的紙張失聲而笑，我們理解了和我們同族的或是異國的精神的生活。在人們向著未來的愉快和權力走去的途中所創造的一切奇跡裡，書籍恐怕要算是為錯綜而又有力的一種了吧。
這雖然說的是書本，但也可以移給文章的。
因為文章具有著這樣的力量，所以人們不但寫文章，而且也開始研究起文章的寫法來。古之《文心雕龍》《讀書作文譜》，現在的修辭、作法之類，就都是適應這一種需要的。不過現有的書籍，大抵都偏於技巧方面的討論；我以為要研究一樣東西，必須對這東西的本身和縱橫各面，先有比較深切的了解，所以在這一部小書裡，我就首先騰出一點地位來，對文章的各方面作一番敘述，然後再來討論作法。我想，這或者不至於徒勞的吧。
聽說魏晉之間有一種規矩，一個人如果去拜訪名流，見面的時候，先要發一番宏論。說得中聽，主人就會延至上座，待作貴客，如果說得不對，那就要遭遇倨傲的待遇，被擯到屋外去。我的這幾句開頭語，就算作見面禮，但這自然不是“宏論”，諸君如果以為說得不對，那麼，我就先坐到屋外去吧。
倘以為還可以聽聽，則請花費一點辰光。我將像古代希臘的阿德（Aëde）一樣，彈起破碎的豎琴，先來為諸君講一點古老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