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第一章 導 論 / 1

第一節 我的人類學經驗 / 2

第二節人類學發展的歷史背景：西方文化的世界性拓展與他者 / 14

第二章 社會的概念與理論 / 20

第一節 人類學與社會學在知識論上的基本差別 / 21

第二節 社會科學興起的背景 / 23

第三節 社會的理論 / 25

第四節 結 語 / 45

第三章 文化的概念與理論 / 47

第一節 文化與文明 / 47

第二節 美國人類學的文化概念與理論 / 48

第三節 歐洲人類學的文化概念與理論 / 55

第四節 結構馬克思論與政治經濟學下的文化觀 / 62

第五節 文化結構論與實踐論 / 66

第六節 沒有大理論的時代 / 72

第七節 結 語 / 77

第四章 田野工作的理論與實踐 / 79

第一節 人類學的田野工作 / 80

第二節 人類學家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不平等關繫 / 87

第三節 結 語 / 93

第五章 親屬、社會與文化 / 95

第一節 為什麼從親屬開始談起？ / 96

第二節 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回答：非洲繼嗣理論與東南亞的聯姻理論 / 101

第三節 什麼是親屬？ / 107

第四節 親屬與經濟 / 113

第五節 親屬是文化的建構與實踐 / 118

第六節 結 語 / 124

第六章 性別人類學研究 / 126

第一節 傳統人類學對於性別課題的探討 / 126

第二節 女性研究與女性人類學的興起與發展 / 127

第三節 性別人類學的代興 / 134

第四節 展演理論下的性別研究 / 140

第五節 結 語 / 146

第七章 政治與權力 / 148

第一節 結構功能論：組織性的功利主義式權力 / 149

第二節 交易學派：個人理性選擇的功利主義式權力 / 150

第三節 緬甸高地諸政治體制的挑戰 / 152

第四節 結構性權力 / 154

第五節 東南亞民族志：像征性或文化性權力 / 158

第六節 各種權力交錯的實踐 / 162

第七節 權力的心理詮釋 / 164

第八節 結 語 / 167

第八章 國族主義與族群 / 169

第一節 民族國家與國族主義 / 169

第二節 族群研究 / 177

第三節 結 語 / 186

第九章 經濟與社會 / 187

第一節 經濟人類學的基本研究課題 / 187

第二節 實質論與形式論的爭辯 / 190

第三節 資本主義經濟之外的另一種可能：禮物經濟 / 192

第四節 現代化理論與經濟發展 / 195

第五節 鄉民經濟 / 198

第六節 結構馬克思理論 / 202

第七節 政治經濟學 / 206

第八節 結 語 / 211

第十章 經濟與文化 / 212

第一節 文化經濟學 / 212

第二節 物質文化與消費 / 219

第三節 文化實踐、生活方式與心性 / 223

第四節 結 語 / 227

第十一章 宗教、儀式與社會 / 229

第一節 宗教與社會 / 229

第二節 儀式與社會 / 239

第三節 結 語 / 251

第十二章 思考模式 / 252

第一節 主智論與思考方式 / 252

第二節 文化相對論 / 262

第三節 基本文化分類概念 / 265

第四節 結 語 / 269

第十三章 文化與心理 / 271

第一節 美國心理人類學的發展 / 272

第二節 個體主體性的再興 / 277

第三節 認知人類學 / 279

第四節 情緒人類學 / 285

第五節 結 語 / 290

第十四章 文化與歷史 / 292

第一節 反歷史的現代人類學傳統 / 294

第二節 民族志基礎與民族歷史學 / 295

第三節 歷史事件、結構與實踐 / 298

第四節 歷史性、時間與記憶 / 303

第五節 歷史的文類 / 305

第六節 結 語 / 309

第十五章 人類學與社會實踐 / 311

第一節 人類學知識、社會文化脈絡與社會實踐 / 312

第二節 社會實踐的追尋：一個人類學者的體驗 / 318

第三節 結 語 / 327

附錄一 譯名對照表 / 331

附錄二 引用文獻 / 341

這本書並不是給一般初學者的入門書，而是論述筆者對於人類學的主觀看法，故並不是試圖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來介紹人類學，而是透過個人的親身體驗、反省、實踐等，勾畫出筆者對於人類學的特殊理解或看法，比較接近貝亞蒂耶（John Beattie）所寫的《異文化》或利奇（EdmundLeach）的《社會人類學》，所以特稱之為“反景入深林——人類學的觀照、理論與實踐”。故我鎖定的主要讀者為碩、博士班研究生或大學部高年級學生。

第一，這裡所說的特殊理解或看法，主要是指個人因特定歷史情境下的成長過程與經驗，影響自己對於人類學生涯的選擇，也影響了自己對於人類學研究對像、課題與解答方式的選擇。當然，研究對像本身的性質也會對研究課題與解答方式有所影響，但無可否認，作為一個非西方文化下成長的人類學者，面對從西方所發展出來的學問，筆者還是無法否認西方人類學的優越性而不可避免地去學習，甚至接受其成果，並受到影響。但這並不表示這接受是沒有選擇性的，事實上，正好相反；人類學知識的特色之一便是透過被研究對像的特性來反省並剔除已有知識理論中的文化偏見，特別是資本主義文化的偏見，而有所突破。這對於非西方文化下的人類學發展特別重要，因這有助於非西方社會的人類學在當地得以有效的發展。故本書明顯不同於西方人類學者所寫的導論之處，便是盡可能突顯它如何剔除已有知識理論中文化偏見的知識特色。否則，我們隻需好好翻譯一本西方學者的導論書便可。

第二，這本書在論述過程中，除了引用人類學古典的研究成果或民族志例子外，將盡可能地加入華人的民族志研究成果。這除了可增加讀者的熟悉感外，最主要的還是凸顯出本地人類學家的關懷與累積，以及中國各種社會文化的特性，有助於人類學知識在華人社會中生根，並作為華人人類學與國際人類學銜接的橋梁。雖然如此，筆者還是盡可能保留其他文化區重要的民族志，以提醒讀者，人類學所具有的全人類社會文化視野，正是建立在對各文化區不同文化特色的掌握上。書中將以不同的字體與類似引用段落來簡要記述某個民族志或某個研究的主要重點內容，並標示其大概的地理位置，勾勒出不同人類社會文化的分布。當然，這類重點內容均是筆者主觀選擇摘要的結果。其中外國人名、地名與書名，已有一般慣用的譯名者則沿用之，無慣用譯名者則另行翻譯，但為免讀者無法辨識，書後附有譯名對照表。

第三，為了便於讀者掌握每章的主要論點與討論，在每章開始，以另一種字體簡單摘要該章的主要內容，讓讀者更易掌握整章的討論。而所有章節與內容的選擇，多少反映出筆者心中“社會”與“文化”的圖像及個人的限制。特別是在外國語文能力上的限制，使得本書所指的國際學界，幾乎隻有英語學界，即使包括英譯的其他語言著作。這限制隻有待未來有人能夠克服，而寫出更周延的作品來取代了。

第四，雖說本書是筆者個人對於人類學的看法，但在有限的篇幅內，不可能也不必要將筆者所理解的全部主要領域都涵蓋在內，隻能選擇性地就書中提及的有限主題來談。像法律、藝術文學或美學、語言、都市、醫療或醫學等等多少已成為人類學分支，甚至已是有專業人類學刊物出版的領域，往往

學者推薦：

《反景入深林》是黃應貴先生為高階學生撰寫的一部人類學通論作品。該書覆蓋了社會文化人類學百年來的主要研究議題、理論視野、研究方法，提供了豐富的研究案例。作為一位傑出的華人人類學家，作者既有精深的定點研究，又有廣博的世界視野，更有不凡的治學經歷。這部著作內容充實，文字易懂，是一部上乘佳作。

——梁永佳（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

“人”易寫，但難做。《反景入深林》讓人嘆為觀止地穿透人類學經典，既深刻詮釋了不同社會文化對人的涵養，又清晰呈現了理論反思的多樣視角；既是專業寫“人”的上乘“秘笈”，也可作常人思考人之何以為人的指引。

——譚同學（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這是一本從本土研究經驗出發，以人的存在境況為觀照的人類學理論導讀。黃應貴先生結合自身的田野工作與人生經驗，以細膩、生動的筆調，勾勒出人類學理論發展的基本脈絡。本書字裡行間充滿對何為理論、理論何為的實踐與反思，以及以日常之思，洞察人心人性，探尋人類可見未來的智識追求，是中文世界不可多得的佳作。

——段穎（中山大學人類學繫教授）

知人者論人。黃先生持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展示了文化人觀分析的理論脈絡，歷久彌新。這與當代多維視野民族志中的物觀、技觀、纏繞觀和本體觀等共同交織，讓人類學之眼不斷變動，讀者可借以體察世界，直逼真我，去讀田野這本讀不完的書。

——黃志輝（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第十五章  人類學與社會實踐：第一節  人類學知識、社會文化脈絡與社會實踐）

一、人類學知識的特性

從上面各章的討論中，我們可以清楚認識到人類學知識的特點。第一，在人類學領域中，新研究課題的出現，一方面是為了解決先前研究未解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面對著社會新浮現的現像。在人類學史的發展上，格盧克曼的衝突理論（第十一章）或利奇的擺蕩理論（第七章），均是為了解決功能論或結構功能論假定社會為穩定平衡的限制所發展出來的新理論。結構馬克思論或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則是為了解決先前結構論或像征論無法解釋社會文化改變的動力，以及尋找第三世界淪於低度開發乃至於依賴性發展的理由。1980 年代開始具有很強支配性的實踐論，則是為了解決之前人類學理論知識所產生的客觀論與主觀論、結構與能動性、外在因素與內在因素、持續與變對立的觀念所造成的限制，並面對過去被忽略的人之主體性而發展出來的新理論（第三章）。

除了學科內部知識的進展之外，我們也看到：人類學史上許多新理論的產生，是為了正視新的社會現像與問題。這種傾向在學術知識的先驅者身上特別顯著，如博阨斯之所以發展人類學，目的之一即在於面對美國日漸嚴重的種族偏見問題；馬林諾夫斯基和莫斯均不滿於資本主義經濟所帶來有如“鐵籠”（iron cage）般的負面影響，而追求烏托邦理想於前資本主義社會；1980 年代中葉開始風行的後現代人類學，更是因應後工業社會的全球化發展趨勢造成人、物、資金、資訊等流動頻繁，文化混合，邊界消失，以及自我認同的不確定等現像與問題，而產生的新潮流。雖然，上述兩個不同的主要動力，在每個國家人類學發展的不同階段上，重要性與決定性有所不同，但可以觀察出共同的趨勢：由客觀的社會層面進展到主觀的文化層面，乃至於晚近深層心理的非理性層面等。

第二，新的人類學知識理論的發展，不僅是為了解決之前研究所留下來未解的問題與面對新浮現的現像，也在剔除原有理論的文化偏見，以便更有效地凸顯文化的特色或差異。如：衝突理論與擺蕩理論是在剔除原有功能論或結構功能論假定社會是穩定平衡的偏見後，纔能有效凸顯中非洲早經殖民統治而造成的傳統與殖民文化間的衝突，以及東南亞社會因婚姻機制造成結構在不同社會類別間擺蕩的特性。再者，如奠基於美拉尼西亞研究所提出的“社會性”（sociality）概念，是剔除原有社會理論假定了社會有清楚界限的限制，纔能有效凸顯其社會範圍的流動性。而亞馬孫地區的情緒研究，必須先剔除以往理論假定了社會秩序是建立在制度或理性上的前提所造成的限制，纔能有效凸顯這地區是如何通過非理性的深層心理機制來建立和維持社會秩序的特色。換言之，到目前為止，國際人類學知識理論的突破，往往是建立在對被研究社會特色的掌握和有效呈現上。而這樣的突破，往往又是以剔除已有知識理論所隱含的文化偏見為前提。

第三，要達到上述兩個目的，人類學知識理論的建構不僅強調了被研究者的主觀觀點與整體性，更是通過全人類社會文化的參照與定位而來。如此使得各個個案研究成果，得以累積並構成全人類共同的知識。換言之，這種共同的人類學知識特性固然是建立在研究者對於被研究對像的主觀觀點有足夠深入和整體性的掌握之基礎上，更必須通過全人類社會文化的參照，纔能有效地凸顯出其獨特性。也因此，一個成功的人類學者不僅要能深入了解人類學知識理論與被研究對像的特性，更必須具備全人類社會文化的民族志知識或圖像，纔能有效地為被研究文化的特性定位。正是這種視野，使得一個成功的人類學者雖然研究的隻是某個時代某個地方的少數一群人的文化，卻往往能夠有效而深入地再現特定時空下人的心性（或精神與思考方式），以至於對其他學科的研究能有所啟發。事實上，也隻有在這樣的視野下，我們纔可以了解為何這種共同的人類學知識，不僅能夠用於理解和處理各時代所面對的各種不同現像與問題而有其社會實踐的一面，更足以用來培養學習者的個人視野，而成為社會人文學科的基礎訓練之一，甚至能使學習者了解自己。

二、人類學知識的性質與社會實踐

正因為人類學知識有上述的特點與發展過程，不同時期人類學知識的性質也就不同，自然隱藏或產生不同性質的權力關繫，並采取不同的社會實踐方式。比如，經驗論或實證論科學觀下的（結構）功能論或文化與人格理論，往往認為（人類學）知識便是真理，因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現像與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在這些理論背後之科學觀的影響下，人類學者從事社會實踐時，往往是以社會的病理學家自居，意圖直接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像米德有關薩摩亞青少年研究雖是依據心理分析理論而來：青少年問題往往是與兒童教養方式有關，但在當時的經驗論科學觀主導下，她的研究結果在美國社會所造成的回響，便是改變兒童教養方式以紓緩嚴重的青春期叛逆問題。對於結構馬克思論或政治經濟學的人類學者而言，人類學知識往往在探討現像背後的結構關繫，尤其關注沃爾夫所說的結構性權力（Wolf 1990，1999）。因此，結構馬克思論者的社會實踐，便是推翻已有的社會結構，而從事革命來推翻既有的體制遂成為唯一的選擇。這也是為何沃爾夫特別稱贊20 世紀第三世界的農民革命（Wolf 1969）。a 後現代理論人類學者，強調“論述”本身便是在塑造真實，故“論述”本身便隱含了一種福柯所描述的在現代國家宰制下無所不在的權力，或格爾茨所說的文化性權力。在這種理論關照下，社會批判便是一種實踐。人類學的發展研究或發展人類學，在後現代理論（特別是福柯）的衝擊下，幾乎著重在第三世界或“發展的凝視”（thedevelopment gaze）如何形成而塑造出發展者、受害者和發展的能動性間的結構關繫，以為執行發展計劃與政策的架構與依據。因而使原來強調社會實踐的研究成了“發展的論述”（discourses of development）。事實上，不僅不同時期的人類學因知識性質的不同，隱含不同的權力關繫，而導致社會實踐的不同看法與方式，更因每個國家的歷史情境與社會文化脈絡的不同，使得社會與學術界的關繫面貌各異，更直接影響人類學知識被建構的性質，以及其社會實踐的看法與方式。這可見於西方幾個主要國家的人類學發展經驗（Barth et al. 2005）。

三、西方國家的人類學界與社會實踐

（一）英  國

自啟蒙時代以來，英國社會一直追求學術的獨立自主性，使得人類學的發展從一開始就不像應用性的學科那樣朝向大眾化方式發展，而是被視為有如哲學一般的社會人文領域之基礎學科。更因人類學者必須具備一般的人文素養，加上田野工作的費時，使得人類學者的養成期較長，難以量產，甚至有“貴族學問”之戲謔。在英國，人類學知識較少直接用於社會問題的分析與解決。盡管20 世紀初期，英國的殖民地官員大都具備人類學知識，而功能論學者如梅爾（Lucy Mair）與馬林諾夫斯基，均曾致力於發展應用人類學；但應用人類學在英國人類學的發展上一直不被重視。而20 世紀中期在列維- 斯特勞斯影響下的結構論，更少被直接用到社會問題的分析與解決上。即使如此，正因為它早已成為一般人的基礎素養，人類學知識反而到處可見。特別是在有關殖民地的社會文化變遷或經濟發展的研究上，文化或社會差異如何影響其經濟發展上采取不同的方式，更是英國社會人類學有過的重要貢獻。

（二）法  國

法國人類學的發展，一直與該國的文化思潮緊密重疊，深受其理性主義文化傳統的影響。是以，正如帕金（Robert Parkin）所說（Barth et al. 2005），法國的人類學理論與民族志調查，在學科發展之初，便是兩條並行線，各自衍生出個別的學術傳統。一直到晚近，受到英國和美國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影響，纔產生如戈德利耶或迪蒙那樣既重理論又重視長期田野工作的人類學家。但即使如此，他們最終的興趣往往仍在理論的建構和與文化思想界對話，而不在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就如同迪蒙後期的研究幾乎都是在探討西方個人主義的起源一樣，他宛如一個哲學家或思想史家，少有人記得他田野工作的民族志報告，《一個南印度次階卡斯特：Pramalai Kallar 人的社會組織與宗教》（A South Indian Subcaste:Social Organization and Religion of the Pramalai Kallar）（Dumont 1986）。列維- 斯特勞斯與布爾迪阨更是這個傳統的典型代表。即使對推動法國民族志田野工作有極大貢獻的莫斯，在他的《禮物》一書中，是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滿而提出另一種經濟的可能性之思考，而有很強的批判精神。但“禮物經濟”在實際上，從來就不曾像共產主義那樣具有取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實際可能性；他隻是借此提出了一個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問題與思考的方向。因此，法國人類學者的社會實踐，往往是通過思想上的啟發來影響社會，而較少以直接參與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式來處理。

（三）德  國

德國人類學的歷史發展過程，正如金格裡希（Andre Gingrich）所強調的（Barth et al. 2005），一直與政治社會緊密結合。在納粹德國興起時，為了符合當時國家的利益與提高人類學本身在現實社會上的重要性，便結合體質人類學與社會／文化人類學，從事有關種族優越論的研究，以協助推動驅逐猶太人的政策，並為了協助國家的殖民地擴張而從事殖民地研究。這些均導致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