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科學者大概都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就是買書。雖然學校就有很大的圖書館,市裡和區裡都有公共圖書館—更不要說國圖, 學者們還是會買書,並且會努力經營自己的藏書。我也有自己的“ 書房”,實際上是書庫,什麼書,我都舍不得散,所以越積越多。過去還在學校管理崗位上時,我的辦公室曾經在二層,層層疊疊,堆滿了書,以至於管後勤的副校長多次來查看,說是怕我把樓壓塌了。
我的導師芮沐先生,先是住在蔚秀園,書房面積很小,除了書之外,隻有一桌一椅。學生去找他,師母就臨時拿出一把折疊椅,支起來讓學生坐。後來芮先生搬到了燕南園,他的書房就寬敞了許多,但書更多了,剩下的空間依然很小,學生來了,仍舊像原來一樣,和導師坐得很近。芮先生喝過洋墨水,見過大世面, 師母也是有文化的人,畢業於燕京大學,他倆都長壽。芮先生一百歲的時候,還惦記著喫烤鴨,我從增光路的“ 九花山烤鴨店” 打包了送去。師母聽說我睡眠不好,就告訴我,每天睡前看幾頁英文小說,一會兒就困了,“這是秘訣”。
李志敏教授也是我的老師,他不僅是法學教授,還是大書法家。他家裡,也有非常簡陋的“書房”,一張折疊圓桌就是他讀書寫字的地方。學生和求墨寶的客人,往來不絕。他就在那圓桌上寫毛筆字,站著寫,執筆很高,一邊寫,一邊吸著煙。他對我說,“想干的事情就去干,不要想那麼多,沒有用”。他是看出來我的性格有猶豫不決的一面,想要“當頭棒喝”。不過,性格的養成,既有先天的因素,又是由幾十年的人生經歷造成的,不容易改變。李老師的性格其實也並不那麼剛猛,就如同他寫的字, 以碑入草,碑帖融合,剛柔相濟。
趙寶煦先生既是我的老師,又是我父親的老同學、老朋友, 我對他非常敬重,也非常親近。他晚年搬到了藍旗營的大房子, 有不小的書房,可裡面除了他自己的座椅空著之外,客人的座椅 上也堆著書。我進屋之後,他得搬開這些書,我纔有地方坐下。
還有白化文先生,他是我認識的對聯寫得好的當世學者,也是我認識的一個大文化人。他搬到溫泉西邊的寓所後,我曾多次去看望老人家,每次就與他坐在書房裡聊。他的書房裡全是書,桌子上堆滿了,窗臺上也堆滿了。老人家八十多歲高齡的時候,依然每天“爬格子”,稿約不斷。我勸他別這麼辛苦了,他說:“人家找我寫東西,說明我在人家眼裡還有用。等人家都不找我寫了,說明我也沒用了。”老人家說話幽默、實在,說明他活得非常通透了。現在我也成了“老教授”,想起白先生當年說過的話,覺得很適用。今天還有朋友和學生來約我寫文章,說明我還有用, 我手裡的筆就不能停下來。
講了這麼幾位老先生的書房,既是想說,“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書房大與小,書多與少,都沒關繫,關鍵看人,人是君子,那不拘小節也不是啥毛病,反而讓人覺得光風霽月,天高海闊; 另一方面,也想為我自己的書房是如此擁擠、雜亂“辯護”幾句,我的老師們就這樣,所以我也這樣,而且比老師們還不講究,這可不能都怪我。
看著現在這本書裡北大教授們的書房,如此整潔美觀,如此雅致大方,我由衷地表示羨慕和敬佩,可惜自己學不來。而且,書要適時聚,也要適時散,我所崇敬的湯一介先生、鄧廣銘先生等好多老先生,都把自己的藏書捐給了北大。我現在要開始對書房做減法了。如果年輕一輩的學者願意接,就應該把書送給他們。做學問,就應該一代比一代強,譬如積薪,後來居上。怕隻怕年輕人看不上這些書了。
在我心裡,書房好比為學者量身定做的“ 衣服”,他們穿著合身不合身、舒服不舒服,隻有自己知道。學者,也就是書生,手無寸鐵,無權無勢,隻有這幾平方米的書房是屬於他(她)自己的,他(她)就是這裡的“ 國王”,怎麼舒服就怎麼來吧。
圖書館呢?當然很好,大學者們都會花很多時間在圖書館裡待著,但那畢竟不是自己的“衣服”,是為大家服務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書房也一定是自己的好。
書房還是學者“干活的地方”。我在工廠裡干過,聞到機油 味兒,就知道該勞動了。書房也一樣,那裡有學者熟悉的味道, 有那種氛圍,身在其中,寫作就有靈感,思考就有靈光。
書房當然能看出一個學者的個性、習慣、格局等,他們選擇什麼樣的書籍、怎麼安放這些書籍,都在不經意間透露出好多信息。仔細研究大學者的書房,或許能摸到一點治學的門道。
一個好的學者,不能沒有書房;一所好的大學,也不能不千方百計為學者們經營和保障安靜的書房。這是學者們安身立命之所在,天下很大,書房很小,可在學者眼裡,書房就是天下。待在自己的書房裡,就好像魚兒在水、鳥兒在天,自由自在;對著一架又一架的書,那萬家的憂樂、百年的興衰,都了然在心了。
吳志攀
北京大學法學院博雅講席教授
2023 年 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