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稿是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2017年成果。共分十章。針對漢代西北民族關繫史研究現狀，綜合利用傳世文獻和河西簡牘，全面收集整理河西簡牘中漢代西北民族關繫史資料，做出以河西簡牘和傳世文獻為中心的漢代西北民族關繫史資料長編。全面梳理居延漢簡、敦煌漢簡和其他河西漢簡中有關民族關繫的資料，並予以編年。以河西漢簡中的民族關繫資料為基礎，全面探討漢王朝與匈奴、西域、羌族關繫。充分利用河西漢簡對漢代西北地區各族人民的經濟、文化交流的記載，多方位審視漢代西北民族關繫。深入分析河西簡牘中有關漢代機構、職官設置，政治、軍事、經濟管理模式等內容。

孫占鼇，男，甘肅酒泉市人。現任甘肅省社會科學院酒泉分院研究員、甘肅省史志學會副會長、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兼職教授、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兼職教授。主編《酒泉市志》（上、中、下三卷）、《酒泉通史》（五卷），出版有《酒泉人口史》《酒泉方言研究》《酒泉歷史文化概覽》《酒泉民族史》《敦煌文化與敦煌學》《酒泉民俗研究》《酒泉文學史》《酒泉藝術史》《河西簡牘綜論》《酒泉商貿史》等著作十多部，有三項成果獲甘肅省社會科學獎。在《甘肅社會科學》《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等刊物發表論文50多篇。
張瑛，女，甘肅酒泉市人。現為甘肅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敦煌文化與河西歷史文化研究，合著出版有《漢代居延地區社會生活史研究》《敦煌文化與敦煌學》《酒泉人口史》《酒泉民俗研究》《酒泉藝術史》等著作。在《中國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甘肅社會科學》《西北師大學報》《西北民族大學學報》《西夏研究》等期刊發表有論文十餘篇。 

凡例

1.本書所引簡牘，除特別說明者，出處如下：
簡號以“1234”形式標示者，皆為敦煌漢簡，根據出土情況分別引自《敦煌漢簡》《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等論著；
簡號以“Ⅱ90DXT0114③ ∶404”形式標示者，皆為敦煌懸泉漢簡，引自《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敦煌懸泉漢簡釋粹》《懸泉漢簡研究》《簡牘學論稿——聚沙篇》等論著；
簡號以“1·2”形式標示者，皆為20世紀30年代出土之居延漢簡，引自《居延漢簡釋文合校》；
簡號以“EPT1∶2”形式標示者，皆為20世紀70年代甲渠候官遺址、甲渠塞第四燧遺址出土之居延新簡，引自《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居延新簡集釋》；
簡號以“73EJT1∶2”形式標示者，皆為1973年肩水金關遺址出土之肩水金關漢簡，引自《肩水金關漢簡》；
簡號以“2002ES11SH1∶1”形式標示者，皆為1999～2002年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出土之漢簡，引自《額濟納漢簡》《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
2.本書所引簡牘中，無法辨識的文字，以“□”表示；簡牘殘斷，以“”表示。同一文書由多枚簡牘組成時，各枚簡牘間以“］［”表示分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