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革命法制史的研究，近年來已成為中國學界關注的重點及熱點。其中，對中國革命法制通史式的宏觀性研究，以及對陝甘寧邊區革命法制等的階段性實證研究已取得學界公認的可喜成果。如張希坡、韓延龍主編的《中國革命法制史》一書，對中國革命法制史采用專題體繫結構進行繫統的闡釋，成為中國革命法制通史式的宏觀性研究的權威性代表作。在對陝甘寧邊區革命法制的研究上，楊永華、侯欣一、汪世榮、劉全娥等學者成果顯著，他們分別從民事、婚姻、人民調解制度、司法制度及個案分析等角度探討陝甘寧邊區革命法制建設的重要意義、經驗和不足。但目前學界對城市解放區（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哈爾濱解放區）在中國革命法制進程中所處的重要地位關注不夠，已發表的相關學術成果尚僅限於筆者本人與學生對哈爾濱解放區法制建設研究的一些相關論文，如在《法學研究》《法學家》等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從蘇聯法對哈爾濱解放區法制建設的影響，以及哈爾濱解放區憲制立法、勞動法規建設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但上述研究成果均未對哈爾濱解放區的法制建設在中國革命法制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進行深入剖析。這種研究上的缺位對於中國革命法制歷史鏈條的完整性來說是巨大缺憾。為彌補這種缺憾，本書試圖對哈爾濱解放區法制建設在中國革命法制進程中的重要地位進行全方位研究，審視其對中國革命法制進程實現“從農村到城市”的重大轉折、對新中國法制建設實現“從區域法到國家法”的轉變所起到的關鍵性實驗作用和重要歷史意義。
哈爾濱是中國共產黨解放並建立鞏固政權的第一個大城市，是中國共產黨在東北解放區長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和重要的戰略基地，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哈爾濱解放區是中國共產黨從農村政權建設向城市政權建設、由區域法制建設向國家法制建設轉變的重要實驗基地。哈爾濱解放區的法制建設是中國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進行新中國法制建設的嘗試，也是連接受蘇聯法影響的工農民主政權、抗日民主政權和新中國法制建設的重要一環，既繼受了此前各根據地法制建設的成功經驗，同時也對其後的華北人民政府法制建設與新中國法制建設產生了直接影響。因此，對於以哈爾濱解放區法制建設為中心的中國革命法制史“從農村到城市”發展歷程的考察，具有以下理論意義：
第一，哈爾濱解放區的法制建設是中國革命法制進程中的重要轉折，這種轉折實現了從重視農村政權及土地法規到重視城市政權及經濟法規、司法建設等方面的全面轉型，進而影響了華北解放區和新中國法制建設模式的選擇。本書將探尋並確立哈爾濱解放區法制建設在中國革命法制進程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對哈爾濱解放區城市法制建設的研究和經驗總結，有助於更加全面地審視中國革命法制發展的歷史脈絡和路徑選擇，推進學界對中國革命法制發展總體走向的研究。
第三，從哈爾濱地理、文化與政治因素入手研究哈爾濱解放區法制建設過程中對蘇聯法的繼受與傳承，並將其與蘇區、邊區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法制建設相比較，有利於探究中國革命法制建設從“全盤蘇化”到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史演進及內在規律性。
著眼當今，深入學習習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在當下的中國，建設法治國家已成為一種時代訴求。在“法治中國建設”引領下，學界對於現代法治問題以及中國法治秩序框架的建構問題，已經從“全盤西化”的研究視野中跳脫出來，基本達成了反思並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法治道路的共識：這種法治道路既要進行制度和學說的比較借鋻，但更重要的是促進自發實踐和內在演化，並探求其 “中國化”要素和品格。例如，張文顯教授從對西方法哲學理論的研究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繫的研究，姚建宗教授的《法治思語》，馬長山教授從《國家、市民社會與法治》（2002年）到《法治進程中的“民間治理”》（2006年），再到《法治的社會維度與現代性視界》（2008年），都體現出學者逐漸將西方視野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嘗試提出轉型期的中國法治的新思路。在法律史研究領域，梁治平教授、季衛東教授也提出了中國法治道路的獨到見解，如季衛東教授的 《法治構圖》（2012年）就從兼論西方法治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去解讀和反思法治中國的可能性，解決中國法治何處去的現實問題。
歷史是照見現實的鏡子，對中國法治道路的歷史經驗的解釋必然能夠讓研究更立體、分析更深入。蘇亦工教授在《辨正地認識“法治”的地位和作用》中認為，對引進的西式法治必須辨正看待，而面對中國問題，選擇正確的法治道路是必然選擇，同時也在學界達成了基本學術認同。梁治平教授在《清代習慣法》中也認為，中國模式應是在法律傳統文化秩序框架下，國家制定法與民間習慣法有機結合、協調發展的社會模式，這種模式自發地形成國家法與習慣法互動的法的 “秩序原理”。因此，學術界自21世紀以來不再將法治視野局限於對西方現代法治主義的研究，而是著眼於中國現實問題的解決，其中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