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裡尼瓦桑展示了如何以哲學論據澄清流行文化中的辯論，以及流行文化為何是一種與性、女性主義、平等和自由相關的道德困境搏鬥。《性權利》是女性主義哲學家對我們基本倫理觀念的反思與解構。——朱迪斯·巴特勒，《新政治家周刊》

即使是最似是而非的論點，她也會清晰而仔細地展開，展示它的情感力量，即使最終目的是打破它……對於一位哲學家寫的一本充滿活力的理論案例的書來說，《性權利》不斷回歸生活經驗的現實。——珍妮佛·薩萊(Jennifer Szalai)，《紐約時報》

一本大膽的女性主義文集，考量了情色、欲望、界限……更強調了性欲——我們喜歡和不喜歡什麼——是如何被影響、如何被政治化的。——《衛報》

《性權利》是一部真正令人驚嘆的處女作，肯定會激怒、解放和激勵許多人。——《華盛頓獨立書評》

像斯裡尼瓦桑這樣的作家的出現，讓女權主義者走得更遠，是對話語的一份巨大禮物。

——《洛杉磯時報》

斯裡尼瓦桑大膽地審視了性的政治和倫理——過去、現在和未來。她的文字會吸引你，教你一些東西。——《獨立報》

序

女權主義不是一門哲學、一套理論，甚或一種觀點。女權主義是一場政治運動，為的是改變這無從辨認的世界。它追問的是：要用什麼去結束女性在政治、社會、性、經濟、心理和生理上的從屬地位？它的回答是：我們不知道，不妨且試且看。

女權主義始於一名女性認識到，她屬於這樣一個性階級：這個階級的成員基於所謂的“性”（sex）而被分配到一個低等的社會地位；而“性”據稱是一種天然的、前政治的（pre-political）事物，一項客觀的物質基礎，人類文明正是在此基礎上建立。

我們檢視“性”這一所謂天然的事物時，卻發現，它已然被賦予意義。在出生之際，身體就被按照“男性”或“女性”分類，盡管許多身體必須經受改造，纔能符合其中的一種或另一種類別，而許多身體將在之後反對彼時的決定。這一追根溯源的劃分決定了一個身體將被指派什麼樣的社會目的。其中一些身體的目的是創造新的身體，喂養另一些身體，為其清洗、穿衣（出於愛，而非責任），讓另一些身體感覺良好，擁有完整感和掌控感，讓另一些身體感到自由。因此，性是一件冒充天然的文化造物。女權主義者們教會我們區分性與性別（gender），但“性”本身已經是變相的性別。

“性”這個詞還有另一重含義：性是我們的有性身體所做的事。有些身體是供另一些身體進行性行為的。有些身體為了另一些身體的快感、占有、消費而存在，為了崇拜、服務後者，證明後者的價值而存在。這第二重意義上的“性”據說也是天然的事，存在於政治之外。女權主義表明這也是一種虛構，一種服務於某些利益的虛構。我們認為，性是最隱私的行為，而實際上，性是一件公共的事。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我們所感受的情緒—誰給予，誰索要，誰要求，誰服務，誰渴望，誰被渴望，誰獲益，誰受損—這一切早在我們進入這個世界之前，就已經被制定。

一位著名的哲學家曾對我說，他反對女權主義者對性的批判，因為隻有在做愛時，他纔能感到真正對政治置身事外，他纔能感到自由。我問他，他的妻子對此會怎麼說（我沒法問她本人，因為那頓晚宴她沒有受邀）。不是說性不可能自由。女權主義者一直都在夢想性自由。他們拒絕接受的是假的性自由——所謂的性自由，並不因為性的平等，而因為其無處不在。在這個世界，性自由不是既定事實，而是一件有待實現的事，且它總是無法完全實現。西蒙娜·德·波伏娃夢想實現更自由的性，她在《第二性》中寫道：

毫無疑問，女人的自主性雖然免去了男人的許多麻煩，但也會拒絕給予他們許多便利。毫無疑問，某些形式的性冒險將會在明天的世界上消失。但這並不意味著愛情、幸福、詩意和夢想也會從明天的世界上消失掉。讓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缺乏想像力隻能導致消滅未來……我們目前無法構思的肉體與情感的新型關繫將在兩性之間出現……認為男女在具體問題上實現了平等，就不可能再有狂喜、墮落、銷魂和激情，這也是毫無根據的；使肉體與精神、瞬間與時間、內在的昏厥與超越的挑戰、絕對的快感與虛無的忘懷相對抗的種種矛盾，將永遠無法解決；緊張、痛苦、快活、受挫以及生存勝利，將永遠會在性行為中得到具體表現……相反，當我們廢除半個人類的奴隸制，以及廢除它所暗示的整個虛偽制度時……人類的夫婦關繫將會找到其真正的形式。

要怎樣纔能讓性真正自由？我們還不知道，不妨且試且看。

這些文章討論的是這個世界的性政治與倫理，使它們得以成文的，是對一個與此不同的世界的期盼。它們回歸到了更早期的女權主義傳統，不懼怕將性作為政治現像，作為明確處於社會批判範圍之內的事物來思考。從西蒙娜·德·波伏娃和亞歷山德拉·柯倫泰到貝爾·胡克斯、奧德雷·洛德、凱瑟琳·麥金農和艾德裡安娜·裡奇，這一傳統當中的女性鼓勵我們越過狹窄的“性同意”界限去思考性倫理。她們逼我們追問一個女人的同意背後存在什麼力量；這揭示了關於性——這一必須征得同意的行為——的什麼真相；我們怎麼會把如此多精神、文化和法律的分量寄托於“性同意”這一無法支撐它的概念上。她們邀請我們加入，去夢想一種更自由的性。

與此同時，這些文章試圖為21世紀重塑關於性的政治批判：嚴肅審視性與種族、階級、殘疾狀況、國籍和種姓的復雜關繫；思考性在互聯網時代所變化出的形態；追問引入資本主義與監獄國家（carceral state）的力量來解決性問題意味著什麼。

這些文章主要回應美國和英國的情況，對印度也有一些關注。這部分是我自身背景的反映，但也是我有意的選擇。這些文章對許多主流英語女權思想與實踐提出了批判，後者數十年來一直是全世界範圍內最能被看到並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女權主義形式。（當然，在英語主流範圍之外活動的女權主義者，對於她們自己或她們的社群，從來不是不被看到，或者“邊緣”。）我很高興能夠在此寫下：這種主導地位近來正在消退，主要是因為近年最振奮人心的女權能量的表達都來自英語環境之外。在此略舉幾個例子：在波蘭，右翼聯合政府在對墮胎實施進一步的法律限制，女權主義者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大起義，500多個城市和城鎮發生了抗議活動；在阿根廷，女權主義者在“Ni una Menos”（一個都不能少）的口號下，進行了五年的大規模遊行，迫使國會將墮胎合法化，與此同時，巴西、智利和哥倫比亞的女權主義者，在墮胎基本仍屬非法的情況下，正在組織效仿；在蘇丹，女性領導了革命抗議活動，推翻了奧馬爾·巴希爾（Omar al-Bashir）的獨裁政權，正是一位剛過20歲的年輕蘇丹女權主義者阿拉·薩拉赫（Alaa Salah），要求聯合國安理會確保婦女、抵抗團體和宗教少數群體可以在平等條件下進入蘇丹過渡政府。

在某些問題上——性工作者的權利、監獄政治的危害、當代的性（sexuality）病癥——這些文章立場堅定；但在其他一些問題上，它們保持著矛盾、模糊的態度，不願將內涵細密的難題簡化。女權主義必須不懈地求真，尤其是對自己。正如勞工歷史學家戴維·勒迪格（David Roediger）所寫的，一場“坦誠面對自己”的激進運動比“‘對權力說出真相’遠更重要”。女權主義不能沉浸在各種利益總能趨於一致的幻想當中，認為我們的計劃不會造成意想不到、非我等所願的後果，認為政治是舒適之所。

女權學者和活動家伯尼斯·約翰遜·裡根（Bernice Johnson Reagon）在20世紀曾談到這個問題，她警告我們，一場真正激進的政治運動——也就是結盟政治（coalitional politics）——不可能是其成員的家：

結盟工作不是你在家裡做的工作。結盟得上街……你不該期待舒適。有些人會達成結盟，然後按照達成結盟時是否感覺良好來給結盟的成功度打分。他們要的不是結盟，他們要的是家！他們找的是一個灌了奶、帶奶嘴的奶瓶，這在結盟中是不可能的。

在裡根看來，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種觀念，即政治應該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家——一個完全擁有歸屬感的地方，如她所言，一個“子宮”——導致了許多女權主義的排他性矛盾。被構想為“家”的女權主義堅持共性應被置於事實之前，將所有擾亂其內部田園牧歌的人推到一邊。真正具有包容性的政治是不舒服、不安全的。

在這些文章中，我試圖於必要之處，在不舒服與矛盾中停留。這些文章無法給人一個家，但我希望它們能夠為一些人提供一處用於辨認的所在。寫作時，我設想它們可被放在一起，也可單篇閱讀。這些文章無意說服某人或讓人確信某事，不過如有此效果，我也不會不開心。相反，我隻是努力將許多女性，以及一些男性已然知曉的東西訴諸語言，這些文章是這一努力的呈現。這一直以來都是女權主義的方式：女性集體協作，表述未被言明的、此前不可說的經驗。最好的女權理論來自女性獨處時的所思所想，她們在糾察線與裝配線上、在街角與臥室跟彼此說的話，她們試了千百次想跟丈夫、父親、兒子、老板和當選的行政官員說的話。最好的女權理論是揭開隱藏在女性的鬥爭背後的女性生活的可能性，拉近這些可能性。但很多時候，女權理論脫離了女性生活的細節，隻高屋建瓴地告訴她們，她們生活的真正含義是什麼。這樣的虛勢對許多女性來說派不上用場。她們有太多活兒要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