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Ensemble 合奏

2. Invade 入侵 

3. Saffron 番紅花

4. Volume 書冊 

5. Bravado 勇氣

6. Genius 稟賦 

7.Powwow 巫醫 

8. Bonsai 盆栽

9. Onslaught 猛攻 

10. Connoisseur 鋻賞者

11. Teapot 茶壺  |

12. Blizzard 大風雪

13. Ethos 民族精神 

14. Voodoo 巫毒

15. Angst 憂慮

語言的世界觀



    英語其實是被引進英國的，日後的美國也是如此。這類混種語言（尤其是字彙方面，包含的語言足足超過350種）的歷史，也刻畫了英語人士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英語如何不斷求知求新，也可以看

到英語這種清教徒所謂的“我們的”語言，如何受到外界的影響而改變形貌。

    人都需要溝通，這點無庸置疑。語言能拉近我們的距離，也能讓我們形同陌路。雖說溝通不一定要靠語言，但語言仍是我們靈活的溝通工具。字彙雖然並不完美，卻比肢體語言來得長久。人類能用語言表達自我，我們都將此視為理所當然，卻很少想過語言的起源或者語言所擁有的力量。

    我們可能會不時忽然想到，究竟walnut（胡桃）跟wall（牆）有什麼關繫？crayfish（淡水螯蝦）又不是fish（魚），為什麼字尾會有fish？事實上，walnut這個字是古英語walhnutu的現代變形，字面意思是“外國的堅果”，胡桃原本主要生長在意大利，傳入北歐後便稱為“外國的”，以有別於當地的 hazelnut（榛子）。至於crayfish，則是古法語crevice（淡水甲殼綱動物）的變體，其字源是德語的crebiz，今日的法語則稱為écrevisse。字尾的fish是誤聽的結果。重點是：其實我們很少思考自己為什麼這樣說話，我們和其他說著相同語言的人，有什麼共同之處？語言的傳承演變，能向我們吐露先人的哪些事情？又，語言究竟如何塑造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也許我們該思考一下。

    語言是一種社交能量，而人類之所以異於其他物種，關鍵也就在於語言表達能力。人無法跑得像獵豹那麼快、長得沒公牛那麼壯，也不像細菌一樣能適應各種環境，但人腦有制造和處理語言的能力，也能進行抽像思考。雖然蜜蜂能用舞蹈告訴其他同類食物的所在，綠猴的叫聲能傳遞復雜的訊號，而雀類能夠唱出多達13種的曲調，但動物的溝通繫統終究能力有限，唯獨人類擁有“開放式”的語言機制，能發出近乎無數種聲音組合。大約在8萬到15萬年前，我們就擁有了語言，能夠分享各種想法、在群體內或者跟不同群體溝通、挑起（或避免）戰爭、求偶及尋找伴侶，語言也使我們能夠制造出各種被稱為“工具”的物品。

每種語言各有特色。當我們說著自己的語言，可能會覺得一切就是那麼輕松自然，然而一旦我們講起外語，就能深刻體會到該語言的鮮明飽滿，擁有與眾不同的肌理與符碼，也都以獨到的方式傳遞歷史、文化及世界觀。不同情境適合不同的語言，傳說中神聖羅馬帝國的君王查理五世會對外交使節講法語，對女士講義大利語，對馬夫講德語，對上帝則講西班牙語。而他似乎很少講英語─隻有對鵝說話時纔會用到。尼可拉斯．奧斯勒在他的宏觀歷史巨著《語言帝國》中，便提到“各種歷史傳統的鮮明性格：阿拉伯文的高貴低調及平等主義；中文和埃及文有難以撼動的自負；梵文展現繁復的分類和階級；希臘文的創新充滿自信，但也導致自戀和賣弄；拉丁文隱含公民意識；西班牙文固執、貪婪、準確；法文崇尚理性；英文則推崇生意纔干。”這種概括說法頗具趣味，雖然有所局限，卻也透露了更深層的涵義：人類的各種語言揭露了世界的本質，而語言的發展史，也就是人類意識的發展史。

    研究語言就像是在考掘人類經驗，文字中帶有過去各種夢想和苦痛的化石。如果正在閱讀本書的你，讀的是英文原文，那麼你我不僅共享同一種語言，也傳承了同樣的價值觀和文化傳統，因為我們共享的語言中留有許多前人使用的歷史痕跡。即使我們的處世態度多有不同，仍同樣受到英語特有的表達模式影響，此外還有格言、俗話、行話及俚語等。當我們看到字彙時，我們會有同樣的熟悉感。語言使人類產生各種社群與團結意識，但也造成種種分化和爭執。雖說這些都有可能隻是出於錯覺或想像，卻仍深刻地影響人類的行為。

文字就像目擊證人。喬治．史坦納曾說：“我們用到某個字的時候，其實是激起了這個字的一切歷史。”隻要有新的領域浮現，其新奇感就會反映在語言中。想必人人都有這種經驗：查英文字典的時候，發現某個字是源自某種異國語言。多數語言並不會有這種情形，像是阿拉伯語或匈牙利語，絕大多數字彙都能追溯到自身的古老傳統（盡管現在已顯得有些枯竭），而不是來自其他仍存活的語言。英語，可說是各種語言不尋常的交會之處。

    正因如此，有些人會認為英語有些“淫亂”，愛跟其他語言勾三搭四。雖然這個比喻頗為貼切，但需要稍加修正：我們可以說英語十分“開放”（或說“隨和”），卻不能說是來者不拒。英語之所以多方向外探求，其實是出於自信，而非不安全感。在某種層面上，英語的確是愛勾三搭四：為了讓自己張開雙手擁抱迎接入侵或融合，必須很清楚自己會得到什麼回報，英文的殷勤好客並不盡然出於善意。了解我們語言的字彙由何而來，有助於我們理解自己；這分理解雖能賦予人活力，卻也帶來不安的感受，因為這會使我們想起一些動蕩、殘暴與狠心剝削的過去。英語初是由於異族入侵而被迫吸收外來字彙，如拉丁語、古挪威語和法語。但在往後的旅程中，英語逆轉了這個方向，迫使其他語言的使用者接受英語。並非英語本身有什麼特質值得學習，而是種種政治事件讓英語變得實用，且非用不可。英語的歷史就是相會的歷史，影響深遠的、有利可圖的和暴力相向的相會。對於熟悉英語的人士而言，這語言有種鍊金術般的魔力，足以改變與之相交的所有東西。

    每一個新字的產生，其實都是解決了某個問題、滿足某種智識或經驗上的需求。這樣的需求往往十分明顯，但有時人們卻視而不見，或隻帶來隱約的感覺，一直要等到缺口補上了，纔讓人驚覺原來有這個缺口的存在。

    我們都曾為踫到新字而感到頭痛。我本可以說“看到”或“聽到”新字，但這個“踫”字自有其意涵：初遇新字，就像是發生了一場踫撞。次看到chutzpah（英勇無畏）這個來自意第緒語的字時，你有什麼感覺？初次邂逅aficionado（……迷）時又如何？這個字在西班牙文中原指鬥牛迷。你可能會感到迷惑，這真的是個字嗎？然後問道：這個字的存在，究竟代表了什麼？接下來，就是開始使用這個字。

舞弄文字對我們是種樂趣，無論是造字、習得新字，或是舊字新用。本書也會提到用字遣詞別具新意的作家，其中有些人對後世影響深遠，有些則能夠反映當時的語言環境。談到富有想像力的寫作，在此改述一下喬治．歐威爾的說法：就像是由側翼進攻一處無法從正面攻入的敵軍陣地，而作家手上的武器就是創新，可能是新的寫作技巧、或是新造的詞。像是pandemonium（幽冥世界；喧鬧）就來自彌爾頓的《失樂園》，意指“撒旦一干人等的首都”；diplomacy（外交）出自艾德蒙．柏克；pessimism（悲觀主義）則出自山繆．泰勒．柯立芝。首先使用picnic（野餐）一詞的是查斯特菲爾德伯爵，他是 18世紀的時髦政客，也是引領大眾品味的教父。至於較晚近的作家，則可舉俄國作家納博科夫為例，其小說《邪惡的標志》綴滿了有趣的冷僻字，像是kwazinka（屏風摺疊處的狹縫），還有shchekotiki（又刺又癢）。

美國散文家愛默生曾說“語言是歷史的檔案櫃”。語言出現新的字彙，可能代表新的政治運動、發現，或是某種意見、看法的大幅修正。在語言中發現創新，會給人一種印像：這個社會在實務、智識、社交及美學上需要改變。我們的喜好、需求、憎惡或焦慮的改變，都會反映在所用的字彙中。一旦某個字所指稱的對像消失，或是大幅改變，字本身也會因過時而遭淘汰。許多外來語如今都已消失，但有一些仍會卷土重來。

英語的歷史隻有短短1,500年，通常分為兩個時期：到16世紀末為止是期，英語逐漸成形；到了第二期，英語開始擴張，傳布至全世界。（至少就一般觀點是如此，也有少數人持不同看法，認為不列顛地區早在羅馬人抵達之前便已使用英語，而拉丁文其實也有部分是來自英語，這與一般觀點正好相反。）英語終其一生都不斷與大量語言接觸，一開始是透過入侵者和殖民者，後來則是經由英國的對外殖民和商業剝削，將這種語言送到近乎全世界的各個角落，並沿路不斷累積新材料。一千年前，英語大約有5萬個字彙；至於現在的字彙量，各家說法不一，有人說是70萬，有人說是100萬，甚至有人聲稱是200萬。

在“新”字中，隻有極少數是全新創造，大多是借字、復合字、現有字彙的結合，或是舊字新義。一個字根隻要加上字首字尾，就能延伸出許多字彙。我們渴望加快生活步調，這也導致新的縮寫字不斷出現。新字甚至可以藉由轉換詞性產生，像是executive（管理的；經理），在演變出名詞用法前的150年間隻作形容詞用。此外，我們也很清楚字彙如何出現延伸字義：字彙會在我們日復一日的使用中變得強大，甚至如空氣般無形但又無所不在。使用者的誤解（不論有心或無意）也可能產生新字。

我們會為新的想法或產品命名，而這名字通常能告訴我們一些來龍去脈。借字會有一種“心理氣候”。我們不是用歷史來解釋語言，而是以語言的種種細節展望歷史全景。16世紀之前，英語並未大量向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借字，但從這之後便有許多借字，從中可看出歐洲各海權帝國之間的競爭，以及向外探索所能獲得的報酬。同樣地，如果我們觀察英語的拉丁語和希臘語借字，會發現area（區域）和crisis（危機）早傳入，再來是alibi（不在場證明）和dogma（教條），persona（形像）和euphoria（陶醉）則更晚，從中我們也可以得到某些結論（或隻是某些印像）。

套句維根斯坦的話，語言為我們的世界畫出邊界。許多讀者可能都有過這樣的感覺：去國外度假除了會看到一些喜歡或厭惡的事物，也會燃起一些新熱情，開始欣賞一些新口味，還能學到一些新詞，讓那些新見聞在腦中活靈活現。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在1589鼕季前往奧斯陸迎娶新娘，並帶回名為skol（斯科爾）的酒。之後不到半世紀，英格蘭人與瑞典人在三十年戰爭中並肩作戰，於是學到了plunder（掠奪），而這個字又是瑞典人從德國盟友那裡學來的。後來英國在內戰期間廣泛使用這個字，主要用來描述貪婪的保皇黨軍隊。

還可以舉一些當代的例子。過去幾十年間，廉價航空旅行使世界縮小了，現在地球上很少有真正“遙不可及”的地方。但我們在旅途中學到的外語單字，往往在回國時就忘得一干二淨。在曼谷旅行時，知道klong指的是運河可能會很有幫助；去希臘的時候，你也可能發現malaka這個字常出現在純男性團體中，那是一種親暱的玩笑，意思是“手淫者”。但隻要你回到家，大概就再也用不上這兩個字。一般而言，外來語彙會圍在某個重大事件或顯著的現像旁，而不會隻是短暫交會。

我曾經多次提到“借字”這個詞，但其實講“借”並不見得恰當，因為出借這些字的語言仍保有這些字彙。外來語傳入英語後，可能會有一段試用期，也有一段時間可能會受到批評，或是令人望而生畏，但不論如何，並沒有把字彙“還回去”這種事。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能讓借字在新的語言環境裡站穩腳步？大多數新詞都隻能享有一時的光彩，然後就逐漸褪色。真正能留存下來的，必定是實用、能解決沉痾，而且已廣為流傳的字詞。此外，這個字應該要易於使用，至少不能復雜得讓人發怒。我個人雖然很喜歡pinpilinpauxa這個字，這是巴斯克語的“蝴蝶”，但我可能得花上很大的工夫，纔能說服別人這個字是實用的。

語言會不斷變化。隻要是活的語言，就不可能停滯不前，而每一種語言也都是在自身造成的洪流中移動。正是這種活力，讓語言確保其主體性。隻要還有群體在移動，語言就會繼續變化。有些人預測未來世界會是個語言的烏托邦，人人會以更直接的方式來溝通。在1850年代，亞歷山大．麥維爾．貝爾發明了一套以符號標記發音的繫統，希望能夠成為國際通用的“可視語言”（Visible Speech）；其子亞歷山大．格拉漢．貝爾青出於藍，發明了電話，渴望將他眼中日益分化的美國團結起來。在《如神的世人》（1923）一書中，H. G. 威爾斯想像未來的人將以“直接傳輸”的方式交流思想：“在想法穿上文字、發出聲音之前，對方就能接收那個想法。他們用心靈傾聽。當發話者興起某個念頭，在他用文字表現，甚至還未將之轉為文字前，對方就在心裡接收到了。說話的人開口之前，其他人就能知道他要說什麼。”背後的理念值得贊許，但此事一旦成真，大概會令我們緊張不已。“直接傳輸”雖能帶來許多好處，但犧牲的可能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