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999）
序（1990）
第一章 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欲望的主體
第一節“婦女”作為女性主義的主體
第二節 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欲望的強制性秩序
第三節 社會性別：當代論辯的循環廢墟
第四節論的理論梳理以及超越的可能
第五節 身份、性/性別與實在形而上學
第六節 語言、權力與置換策略

第二章 禁制、精神分析與異性戀矩陣的生產
第一節 結構主義的關鍵交換
第二節 拉康、裡維埃爾與偽裝策略
第三節 弗洛伊德與性別抑郁
第四節 性別的復雜性與認同的局限
第五節 禁制重新表述為權力

第三章 顛覆的身體行為
第一節 朱莉婭•克裡斯特娃的身體政治
第二節 福柯、赫爾克林與性別不連貫的政治
第三節 莫尼克•維蒂格：身體的瓦解與虛構的性別
第四節 身體的銘刻，操演的顛覆

結論：從戲仿到政治

修訂版譯後記
初版譯後記

序（1999）
十年前我完成《性別麻煩》的稿子，送到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我不知道這本書會有這麼廣大的讀者，也不知道它會對女性主義理論構成具有挑釁意味的“介入”，以及被引為開創酷兒理論的文本之一。這本書的生命超出了我的意圖，這當然部分是因為對它的接受的語境不斷改變的結果。如同我曾經寫的，我知道自己成為一些形式的女性主義攻擊批評的對像，與之處於一種對立的關繫，即使我認為這文本是女性主義的一部分。我是在一種內部批判的傳統下書寫的，希望能夠激發對它所屬的思潮運動的基本詞彙作批判性的檢視。過去和現在都有正當的理由從事這樣模式的批評，而且我們要能夠區別可以為這個運動帶來更民主、更具有包容性的生命的願景的自我批評，以及企圖從根底破壞這個運動的批評。當然，總是有可能把前者誤讀為後者，但我希望《性別麻煩》不會是這樣的情形。
1989那一年我最關注的是批判女性主義理論裡普遍存在的一種異性戀假設。我試圖對抗那些對性別的界限和適當性作一些自以為是的假定，並把性別限定於一般所接受的男性與女性的概念的觀點。過去和現在我都認為，任何以其實踐先決條件為由而限制性別意義的女性主義理論，都在女性主義內部設立了排除性的性別規範，而且往往帶有恐同癥的後果。過去對我來說如此，現在仍然如此：女性主義應該小心不要理想化某些性別表達，這將反過來產生新的等級與排除的形式。特別是，我反對那些真理體制（regimes of truth），反對它們規定某些形式的性別表達是錯誤的或後天衍生的，而另一些則是正確的和原初自然的。重點不在於提出一種新的性別化的生活方式，以為本文的讀者提供一個可能的典範。相反地，本文的目的是想為性別打開可能性的領域，而不強制規定什麼形式的可能性應該被實現。也許有人會好奇“打開一些可能性”最終有什麼用處，然而，沒有一個了解在社會世界裡，以一種“不可能的”、難以讀懂的、無以實現的、不真實的和不合法的狀況生活是什麼滋味的人，會問出這樣的問題。
《性別麻煩》試圖揭露我們對性別化的生活有些什麼可能性的思考本身，如何從一開始就被某些習以為常的、暴力的假定給扼殺了。本書也試圖瓦解所有一切揮舞著真理話語的大旗，剝奪少數性別實踐與性實踐的合法性的的努力。這並不是說所有少數實踐都要被容許或給予褒揚，但我認為在對它們下任何性質的結論之前，我們應該先要能夠對它們作思考。最讓我憂心的是，面對這些實踐的恐慌是如何使它們成為不可想的。打破比如說性框架，難道真的這麼恐怖、這麼嚇人，因此必須從定義上把它當作是不可能的，而在意義的探索上把它從思考性別的一切努力中剔除？ 
我們可以在當時所謂的“法國女性主義”中找到一些這樣性質的假定，它們在文學研究學者以及一些社會理論家當中廣受歡迎。即使我反對我認為是性差異原教旨主義核心的異性戀主義，我也援引了法國後結構主義來論證我的觀點。我在《性別麻煩》裡的研究，結果成為某種形式的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後結構主義被拿來影響美國的性別理論，並改變女性主義的政治困境。即便後結構主義在它的一些表像裡以形式主義的面目呈現，超然於社會語境和政治目的等問題，但在較晚近美國方面對它的挪用，情形並非如此。事實上，我的重點不是把後結構主義“應用”到女性主義上，而是以明確的女性主義立場重新表述那些理論。盡管一些後結構主義形式主義的辯護者，對後結構主義在《性別麻煩》之類的書裡，竟然被如此公然賦予“主題”傾向大表失望，但在文化左派內部對後結構主義的一些批判，卻對那些認為它的前提能夠產生任何政治上進步的結果的主張表示強烈的懷疑。然而在這兩種理論立場裡，後結構主義都被當作是統一的、純粹的以及鐵板一塊的。近年來，那個理論，或說那一套理論，已經演變為性別與性研究、後殖民與種族研究了。它失去了它早先發展的形式主義，在文化理論領域獲得了新的、移植的生命。關於我的研究，或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蓋婭特裡·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的研究，究竟屬於文化研究還是批判理論仍有爭論，但也許這樣的問題隻是顯示了兩個研究領域的嚴格區分已經打破。有一些理論家會宣稱上述所有的理論都屬於文化研究，也會有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不願把自己界定在任何理論立場內[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英國文化研究的創始者之一——不在其列]。但是論辯的雙方有時候忘記了，理論的面貌正因為一些文化的挪用而有所改變。理論有了新的發展場域，它必然是不純粹的，從中理論於文化翻譯中浮現，而且就是文化翻譯事件本身。這不是以歷史主義來取代理論，也不是簡單地對理論進行歷史化，以揭露它的一些概念化主張其實有著歷史偶然性的局限。更確切地說，這是理論從不同文化地平線的交會之處浮現，在此翻譯的需求急迫，而它能成功與否並不確定。
《性別麻煩》根植於“法國理論”，而法國理論本身是一個奇異的美國建構。隻有在美國一地，這麼多不同的理論被結合在一起，好像它們形成了某種統一的整體似的。雖然本書已經被翻譯為多種文字，在德國對有關性別與政治的討論產生了特別重大的影響，但它在法國的出現——如果最後成真的話——將比其他國家要晚得多。我提出這點是要強調這本書表面的法國中心主義，跟法國以及法國實際的理論現實有著明顯的距離。《性別麻煩》傾向以一種融合的方式，同時解讀不同的法國知識分子（列維-斯特勞斯、福柯、拉康、克裡斯特娃、維蒂格），他們彼此之間少有聯繫。而且在法國他們各自的讀者群，即使有也極少同時閱讀另外幾人的作品。事實上，本書知性上的混雜性恰恰標志了它的美國性，因此對一個法國的語境來說它是外來的。同樣地，它對“性別”研究的英美社會學與人類學傳統的強調，也與衍生自結構主義研究的“性差異”話語有極大的不同。如果本文在美國有被指控為歐洲中心主義的危險，在法國對於那些為數極少、考慮過這個文稿的法國出版商來說，它有著令人不安的“美國化”理論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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