冊 至第三期
卷期
圖畫
新出三體石經拓片（一至二）
楊子鶴畫牛冊（一至四）
陶實如風緊寒鴉陣陣圓扇面
吳待秋聽秋圖立幅
發刊辭  章炳麟
編輯略例
通論
國學通論  孫世揚
文學管窺  孫世揚
學術
新出三體石經考  章炳麟
釋皇  汪榮寶
音略  黃侃
詞言通釋  鐘歆
法言疏證別錄  汪東
文苑
文錄二首
前海軍總長程君碑  章炳麟
童師長祠堂記  章炳麟
詩錄十五首
詩三首  章炳麟
詩三首  汪榮寶
詩三首  黃侃
詩三首  金天羽
詩三首  汪東
……
第二冊 卷第四至第六期
第三冊 卷第七至第九期
第四冊 卷第十至第十二期
第五冊 第二卷至第三期
第六冊 第二卷第四至第六期
第七冊 第二卷第七至第九期
第八冊 第二卷第十至十二期
第九冊 第三卷至第四期

重讀《華國月刊》 姜義華

次讀《華國月刊》，還是五十多年前，那是爲了尋找章太炎在這份刊物上所發表的作品。四十年前，在選擇章太炎著作進行注釋時，又一次翻閱《華國月刊》，章太炎在刊物中發表的批評新文化運動的許多文字，被視爲已經落伍於時代的標志。三十年前出版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書中，對此隻簡單提及，未作深論；十五年前完成的《章炳麟評傳》，介紹了以他的名義發表的該刊《發刊詞》和他撰寫的《救學弊論》、《中學國文書目》的主要觀點。近，上海書店出版社準備影印這份刊物，要我寫一篇簡介，逼著我隻好斷斷續續將《華國月刊》再讀一遍。這算不上真正的研究，真正的研究要像撰寫博士論文或進行博士後研究那樣下一番苦功夫，這裡隻是談一點重新粗讀後的感想。
《華國月刊》創辦於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華國月刊社編輯發行。在說明刊物宗旨的《略例》中，申明該刊由章太炎擔任社長，後改稱主任，由汪東任編輯兼撰述，由黃侃、孫世揚、但燾、李健、孫鏡、田桓任撰述。設古今名家書畫、通論、學術、文苑、小說、雜著、記事、通訊等欄目。《華國月刊》的作者群，除去章太炎本人，多爲他的門生，或者其友人以及其學說的服膺者。前者包括了汪東、但燾、黃侃、吳承仕、繆篆等，後者包括唐大圓、太虛、 汪榮寶、金天翮、孫世揚、劉
《略例》開宗明義說：“本刊定名華國，以甄明學術、發揚國光爲恉。”在汪東執筆以章炳麟名義發表的《發刊詞》中，徑直稱：“晚近世亂已亟，而人心之俶詭，學術之陵替，尤莫甚於今日。”發刊詞所指斥的，主要是“居位者率懵不知學”，學者“大抵稗販泰西，忘其所自”，“或有心知其非，不惜曲學以阿世好”，更有“縈情利祿，守道不堅” 。同時，也針對一大批“浮薄少年，中無所主”，“馳騖於紛華，像棋六博，醇酒婦人，以爲苟畢吾生而已足”深感惋惜。
這裡矛頭所向，“居位者率懵不知學”，指的是把持權力的軍閥、政客多完全不懂中國文化、傳統學術；學者，則是針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在學術、學風方面帶來的一些問題。當時，就此發聲的並非由《華國月刊》始，在新文化運動的重鎮北京大學，一群服膺劉師培、黃侃、陳漢章、馬敘倫、屠孝寔、康寶忠、陳鐘凡，吳梅、黃節等人學說的國文繫學生俞士鎮、薛祥綏、楊湜生、張煊、胡文豹等，於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國故社，同年三月創辦《國故》月刊，即表明要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爲宗旨。與此同時，在南京，任職於東南大學的英文繫教授吳宓、英文繫主任梅光迪、生物繫主任胡先驌等人，原俱留學美國，服膺白壁德新人文主義，不滿胡適、陳獨秀等人的文化與文學觀點，一九二二年一月創辦出版《學衡》雜志， 以“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爲宗旨，對胡適、陳獨秀等人發動猛烈批評。爲回應《學衡》的挑戰，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北京大學培研究決定成立國學組，任命胡適爲主任，計畫出版《國學季刊》。胡適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裡寫道：“我們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見，爲中國學術謀解放。”隨即撰寫了《〈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於一九二三年一月由《國學季刊》卷號刊出，發起了“整理國故”運動。《華國月刊》的創辦，既是對這些刊物的呼應，又是爲了有一專門陣地特顯和糾正這些刊物的不足乃至失誤。
和《國故月刊》擔綱者爲北京大學一群青年學子、《學衡》擔綱者爲剛留學歸國不久的年輕教授不同，《華國月刊》的創辦者和主要撰稿者非但對中國傳統經學、史學、諸子學早有精深研究，成就卓著，而且，大多曾積極投身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反對袁世凱復闢帝制及北洋軍閥的實際鬥爭，對中國社會與政治有著相當深切的了解。章太炎在《華國月刊》一卷十二期上發表的《救學弊論》中，基於前者，批評“今之學者，能考辨者不皆能記誦，能記誦者不皆能識字，所謂無源之水。”他們或“妄論諸子，冀以奇勝其儕偶”，“其下者，或以小說傳奇爲教，導人以淫僻，誘人以傾險”；基於後者，批評 “今之學子，慕遠西物用之美，太半已不能處田野。計中國之地，則田野多而都會少也。能處都會不能處田野，是學子已離於中國大部。以都會爲不足，又必實見遠西之俗行於中國然後快。”一是脫離中國廣大的農村，二是對中國的都會也缺乏真切的了解，三是以“遠西之俗行於中國”爲終極目標，可謂切中這些學人的要害。章太炎認爲，要克服這些致命弱點，首先就要讀懂中國古書，了解古代文字原意，並以能讀常見書爲務，非如此就不能準確地了解中國傳統的思想與學術；而要真正認識中國實際，就必須深入了解中國的歷史。章太炎認爲，政治、經濟諸學，俱不能不以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爲基，“雖所謂國學者，亦當有所抉擇焉”，“欲省功而易進，多識而發志者，其唯史乎！”
正是秉承這樣的認知，《華國月刊》在學術欄目中，發表了一批考釋中國古代文獻的專門著作，其中有章太炎的《新出三體石經考》、《墨子大取釋義序》，黃侃的《音略》、《文心雕龍札記》、《六祝齋日記》、《感鞠廬日記》，汪東的《法言疏證別錄》，吳承仕的《尚書傳王孔異同考》，劉念親的《荀子正名篇詁釋》，太虛的《荀子論》，宋慈褒的《呂氏春秋補》，孫世揚的《論語考》等等，學術含量都很高，非其他幾種刊物所能比擬。
更引人注目的，是《華國月刊》解讀中國歷史尤其是制度史的眾多文章。章太炎在《救學弊論》中曾批評“今之文科，未嘗無歷史，以他務分之，以耳學囿之，故其弊有五”：一，“尚文辭而忽事實”；二，“因疏漏而疑偽造”；三，“詳遠古而略近代”；四，“審邊塞而遺內治”；五，“重文學而輕政事”。章太炎認爲；“揚榷五弊，則知昔人治史，尋其根株，今人治史，摭其枝葉。其所以致此者，以學校務於耳學。”他強調：“能除耳學之制，則五弊可息，而史可興也。”《華國月刊》通論欄目中數量多的就是論史的文章。這些史論，實際上也是政論，是針對現實問題而發。
大部分史論都由但燾撰寫。但燾，字植之，湖北省赤壁市（古稱蒲圻）人。一九○○年考中秀纔，一九○三年肄業於湖北經心書院，後赴日本留學，入日本中央大學學習。積極參與組建中國同盟會，任司法部干事、執行部書記干事、總理秘書、湖北支部負責人，並負責歐美會務聯絡事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任總統秘書兼公報局局長，負責編印《臨時政府公報》。一九一二年二月，但燾奉孫中山之命赴上海迎接章太炎赴寧就任總統府樞密顧問。南北議和告成後，唐紹儀組閣，但燾出任國務院秘書。一九一四年，袁世凱準備稱帝，但燾奮然辭去一切職務，蟄居上洪任大總統後，但燾出任總統府顧問，張勳復闢時又辭職南下。一九一七年護法之役，但燾應孫中山邀請去廣州，擔任國會非常會議秘書帥府秘書長。一九一八年回上海爲父親丁憂。在此期間，和章太炎、汪東等時相過從。一九一九年，國會在上海正式成立，林森任參議院院長，但燾被聘爲參議院秘書長兼憲法會議秘書長。一九二○年但燾隨孫中山回廣州。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叛亂，但燾隨孫中山退居上海。一九二三年又隨孫中山回廣州帥府，參加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通過隨孫中山北上，但燾回到上海寓居在新閘北路。正因爲有著這樣參與革命和從政的經歷，但燾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成敗得失有著深切的體驗。在《華國月刊》上，他陸續發表了《周禮政詮》、《給事中制度論》、《御史制度論》、《改革學校私議》、《裁道設府議》、《廣章太炎代議然否論》、《鄉官制度論》、《復書院論》、《論漢代選舉》、《學校大法論》、《綱紀篇》、《自由新詮》、《原忠》、《中夏代議制度論》、《租借地與居留地論》、《唐人詩諫論》等一大批比較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和現實政治制度的文章。這些論文大多圍繞章太炎《與章行嚴論改革國會書》而展開，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及其運作做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對中國應當建立什麽樣的相關制度方纔更加符合中國實際，應當如何行之方纔更加有效，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視的建議。
章太炎在《與章行嚴論改革國會書》批評當時國會根本無法行使監督政府和官員的職責，建議“首、批準憲法之權還之國民”，取決於多數，“若夫監督政府，則當規復給事中；監督官吏，則當規復監察御史，分科分道，各司其事。”並提出，給事中、監察御史俱通過統一考試選撥。但燾的多篇論述，即據此而展開。在《給事中制度論》中，他說，唐代給事中“上之所以責成者既極隆重，在其位者類以宰輔自期。凡事有虧朝典、違官法，爲國計民生所不便者，多能悉心論駁。”是故“終唐之世，女後、藩鎮、奄宦、邊疆之禍，史不絕書，而政治不至大紊者，則給事中制度貽謀之善，有以維持於不敝也。” 他說，給事中今可易名爲監察官，其職責，當效唐、宋給事中，署讀奏抄，駁正違失，凡敇制及君主一切命令，均得經他們連署，方能發布施行。在《御史制度論》中，但燾主要論證如何發揚御史制度傳統，建立有效的現代彈劾制度，據此，他提出：當“易御史之名爲彈事，以資深者爲掌院，而名其治事之署曰彈劾院”，“設彈事條例，以爲執務治事之準的，其得依據法律，以糾察百官之罪惡”，另於各省“置彈事院，糾察省官吏罪惡”。章太炎、但燾這時所提議的使審駁權、彈劾權、考試權獨立，“以審駁權歸之監察官（舊名給事中），以彈劾權歸之彈劾官（舊名御史），以考試權歸之考試官”，俱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對於選舉制度和代議制度，章太炎和但燾俱依據中國歷代史事得失進行了相當詳細的討論，主要結論就是選舉制度必須與考試制度相結合，方能避免這兩種制度單一施行時的諸多弊病。
怎樣改革中國現行教育制度，特別是大學教育制度，是《華國月刊》關注的又一要點。章太炎在《救學弊論》中就提出，“今之學校，先宜改制”。他嚴厲批評學校教育隻重知識傳授，而輕視品德與志向培養：“善教者，使知識與志趣相均，故不亟以增其知識爲務，中土諸書皆是也。今之教者，唯務揚其知識，而志趣則愈抑以使下，又重以歆羨遠西，墮其國性，與啖人以罌粟膏，醉人以哥羅方，無以異矣。”但燾在《改革學制私議》、《復書院論》、《學校大法論》等文中，記述了他與章太炎討論中國教育現存問題的情況，指責當政者拋棄中國義務教育的優秀傳統，將教育市場化，導致“買賣教育之弊”，並由此帶來現行教育重講論少自修、重外學輕國學、重清談輕實學等種種弊端。基於此，他們提出了改革現行學校制度、復興書院教育等多方面的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華國月刊》刊登了信奉佛學的唐大圓、太虛等人一批重要著作。唐大圓發表的《佛學叢論》、《唯識教義闡微》、《東方心理學略談》、《廣孝》、《中華之政治史觀》、《真自由論》等，太虛發表的《我的宗教觀》、《中國人用中國法之自救》、《荀子論》等，都很有特色。
《華國月刊》上還刊登了章太炎晚年許多重要的論學之作。在《王文成公像贊》、《王文成公全書題辭》與《王文成公全書後序》中，章太炎一反先前對王學所做的完全否定性的評價，轉而肯定王學在提高個人修養方面的重要功能，尤其肯定王學能夠塑造勇於任事，一介不取的人格特徵。同時，他指斥朱熹將《大學》中的“親民”改爲“新民”，以及主張“格物致知”以修身，乃是後來乃至當代重知識、輕道德的主要禍首。在《書顧亭林軼事》、《史考五篇》（包含《記永歷帝後裔》、《記李赤心後裔》、《討袁督師家繫》、《再書李自成事》、《書張英事》）等文章裡，章太炎通過考論明清之際相關人物的生平事蹟，表彰其重“夷夏之辨”的精神氣節，和他這一時期對西方列強、蘇俄及日本深深的不信任有著直接聯繫。 
《華國月刊》出版之後，在學界產生相當影響。一九二四年《清華周刊》介紹這本刊物時寫道：“由章太炎先生主任編輯，現已出至一卷八期。分通論、學術、文苑、雜著、別錄、通訊、餘興各欄。文字都是非常古奧，文苑一欄，大充滿了古詩詞。有價值的，還算通論、學術兩欄，裡面狠有些精深研究的文章，有好些爲眾人所不注意的事情的搜討，治國學的人，總得看一看。” 在讀罷《救學弊論》之後，金毓黻在日記中自言：“晚近士習龐雜，或尊古而昧今，或援西以鄙中，持論愈高，見理愈謬，闢如治絲而紛，自以爲是，不知識者已哂議於後矣。得章氏之說以匹之，其裨益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 
一九二三年，胡樸安撰文評介《華國月刊》，認爲它繼承和發揚了清末以來《國粹學報》的優良傳統。說清末成立的國學保存會，“抱光復漢族主義，闡發亭林、船山之學說，發行《國粹學報》，一時撰述之士，如章太炎、劉申叔、黃晦聞、陳巢南、黃季剛等，鄙人亦爲撰述員之一，一時影響所及，學術界勃然有生氣焉。”及至民國肇建，“《國粹學報》停刊，然而東南學者，皆受太炎影響，《國粹》雖停，太炎之學說獨盛。北京大學者，學術彙萃之區也，爲姚永概、馬通伯、林琴南所占據，不學無術，奄奄一息焉。自劉申叔、黃季剛、田北湖、黃晦聞，應大學之聘，據皋比而講太炎之學，流風所播，感應斯宏。自申叔貶節，媚於袁氏，而有《中國學報》之刊，國師之譏，學術大受打擊。所幸《華國》及東南大學之《國學叢刊》，皆《國粹學報》之一脈，而爲太炎學說所左右者也。”
汪東是《華國月刊》的實際主持者，但他發表的論文並不多，值得注意的是一篇《新文學商榷》。除《法言疏證別錄》外，多爲詩詞。據湯國梨回憶，是汪東向章太炎建議，“用章太炎名義辦一月刊，所有徵稿、編輯、發行等工作，俱由汪東負責。所需經費，則用太炎名義賣字所得抵充。”而由於汪東極擅長模仿章太炎字體，“所以這個時期太炎的寫件，半由汪東代筆。”所得費用“已。” 朱季海亦言：“予所聞《華國月刊發刊辭》，汪東爲之。” ，汪東，原名東寶，後改名東，字旭初，號寄庵，別號寄生、夢秋。江蘇吳縣人。一九○四年留學日本，先入成城學校，後入早稻田大學預科，畢業後入哲學館。加入同盟會，擔任《民報》撰述，發表《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法國革命史論》等論文。一九○八年，師從章太炎習文字學，與黃侃、錢玄同、吳承仕同門。一九一○年回國，參與江蘇光復活動。一九一二年，擔任章太炎爲社長的《大共和日報》的撰述。和章太炎關繫一直比較密切。他自是《華國月刊》創辦與維持的一大功臣。汪東在音韻學、訓詁學、文字學等諸方面，都有創獲，而於詞學，尤具功力。《華國月刊》上刊載大量同時名家詩詞，和汪東這方面的興趣當然密切相關。
《華國月刊》問世後，被許多新派人物視爲開歷史倒車。提倡新文化運動特別激進的錢玄同，雖然亦是章門弟子，在思想上見解上已經與章太炎漸行漸遠。在他看來，《華國月刊》乃章太炎自甘落伍的結果。錢玄同曾致函胡適說：“《華國》二冊奉上。我稍微有些錯記，他底文筆裡並沒有說到‘科學方法’，但他罵提倡新文化、新道德爲洪水猛獸，自是指吾輩而言。又他罵李光地、田起膺、朱老爹窮理之說，而研究天文歷數爲非；又以‘學者浸重物理’爲‘率人類以與鱗爪之族比’，則反對研究科學，旗幟甚爲鮮明矣。是則‘敝老師’底思想，的的確確夠得上稱爲昏亂思想了。我以爲他這種思想，其荒謬之程度遠過於梁任公之《歐遊心影錄》，吾儕爲世道人心計，不可不辨而闢之也。”  
《華國月刊》出至三卷四期（一九二六年）即突然停刊。湯國梨回憶，那是因爲蔣介石所率領的北伐軍即將攻占上海，汪東懼受章太炎的牽連，不再任事所致：“及至國民革命軍北伐到上海，因太炎一貫反蔣，汪東已避不見面。《華國月刊》社辦事處的房主，以這間屋中，積存大批《華國月刊》，汪既不去處理，便至我家要求，即日把這批存書運走，以免被累。”  北伐軍占領上海後，章太炎被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臨時執行委員會指名通緝，但黃侃仍謀劃使之與《學衡》聯合復刊。一九二八年五月黃侃在日記中寫道：
至蕭叔絅處晤學衡社人。伯弢先生亦在。綜其所議，大氐謀與《華國》合並，續印《學衡》，請汪旭初爲經理三事而已。胡步曾發議，謂其報宗旨略有二事，一則必須用文言，二則溝通中西學術，非純乎保存國粹。因言其報亦有不愜彼意者一文，曰中國文化之精華在乎禮服。予乃調之曰：此人不過不善修辭耳，如曰“或者在乎禮服乎”，亦未嘗無一商之價值也。夫經而可議，則《馬氏文通》式之文言，陳三立、鄭孝胥式之詩，亦宜若梧臺燕石矣。 
    稍後，《學衡》復刊，而《華國月刊》則終成絕響。但無論是章太炎，還是黃侃、但燾、汪東，包括其他許多作者，先前都曾是非常激進的革命者，都飽經社會激烈變革風暴的洗禮，對中國歷史和社會實際都有了更深入的體認，對東西各國各種思潮、學說的內涵以及它們移植於中國所產生的問題，都在不斷進行反省。秉持對中國文化的深切認知，他們發出了不同於流俗的別樣聲音。這是在革命大潮中跌打滾爬出來的思想者痛定思痛發出的沉重的呼喚，它呼喚對自己的文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歷史資源不要一筆抹殺，它呼喚要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走中國自己的路，這一切，恐怕都不是用一個簡單化的文化保守主義就能概括的。質諸方家，不知以爲然否?

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於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