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前言

有些東西一成不變，而有些東西不斷變化。關於本書中所闡釋的一些問題，與當初寫作本書時相比，我們有了更多的了解。這裡，我做了一些變動，有些方面是小變動，有些方面是較大的變動，總之，將問題的討論帶入當下的語境。當然，本書有了一些新的腳注和大量的新參考文獻。在一些實質性問題的討論中，我做了一些較大程度的改動。

在章中，我對互助的重要性的前置討論談得略多了一些，相關性的重要性是第三章中的主要論題。我所說的相關性是以相鄰者討價還價形式、通過局部相互作用而建立起來的。這項工作是與賈森·麥肯齊·亞歷山大(Jason McKenzie Alexander)一起完成的，這項工作是在本書版出版後做的。我還做了一個歷史事實的校正：達爾文本人真正破解了性別比例之謎。

在第二章中，關於理性與逆向歸納之間的相互關繫，我保持更加謹慎的態度，也許有人會說，由於我不想陷入所涉及的反事實推理，所以閃爍其詞。這個論題並非本書所討論的問題。我對術語做了改變，將“模塊理性”(modular rationality)改為“序貫理性”(sequential rationality)，從而使其與博弈論文獻中的標準術語保持一致。現在，後通牒談判(ultimatum bargaining)行為的經驗分析包括了人類學家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小規模社會之間凸顯的變異性。這一點與版中隻是暗示的社會規範框架討論是完全吻合的。關於這個框架模型，可以參考我與凱文·佐爾曼(Kevin Zollman)合作的新研究。

現在的第三章增加了關於內含適應性(inclusive fitness)的新的一節，相當簡明地展現了如何從相關的邂逅者中得出漢密爾頓法則的一個版本。本章中還有新的一節，討論了重要的相關性機制：家庭、伙伴選擇、不同方式實現的對等利他主義、局部相互作用以及梅納德 · 史密斯(Maynard Smith)的一種群體選擇的干草堆模型(haystack model)。

第四章中關於通過打破對稱性而形成關聯慣例的討論很大程度上未變動。但是，第五章不得不做變動，因為我們已經從信號博弈動態機制理論中學到了大量知識。現在，基於與簡單信號博弈的局部分析相結合的模擬實驗推測的結論已經得到了證實。但是，至於推廣到更為復雜的信號博弈，人們必須保持小心謹慎。基本理念——信號繫統均衡形式下的涵義可以自然而然地產生——繼續保持有效。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僅在某些環境下發生。現在，我對第五章做了一些校正，但是，關於這個問題，仍有很多話可以說。為此，我撰寫了另一本著作。

後記中的內容意在為進一步研究指出方向。我已經嘗試沿著我自己的方向研究下去，而現在，我可以為自己和其他學者關於社會網絡形成的研究工作添加一枚指針。

版前言

關於社會契約，廣為人知的傳統研究方法是基於理性決策的方法。這種傳統方法探討的是，在事前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業已存在的條件下，理性決策者將達成何種類型的契約。這是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傳統方法，當代在約翰·海薩尼(John Harsanyi)和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那裡得到了繼承和發展。除了上述傳統方法外，還有另一種傳統方法，即大衛·休謨(David Hume)和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創立的方法，探究的是不同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既存的、隱性的社會契約是如何演化而來的?又將如何繼續演化?本書致力於這些問題的探索，旨在對第二種傳統方法有所貢獻。

在一定程度上，黑格爾(Hegel)和馬克思(Marx)觸及了第二種傳統方法。但是，由於缺乏動態演化觀，他們求助於關於歷史辯證法的奇妙構思。達爾文(Darwin)通過對自然界中再生差異性的觀察，注意到了自然界的動態演化機理。正如生物進化一樣，社會文化領域也存在著一些再生差異性現像。與不成功的策略相比較，成功的策略中有著更多的互動和模仿。如果采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語言方式，我們可以說，社會文化的進化和生物進化都是差異性復制驅動的過程。這裡有一個簡單的差異性復制動態模型，現在被人們普遍稱為動態復制器(replicator dynamics)。雖然無論從生物學的角度還是從文化學的角度，這種動態理論都顯得過於簡單化，但是，它提供了一個能夠抓住差異性復制關鍵特征的、便於控制的模型。該模型可以作一般化的構建，進而將突變現像和重構現像納入模型。這些生物學範疇所反映的事物的規定性，在文化演化的世界裡同樣存在。在文化領域，突變現像表現為新行為方式的突然出現，思想和策略的重構現像也正是文化神奇性的源泉。因此，運用動態演化論的這些分析工具，我們就能夠從一個新的視角來探究社會契約各個方面的特征。

有人會認為，兩種方法終都將得出相同的結論，因為自然選擇導致的是非理性結果。這種觀點並不正確，讀者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可以循著一個路徑，就是關注為何這種觀點不正確。本書的章將性別比例的生物進化與正義的文化演化並列起來加以分析。這裡，我們揭示了進化過程如何呈現了“達爾文的無知之幕”(Darwinian veil of ignorance)，在這樣的狀態下通過簡單的討價還價博弈，常常(但並不總是)能達成一個公正的分工選擇。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理性行為理論得出的結論是，在信息充分、行為理性和追求自身利益化的前提下，能夠達成有限的均衡狀態。第二章揭示了進化可能會消除承擔一定成本的懲罰者懲治不公平行為者的行為。盡管懲罰策略是博弈參與者的弱占優策略(weakly dominated strategy)，由於它會使結果變得更好而不是更壞，所以，它仍將存續下去。第三章展現了理性決策與演化之間的明顯差異。如果說演化博弈一般理論允許博弈參與者策略具有相關性，那麼，在理性決策博弈理論中，博弈參與者的強占優策略導致了策略的不相關性。相關性解釋了“達爾文的無條件命令”(Darwinian categorical imperative)，對利他主義和互助的演化條件給出了一個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第四章對對稱的選擇的策略人之間的理性選擇難以實現的情況進行了總體分析。動態演化理論可以打破信息對稱的魔咒，解釋相互關聯的習慣的形成機制。產權行為的起源，進而產權概念的形成，就是很好的例子。第五章探討能指(涵義)是如何自然地與信號博弈中的令牌聯繫起來的。理性選擇理論存在的“咿呀均衡”(babbling equilibria)，令牌則沒有任何能指(涵義)，但是，在動態演化理論中，能指(涵義)的演化是必然的。通過一繫列與社會契約相關問題的分析，由理性選擇視角轉向動態演化視角，我們看到了二者的重要差異。在很多情況下，反常情況得到了解釋，想像中的悖論也不復存在了。

因此，兩種傳統的分析方法並不能得出相同的結論。它們既有相互一致的觀點，又有著顯著的差異。把握休謨的傳統分析方法，我著眼於它的解釋力而不是標準化的表達方式。有時，我因能夠解釋事物如何演化而興奮；有時，我想，基於任何一個似乎合理的動態演化理論，我就能夠說出事物演化的原因。或是介於兩者中間的情況，也許我能夠說明一繫列形成特定結果的初始條件。當我對演化理論的分析結果與理性決策理論的分析結果加以比較時，我並不是要對後者標準化理論提出批評，我隻是強調了這樣的事實，即兩種傳統理論對不同問題的探究得出了不同的答案。

雖然在本書所討論的命題背後存在著博弈理論和動態演化理論的支撐，我還是保留了為學術性刊物所推崇的技術細節。當然，閱讀這本書並不需要特定的專業背景，基於這樣的考慮，我介紹了一些有用的概念。我希望並相信，這本書能夠被渴望把握令人陶醉的社會契約自然主義論命題的讀者廣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