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自16世紀起，在夏季學習植物、在鼕季參與解剖成了全歐洲醫學生們普遍遵循的慣例。盡管今天的我們將植物學與解剖學視為不同的學科，但它們在過去都屬於醫學的範疇。正如一些歷史學家已指出的那樣，隨著描述性研究對一手經驗的重視，藥用植物學與人體解剖學於16世紀起備受矚目。全新的學習地點的設立（植物園及解剖室）即可證實這兩個領域在大學裡的地位。此外，像萊昂哈特·富克斯（Leonhart Fuchs）的《植物史論》（De Historia Stirpium，1542）和安德烈·維薩裡（Andreas Vesalius）的《人體的構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1543）這般附有精美插圖的書籍更是為植物學和解剖學研究帶來了可觀的名望。以這兩本標志性的書籍與部分其他印刷書籍為基礎，本研究旨在了解印刷書籍中的圖畫在新的自然知識的形成和確立中所起到的作用。
人們或許會想當然地認為，藥用植物學和人體解剖學書籍中的圖畫會與該領域的描述性和觀察性的特征有關。然而，在科學知識的發展和生產中，觀察性、描述性與圖繪的實踐之間的關聯卻一點也不顯而易見。比如，考慮到該時期印刷商們的復印實踐，我們無法論證16世紀的藥用植物學或解剖學領域中附圖書籍數量的上升是否標志著觀察數量的上漲。圖畫自然是視覺的，但若想理解它們與觀察或描述究竟有著何種關聯，則需要我們的謹慎研究。
我於此的目標並不是全面的：一些研究“植物學”“解剖學”，甚至“科學”體裁的插圖彙編和圖錄已經存在。但盡管那些圖錄大有益處，其編撰目的既不在於拷問圖像、文本和物體在原出版物中有何等關聯，也不在於試圖查明圖畫對於一名懷有科學和學術志向的16世紀自然學學生起到了何種幫助。而以上正是我在本書中所探討的問題。
我在本研究中重點關注的是印刷書籍。盡管書籍並非16世紀獲取或傳播知識的途徑，它們卻是知識淵博的醫師們學習相關學科的主要媒介，因而也表達了這些醫師的觀點。這些印刷書籍不僅成為了他們教育和地位的像征，更是他們展現自己在藥用植物學和人體解剖學上的觀點的必要途徑，即使他們有過直接觀察植物和被解剖尸體的經歷也不例外。在本書的部分中，我探討了支配印刷書籍的物質生產的多個因素。在領悟任意一本書得以成功印刷的基本前提之前，很難充分意識到像富克斯或維薩裡這樣的作家將其項目實現所需的決心和努力。不僅如此，正如我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中所論述的那樣，學問精深的學者們對於他們的知識將以何種方式在印刷書籍中呈現的想像，影響著他們對圖文關繫的設計，更為關鍵的是，它影響著他們建立論證乃至研究方法的方式。書籍不應隻被視作思想的容器而已。
在理想的情況下，一場對科學圖像的全面討論應當采用出自一繫列媒介、資料與學科的圖像。而我在此提供的是從一個人群（擁有大學教育背景的醫師）的視角出發，通過一種媒介（印刷書籍），針對自然世界一個相對狹小的部分（植物和人體解剖學）的研究。但即使在這樣的範疇內，我依然無法對每一本於16世紀出版的有關藥用植物學或人體解剖學的附圖書籍做出討論。我也沒有談及每一位接受了大學教育且善於繪圖的醫師或是每一名不認可圖畫的醫學著者。相反，我選擇的是那些清晰闡述了（因此可以為我們所用）圖畫對於知識的有效性的看法的作者，這些觀點始終在辯論與爭議中發聲，也因此突出了16世紀與自然相關的學術書籍在其功能和實用性上的多樣性。對個別例著的專注，能夠使我更細致地研究圖畫構成16世紀自然學術知識的研究對像、方法和權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的具體方式。
第二、三部分分別圍繞的是於一年內相繼出版的富克斯的《植物史論》和維薩裡的《人體的構造》。我選擇這兩本書不僅因其為同時期負盛名的附圖書籍，更因為它們的著者是據我所知批明確記述了圖畫對構成自然知識的實用性，並且實實在在地將圖畫與知識進行整合的作者。這當然不是藥用植物學或人體解剖學的印刷書籍次納入圖畫，但與眾不同的是，這兩位作者將圖畫視為理解自然的核心，在沒有插圖的情況下，他們對知識的主張便沒有意義。同樣的，圖像本身也並非一目了然。正是文本與圖像的巧妙結合引出了一般化的研究對像；它反映了作者們的研究方法，也為他們的觀點增添了權威性。我認為，富克斯和維薩裡在追求學問的過程中發展出了一種“視覺論證”。
第二部分討論的是有關藥用植物的著作，而第三部分主要討論的是人體解剖學方面的書籍。不過這樣的劃分不應被視為植物學和解剖學這兩門學科互不相交的標志。畢竟維薩裡對闡述土茯苓（China root）的醫學價值頗感興趣，還給富克斯送去了一份rha ponticum［祁州漏蘆屬］的樣本（見圖6.3）；富克斯也在很大程度上憑借著維薩裡的《人體的構造》編撰了一本解剖學的教科書。6藥用植物學和人體解剖學是一名受過大學教育的醫師必須掌握的無數課題中的一部分。
事實上，富克斯和維薩裡的著作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兩者皆源自其作者早先與其他學識淵博的醫師之間的爭論——富克斯的書來源於他與塞巴斯蒂安·德蒙特（Sébastien de Monteux，1518—1559年）在如何對待被稱為“偶性”的外部特征的問題上引發的爭議（見本書第五章），而維薩裡的作品則是源自由皮埃爾·布裡索（Pierre Brissot，1478—1525年左右）挑起的有關放血療法的爭辯（見第九章）。富克斯與維薩裡還都利用圖畫進行一般化的論證，對完整或理想化的物體進行討論，在知識的問題上宣稱權威（見第五與第十章）。他們對圖畫的使用均受到了其他接受過大學教育的醫師的批判，例如傑納斯·科爾納瑞斯（Janus Cornarius，1500—1558年）和雅克·迪布瓦（Jacques Dubois，1478—1555年）（分別詳見第六和第十一章）。這些相似之處說明了藥用植物學和人體解剖學經歷了相似的發展歷程——這一現像也不算出人意料，畢竟它們都是醫學知識中的一部分，也都被擁有大學背景的醫師議論著。
為了與富克斯作對比，我在第二部分討論了康拉德·格斯納（Conrad Gessner，1516—1565年）的作品，他為其未能出版的《植物史》（Historia Plantarum）所繪的圖畫，讓我們得以窺探圖畫在書籍出版前植物知識的形成過程中是如何被使用的（見第七與第八章）。格斯納也不例外，印刷書籍對他而言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它塑造了他使用、整理圖畫的方式。在第三部分中，巴爾托洛梅奧·歐斯塔基（Bartolomeo Eustachi，1514—1574年）提供了一個與維薩裡圖畫中的理想身體有趣的反差，他那描繪個別器官的雕版畫所表現的是一般的“自然法則”下的個例（見第十一章）。在學術書籍中使用圖畫也可能是被其他原因驅使，譬如彼得羅·安德烈亞·馬蒂奧利（Pietro Andrea Mattioli，1500—1577年）渴望成為“植物共和國”（botanical republic）裡權威的評判者，而費利克斯·普拉特（Felix Platter，1536—1614年）試圖在《人體的構造和功能》（De Corporis Humani Structura et Usu）中對維薩裡的解剖學進行表格式的解讀（分別見第六、八、十一章）。人們看待圖畫對於自然知識的價值的不同態度，以及為此目的對圖畫的各種各樣且時而巧妙的用法，揭示了與自然相關的科學研究在當時尚不存在一個單一的視覺體繫（visual regime）。相反，這是一個試驗化的時期。
正如16世紀的藥用植物學和人體解剖學有著諸多相同點，一些警示和假設對兩者也同樣適用。我認為有必要在此將它們一一列出：關於圖像本身、該時期與自然圖畫相關的歷史範疇，以及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大部分醫師所承認的學問和知識點，我們都應謹慎做出各種推斷。我們應當在初就謹記這些要點，因為它們說明了為何——盡管我接觸了大量圖像且其中大部分為自然主義圖像——我討論的核心並不在於藝術風格、被觀察的實際物體或與過往相比產生的劇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