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回歸前夕的盧作孚先生

——釋讀盧作孚與晏陽初間的幾封未刊信函

追求“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晏陽初和他的志業

身世與經歷

掃盲經典“千字課”

四大教育三大方式

“三C”精神

萬裡孤征心許國

——讀《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

聯大之聯合不易

北大向來

君子固窮

傾情梅花

萬水千山走過

——讀趙寶煦教授《南行記》

我要走，從此到海角，到天涯

遼闊而迢遙的途程啊

這就是神聖的抗戰麼

一個也不能少

——抗戰流亡中的豐子愷家族

外婆“失而復得”添得嬌兒一口

“藝術的逃難”

結語：交融地帶的理想生活

也錯過 也相遇

——從劉燕瑾、王林夫婦經歷看八路軍的婚戀紀律與自由

惱人的組織紀律

永遠夢想著傳奇般的戀愛

相遇依然美好

革命年代的飲食兒女

——讀章瑞榮家信

身不由己的遷徙

計劃供應下的采買日常

無處安放的婚姻

結語

除文盲  作新民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與近代掃盲運動

掃盲成效的定縣尺度

掃盲成效的全國尺度

影響掃盲成效的因素

20世紀30年代的鄉村公務人員

——見之於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的調查

鄉村公務人員的類別

鄉村公務人員的產生途徑

鄉村公務人員的收入及其來源

鄉村公務人員的資格和背景

鄉村公務人員的主要職責

鄉村公務人員的社會評價

餘論

“一日”與未來

——從“冀中一日”征文看民眾對中共根據地政權的支持

“冀中一日”的傳奇

多彩文化生活：參與感與分享感新型人際關繫：權力感和平等感

結語：“新人”和“新社會”的雛形

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國立高校治理

——以清華和北大為例

清華大學：教授對校務的深度參與

北京大學：校務治理的主要內容

餘論

後記

回歸前夕的盧作孚先生

 ──釋讀盧作孚與晏陽初間的幾封未刊信函

盧作孚先生雖早在1952年2月8日就已離世，但他是至今仍活在人們心中、受到後人衷心愛戴和紀念的近代人物之一。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對民族航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不僅僅因為他在抗日戰爭中指揮過被譽為“中國的敦刻爾克”的宜昌大撤退，也不僅僅因為說過他是中國不能忘記的四位實業家之一，還因為他所達到的道德高度令人難以企及，也因為這樣一個在道德和能力上近乎完美的人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的非正常死亡。對於盧作孚的追憶和研究很豐富，但令人遺憾的是，對他在回歸新中國前夕的思考認識和心理活動的揭示，尚顯得比較簡單，尤其是缺少以文獻資料為依據的專業研究。其實這種情況不限於盧作孚，除少數例外（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對於這一時期面臨人生抉擇的歷史人物在社會大變革前後狀況的研究總體上相當欠缺。而時代激變中個人的思想和活動，更能反映歷史人物的膽識、智慧、性格和操守，對於理解其前後的歷史可提供極有價值的線索。

筆者幾年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披閱晏陽初檔案，發現1950年晏陽初和盧作孚之間的幾通信函（晏致盧信為草稿）。查《盧作孚書信集》，收錄下限為1949年；《晏陽初全集》書信卷雖終於1984年，但也未收錄這幾通信函。基本可以判定這些信件未曾刊布過。這些鏈條已不完整的通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兩位歷史人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所思所慮所感。當然，僅憑幾封書信，尤其是在敏感背景下的通信（幾乎每封信都注有“極密”“閱後火之”“閱後附火”等字樣），進行深入討論並不可能，作者亦非盧作孚、晏陽初的研究專家，因此甚至不能確定應從哪些方面判斷這些信件的史料價值，但從目前所見的兩人傳記看，對於兩人1949年前後心理活動的研究大致空白，或許這些信件的意義在於可給相關研究者提供若干信息和線索，有助於兩位重要歷史人物研究的深入，同時也有助於加深對那個時代的認識。

這批信函共八件，每人各四通。所談主要為當時的世界局勢、臺海關繫、對新中國的看法，並涉及個人事務。

在介紹這批信函的具體內容之前，有必要對兩人關繫及當時處境略作交代。晏陽初在中國農村推行了二十幾年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曾被美國一百多所大學的著名學者評選為“現代世界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之一，與愛因斯坦、福特、杜威等並列。1947年9月，晏任中國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會議第二屆代表大會代表，趁機在美進行廣泛的宣傳和遊說，為鄉村改造爭取經濟援助，並終使美國國會在援華法案中特列“晏陽初條款”，在對華經援總額中撥付250用於推動中國的農村建設。1948年8月，晏出任新組建的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為中方三委員之一。1950年代後，晏主要從事第三世界國家的鄉村改造活動，他重訪中國大陸，已經是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代中期。盧作孚是一個豪情萬丈的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實干家，他所創辦的民生公司是民族航運業的一杆旗幟。抗戰期間，他曾出任國民政府的高級行政人員，同時，他對“鄉村建設”有極濃厚的興趣，他所經營的重慶北碚，就是一個名聞遐邇的鄉建實驗區。盧於1949年5月赴香港，指揮民生公司船隻在港結集並相機回歸大陸，年內曾兩次回重慶處理公司事務。1950年6月10日，盧作孚離港，從廣州乘火車赴北京，完成回歸之旅。盧晏兩人不僅有共同的事業，而且有極相似的品格與抱負，私交甚篤。1949年，兩人至少有兩次相聚。5月7日，兩人並北大前校長、時為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蔣夢麟同飛廣州； 11月20日，“農復會”委員會會議在臺北舉行，晏自重慶飛往參加，小住一周後取道香港赴舊金山，隨即轉往美東地區，過港時與盧有過晤談。兩人通信時盧作孚在香港，晏陽初在美國。

1950年1月16日盧作孚致函晏陽初（頁邊上有“閱後火之”字樣），談到美中關繫和臺海兩岸局勢，希望晏陽初對結束中美對立、停止戰爭狀態發揮影響：

此外有請吾兄注意者，臺灣絕非可憑藉以與大陸作戰之基地，後結束似隻有時間問題。其利害，兄在港時弟已迭加分析，美政府近確定不卷入之態度，亦繫證明。但美政府仍予臺灣以無濟於事之經濟援助，使海島與大陸相持之時間加長，即使臺灣對大陸之空襲及封鎖加長，此於中共軍事無大損害，徒增人民痛苦，徒增人民對於軍費及兵員之負擔，徒促中共更多仰賴蘇聯之軍事援助，於國民黨之後命運全無補救，徒使中國人民更痛恨美國，徒失美國人在國際之威信。此種利害得失，萬望兄向諸好剖析明白。如美國欲得全中國人之好感，好設法結束臺灣殘餘無望之爭。此為弟個人對兄個人提供之意見也。裁酌之。

1月31日，盧作孚再次致函晏陽初，標注“極密”：

陽初兄：密箋敬悉。請告美國可靠友人，未來成敗決不在原子彈或氫氣彈，而在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對於落後國家有無真正了解。殖民地政策當然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及目前狀況均可證明。門戶開放政策隻著眼在商業（著重標志為作者自加，原為下畫圈，下同——引者）往來，亦必失敗。欲落後國家人民能自起來，絕無其事；必須先進國家真能全力幫助（比幫助西歐恢復需要力量更大）落後民族，使能迅速提高文化及生活水準，乃能使落後民族不生變化。對今後中國仍當寄與極大同情，予以幫助，使能和平建設，勿激起日趨惡劣的情感，日趨強烈的武裝準備，走向，乃繫可靠的辦法。速設法引起新的輿論。不但為中國之幸。

盧作孚在穗在港期間，國民黨高層曾紛至沓來，勸駕移臺。盧曾在抗戰期間擔任交通部次長和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等重要職務，與國民黨上層有深厚的人脈關繫，與其中一些人私人感情也很好，而且，民生公司向加拿大政府的大筆借款由國民政府作保，他若選擇去臺灣，應該說有充分的理由。但從上引兩信中可以看出，盧作孚恐怕從未有過這樣的打算，他對國際大勢和臺海關繫前途有明晰的判斷，並在這個大框架下確定了個人的歸宿。

晏陽初主張“化農民”必先“農民化”，並身體力行，在河北定縣等地長期實踐“農民化”理論，然而，他的經歷，他的情感，他的信仰，他的事業的支持來源，使他成為一個十分國際化的人物，尤其與美國社會有極大的親和力，他在美國的影響力也遠大於在他的祖國，他與美國總統、國務卿、聯邦法院大法官、民主共和兩黨領袖、參眾兩院議員都有廣泛而直接的接觸，因此，盧希望他能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盡早結束中國的戰爭狀態。但晏陽初此時關注的重點仍然是實際上尚未開始的農村復興委員會工作。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中美之間沒有外交關繫，美國支持下的農村建設計劃事實上很難實行，但他仍希望繼續在中國大陸開展農村工作，並設想由此出發，改善中美關繫。

收到盧作孚1月31日的信後，2月13日，晏陽初致信盧作孚，標注“極密”。

作孚吾兄：一月卅一號之密函數點與弟在此間所談者不謀而合。近來朝野友好對於弟之主張（即在中國大陸繼續農建工作）有同情者，有反對者（反對協助中共），但事在人為，隻要吾人不灰心，不頭[投]降，成功不是完全無望的。但是弟有一重要問題（前函雖曾提過，但兄未答），就是：如因我輩努力，結果得到此間朝野的擁護，中共是否歡迎，是否同意吾人在大陸繼續工作，此點萬請我兄撥冗打聽個明白，否則費了一番心血，把這邊說服而那邊又成問題。請見復，愈快愈好，愈確愈佳。

3月27日，晏陽初再次致信盧作孚，仍標注“極密”，著重談了從農村建設入手，逐步改善中美關繫的意見：

弟對於美國、中共的希望，試簡述如左，請兄指教：

（一）在災民、饑民、病民、死民遍國的今日，中共隻靠一個在經濟上自顧不暇的蘇聯，怎麼得了？！

（二）我認為中國的大災大難是我們救國救民的良機，在今日救死不及的時候，中美間不是談政治、談主義的時候，今天隻應談救災、談建設（我所謂：“即救即建”的口號）。鄙見是由農村建設入手（比較單純，雙方容易合作，因已有先例）；（中美）雙方在農建、即救即建的工作上有了合作的（態度、情緒、機構和人物）良好基礎，然後第二步就可進行工業的合作；有了農建、工建良好合作基礎，中美雙方政治的，甚至主義方面的調協不是無望的（我輩如能為中共多拉一個強大的與國如美國，那麼中共做附庸的可能就可減少多了，獨立的中國可能性也就可加強了）。

（三）弟所提供的這點愚見（但上暫時隻能粗支[枝]大葉），您看中共可能有什麼看法，什麼態度？未得到比較可靠的答復前，我在此無法進行。

（四）如兄認為弟提的路線（由即救即建的鄉建入手，而後工業，而後政治的合作）中共可以商量的話，我可進一步的同至好（陶格羅斯，前天曾與談）商談具體辦法（陶極贊同弟之路線），如有必要，他可secretly be authorized by the President as representative（被總統秘密委派為代表——引者）到中國進行合作商談。茲事體大，萬望我兄百忙中抽出時間為此事用精力灑心血，慎密的敏速的進行，給弟一個具體答復。事關吾民族前途、世界和平，諒兄必應我所求。陶兄要我代為致意。閱後附火，至要！            

同日晏再寫一信，提到香港民生公司代平教會接收款項、聽說盧有意讓自己出任加拿大民生公司董事（表示“隻要與兄事業有助，弟無不接受的”）等事，並特別詢問“新政權對此種工作（指鄉村建設工作——引者）態度、政策究如何，吾人是否仍應繼續苦撐？”“川中情形，以及吾人工作實況，新權態度，切望兄撥冗見告，至要。”晏念茲在茲，全在鄉村建設。

4月19日，盧作孚致函晏陽初，對於晏所關切問題做了簡要回復。

密箋悉。兄先後所提意見，在目前國際局勢之下能否洽得結果，不可知。弟在港亦無從接洽。亞洲問題誠不可聽任戰禍蔓延，誠當全力阻止戰爭發展，但基本拯救之道，仍在建設與改造，尤在農村建設與社會改造。中國如可在軍事上告一段落，必能開始致全力於建設，必感覺需要國際之協助，屆時必較易洽談。目前或尚有困難，可否先試致力於國外若干建設性質及技術上之人纔，促其回國，不願尚可短期用於國外，請兄再與陶先生商之。如弟有機會建議於新政府，仍當建議也。

盧作孚認同晏陽初的根本救濟之道，但不認同由鄉建而工業而政治合作的路徑，提出必在軍事上告一段落方纔可能進行建設。當時盧雖與香港中共地下黨組織有聯絡接洽，但對於鄉建這樣的事情恐怕確實難有溝通渠道，說“在港亦無從接洽”也是實情。相較而言，盧顯然更為現實。

5月15日，盧作孚再次致函晏陽初，除開列代收的平教會款項詳細賬目、談到女兒國儀赴美簽證“終感困難，已將一切證撤回，中止美國之行矣”外，提到“數日前奉一函，內有致菊農函，為謹慎起見，托友帶到內地付郵轉去，因此或須遲數日乃能到達。好兄寫信時即加注意，非必要事不提，究繫兩個世界，容易引起誤會，為學院增加困難也”。此點值得特別注意。此時離盧回歸大陸已經不到一個月，一切都已在準備中。他不但沒有將晏陽初致平教會瞿菊農的夾信直接轉寄給在四川的收信人，而且特別提醒晏陽初給國內寫信時“非必要事不提”，因為“究繫兩個世界，容易引起誤會”。這充分表明盧作孚的清醒和現實，至少表明了他的機警，恐怕很難認為，一個多月之後，盧回到大陸時是滿懷幻想的。

8月17日，晏陽初致盧作孚，希望盧作孚與美國法院法官道格拉斯（即晏信中所提之陶格羅斯——引者）見面、他本人也盼望能再次與盧在香港會晤：

作孚吾兄：

一、弟至好Donglas(Justice of the U.S.Super Court)到近東遠東(India，Pakistan&Persia等國)諸國家考察，約於九月廿日可抵香港（僅住一日），如可能，亟盼兄能在港和他長談。他的政治關繫之重要，兄是深知的，如兄能為此特別返港一趟，是千值萬值的。這對於中美以及美國和東亞今後的關繫和影響是極大的。我已將兄在港之電報掛號給他，他在離開印度的前一日必給您電報。中美關繫長此惡化下去，非我國之福，非美國之福，非世界之福。對於中美關繫的改善以及農、工、建設的合作，弟和各方友好無日不在積極努力中。天下無難事，天下無易事，隻在吾輩如何努力耳！

二、國懿（盧作孚長女——引者）後天在紐約中國使館結婚，弟已囑平會駐美辦事處幫同辦理一切，弟今晚趕赴紐約［因群英（晏陽初女兒——引者）養病，弟夫婦近日住在鄉間，距紐約約十二個多鐘頭的鐵路］，代兄主持並照拂一切。婚禮舉行後再當向兄報告。祈釋念。

三、近臺北農復會同仁來電促弟赴臺商談農建計劃，彼等既不能在大陸實施農建，而隻限於臺北一隅，弟認為沒有去臺的價值。同時弟頗思同兄一晤，因此前日電成質兄（民生公司香港分公司經理楊成質——引者）問兄何時返港，彼復恐在九月中旬左右，兄月內九月初既不在港，更無弟赴臺的必要。吾兄□□□否，望您抽暇見示一二。匆祝健康。

此時，盧作孚還在北京，他將於10月初返渝。而香港，他再也沒機會重履，老友，也再無機會重逢。

（原文副標題為“盧作孚晏陽初間的幾封未刊信函”，發表於《歷史學家茶座》總第5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