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為何需要科學傳媒？
我出生在大西北，是家中第四子，出生那年恰逢全國開展“ 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試驗”三大革命運動。那時“ 科學”意味著先進，代表著知識的水平。老父親希望我能像拴牛拴馬一樣把科學拴住，便給我起名“栓科”，這便是我和“科學”的初遇。然而我這大半輩子，到底沒能拴住科學，反倒被科學牢牢拴住了。
科學有力量，它引人入勝，饒有趣味。對科學從業者來說，其使命是求真，在追求真理的路上，“ 科學請求被超越，被相形見絀”。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所有的研究都承認自己的不足並被後人不斷超越，如此纔常變常新。對公眾來講，科學早已走下神壇，變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話題和談資。它可以是飛在太空中的“ 嫦娥”，是浩瀚的星空，也可以是家門口的一條河，正在把玩的智能手機，或者我們皮膚上的微塵。
青年時期，我隨國家組織的綜合科學考察隊在南極、北極和青藏高原做科考，爬冰臥雪十來年。人們常有驚嘆，這人竟在企鵝、北極熊和藏羚羊的世界裡過了十年！想當初，在北冰洋剪切帶被大範圍冰裂所困、在南大洋趕上超級颶風以及在克裡雅河谷突遇冰川泥石流，幾次死裡逃生，確有那麼幾許傳奇色彩。極地的惡劣氣候和艱苦的野外環境，練就了我超強的感受力和耐受力，也讓我看淡了人生中的得與失。這大概是地學工作者所共有的底色：但凡在野外長期工作或生活的人，心胸都會變得非常開闊。
原以為自己會在地學研究中過完一生，沒想到33歲那年，竟有了做傳媒的機緣。那時，我已是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員了，思量再三，我這個西北漢子決定挑戰自己：年輕人，怕什麼！越是不可能的事，我越要嘗試。從地理工作者變成傳媒經營者，我和同事們一起把科普期刊《地理知識》做成了今天的《中國國家地理》，一本有著百萬級發行量的科學傳媒雜志。
轉眼，在這條路上已跋涉了廿三年，同行的科學傳媒越來越少，而公眾的科學熱情卻與日俱增。我便有問要發：科學精神之於中國到底是什麼？今天的中國需要怎樣的科學傳媒？這些問題盡管宏大，但對於立志傳播科學精神與理性思辨的媒體來講，這些話題牽繫著其精神之內核。如此，我們且借紙談，鋪陳開去。
科普 V S 科學傳媒
做科學傳媒和做科普（即科學普及），是兩碼事。接手《地理知識》時，我並不確定要把這本雜志具體做成什麼樣。不過有一點我非常明確，一定不能做成一般的科普類。
《地理知識》創刊於1950年，早由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南京分會地理組編輯，辦刊目的是“為人民普及地理知識”，主要讀者為中學地理教師、大中學生和各級干部。1953年，《地理知識》改由新成立的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主管，時任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為雜志題寫了刊名。1959年，編輯部隨中科院地理所從南京遷至北京。之後，因編輯方針不符合國家要求以及受到文革影響，雜志在1960年和1966年遭遇兩次停刊。1972年10月，頂著“ 文化大革命”的風浪，《地理知識》復刊了，封面圖片為“ 紅旗渠”。復刊號中關於“ 氣像衛星”的文章，語言雖有些刻板，卻有勇氣在“ 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向讀者介紹氣像科學的前沿信息。
復刊時，編輯部就開始思考：如何以生動活潑的形式、短小精悍的文章來表達地理科學的趣味內容１。努力歸努力，可雜志並沒擺脫課本式的科普風格，沒能真正活潑起來，更不用說將科學的思辨精神以大家喜聞樂見的方式講出來。
1977年我國高考制度恢復，得益於考試催生的市場需求，《地理知識》成為國內少有的熱賣期刊，曾連續5年每期發行量在40萬冊左右。1982年，高考制度改革，“ 地理”不再作為高考主科，《地理知識》月發行量銳減至20多萬冊。待到90年代文化市場開放，人們的閱讀態度發生大轉變，那種枯燥的、居高臨下的說教式刊物已經很難被讀者接受了。加之期刊市場的繁榮、人們閱讀選擇範圍的擴大，都使得仍然端著“ 我教你”這種科普腔調的《地理知識》，月發行量在1997年跌至1.5萬冊，面臨嚴峻考驗。這種考驗對傳統科普期刊來說，是必然也是警鐘：時代不需要你了。
而從另一方面來說，科學傳媒，或“ 科學傳播”，因其深入淺出、有趣耐看的特點，成為新的社會剛需。我們從《地理知識》到《中國國家地理》的跨越，就是抓住了這樣的機遇和變化。
不說雜志，作為地理工作者的我，也親身經歷了這樣的轉變。90年代中期，我曾給《地理知識》供稿，連載16期，講述我在南極越鼕的故事。我嘔心瀝血寫出的稿子，論文氣過重，隻得反復修改。編輯痛苦，我自己也痛苦。一次，我想起在南極看到幻日，即五六個太陽同時出現在天上的奇觀，頗有“ 後羿射日”的光景，內心極為興奮，便在專欄裡寫道：“ 老祖宗看到的太陽可能是真的！”可惜那時還是以傳統科普的語言體繫來講述南極潔淨空氣中的冰晶雨。雖然也曾引起轟動，畢竟再現了神話中的“ 十個太陽”，但今日再看，並不覺得十分有趣。確實如此，很少有科學家能把專業知識深入淺出地講給大眾聽。難道公眾不關心科學嗎？關心的。經常有大眾媒體寫科學現像或描述某項科研進展，語言明快，閱讀感強，可專家一看，“ 喲，這個點不對啊”。一邊是茶壺裡煮餃子倒不出來，另一邊是十萬個為什麼一個接一個。這種信息不對稱，反映出來的就是專家語彙與公眾之間的障礙，而科學傳媒正是架起兩者的極好橋梁。
在這裡，我並沒有否定科普在歷史時期的重要性，而是討論當下國家和市場對科學傳播的真實需求。其實，科普和科學傳播之間是有繼承性的。初識科學的力量，有識之士就呼吁培養公民的“科學意識”（Awareness of Science），由此催生了科普，解釋“是什麼、為什麼”。比如，在我出生的60年代，點煤油燈的人恐怕不能想像電是什麼，但是有科學意識的人會知道，電是個好東西，哪怕他並沒有見過。後來，努力的方向變成讓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科學傳播出現了，語言妙趣橫生、貼近人們的生活，科學也從知識變成了公眾的話題和談資。我們從《地理知識》到《中國國家地理》的轉型，就是發生在這個階段的事兒。眼下，“ 科學”已經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比如，每個人都知道六級以上的地震非常可怕。擁有理解科學的能力後，公眾開始參與科技發展（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理論性的科學、實踐性的技術和公眾之間有了現實意義上的互動，科學傳播的內容和載體也越來越豐富了。雨後春筍般建起來的科學博物館、自然課堂和地理公園，就是公眾參與和體驗科學的新範式。
因此，我不願將《中國國家地理》劃入科普行列。科普在中國，正如我們之前說過的，它的語彙體繫太古老——“ 我是權威，我來告訴你它是什麼、為什麼”，這種居高臨下的姿態，自然形成“ 拒人於千裡之外”的疏遠感，是傳統科普的大弱點。第二個，科普長期由政府包辦，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官辦組織，國家財政撥款維繫著這個龐大的體繫，跟市場並無緊密關聯，也不貼近大眾的日常生活，很難引起讀者共鳴，運作效率並不高。第三個，目前科學已經發展到了需要龐大經費、有組織、有協作的集團行為了，科研經費的投向和使用決定了科學成果和科學議題的產生，但自上而下的科普不會讓公眾了解科學的組織結構、運作機制以及科學結論的產生，而這些也許比知識本身更重要。另外，科普普及的是知識，不在意公眾的參與和互動，因而不夠活泛，生命力有限。科學傳播則是動態的，通過激發大眾對科學的熱愛與思辨來完成它重要的使命，即提升民眾的科技素質與涵養。在我看來，科學、宗教和藝術是人類重要的三大利器，人類文明若離開這三樣，便如白紙一張，回到動物一樣的蠻荒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做科學傳媒，隻是追蹤報道科學的發現、進展和認知，並不是鼓吹科學的完美，也不將它凌駕於一切之上。
科學，從來都不完美，永遠都是階段性或局部性正確，科學家總是在質疑和批判中傳承著前人的成果，進而創新並推向新高度，我想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任何一項科學發明，都不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也並不是所有的科學都造就了惡魔。原子的發明讓人類獲得了高效的核能，但是它也催生了終極武器原子彈。所有的科學都有兩面性，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理性地認識它。然而，這種理性與思辨精神，在當下是稀缺的。移動互聯帶來的信息巨流和碎片化閱讀，造就了大量的“ 知道分子”：我什麼都知道，我多少都知道一點，但是什麼我都隻能說上一句半，再往下我就不知道了。即便不知道背後的原因，“ 知道分子”也要參與表達自己的意見。為什麼我們社交媒體上的輿論浪潮今天向東漂、明天浪又回來了？這種來回過山車般的傳播現像，不僅出現在中國，全世界都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這是時代問題。
如此一來，科學傳播的使命更加重大，那就是要把大量的“ 知道分子”變成有獨立思考能力、有批判精神、有行動力的“ 知識分子”。當一個社會知識分子越來越少的時候，很難期待這個社會科學上有創新、文化上有迭代、技術上有進步、商業模式上有顛覆。我們太需要把“ 知道分子”轉化為“ 知識分子”，而不是任憑“ 知識分子”自甘下沉為“ 知道分子”。而我能想到的，就是通過科學傳媒，引領公眾熱愛科學並參與其中。
傳播什麼？
既然要做科學傳媒，以內容為驅動力的媒體，我們思考的個問題就是：傳播什麼？
面向大眾的科學傳媒，和其他媒體一樣，其核心在於篩選並解讀社會熱點、難點和疑點問題。如果我們選擇的傳播要素和途徑合理，優質內容就一定能傳播出去。由此，取材和傳播方式很關鍵。首先，並不是所有的科學都能傳播，一些有著復雜論證或者過於晦澀的科學項目就很難成為公眾話題。其次，取好材後，我們還要在講透故事的同時傳遞科學的思辨精神。這兩點看似簡單，但對於一本按月出刊的雜志來說，就不容易了。
假如我們以化學為著眼點，做一本面向大眾的趣味期刊，可能用不了多久就會關門。雖然化學現像有趣，但講述其原理的化學語素、分子和方程式，和解析幾何一樣，很難為公眾所接受。一來，能看懂的人太少；二來，咱老百姓誰沒事去琢磨化學反應的方程式呢？
細想下來，還真隻有地理是專家和大眾平分秋色的科學門類，所謂“平民化的科學”。住在長江邊上的人和研究長江的地理學者，都能對這條大河侃侃而談。地理科學，天生具備親民性與平民化的屬性，貼近民眾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它所描述的東西是我們從生命形成之初、打從娘胎裡出來就能感知的。地理不僅關注山川湖泊、風雨雷電、火山地震、氣流洋流這些無機世界，也關注有機界的動物、植物和人類。地理學既屬於自然科學範疇，也與社會科學相交叉，比如經濟地理、歷史地理和人文地理。可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盡在其中。與地理有關的題材不僅豐富到取之不盡，更有大美於斯，而且和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頗有“ 天地生人”的況味。更有趣的是，由於地理學體繫龐雜，兼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反而能培養人的思辨精神：地理世界裡，沒有單一的因和果，全是一果多因、一因多果。做一本立足地理、面向大眾的科學傳媒雜志，真是再合適不過了。美國《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英國《地理》（Geographical）和德國GEO的風行，進一步證實了我們的判斷，也激勵著我們做一本中國自己的“ 國家地理”。1998年，《地理知識》邁向全彩版時代，我們在改版號的封面頂部添加了一小行字：“中國國家地理雜志”。這是我們從科普期刊轉型為科學傳媒雜志的目標，也是我們的理想和擔當。
2000年10月，《地理知識》正式更名為《中國國家地理》，“ 地理”成為描述中國的新語言。以中國960萬平方公裡的領土和300多萬平方公裡的領海為核心，《中國國家地理》發現和記錄自然的絕妙和人文的精華。我們把自然題材作為優選題材，是因為自然界有接近終極的標準，幾乎所有報道的內容和結論都可以驗證，經得起不同讀者從各種立場的質詢。但是，為了自然而自然，會落入孤立的科學研究範式，所以《中國國家地理》關注那些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觸到的自然現像。可若是為了人文而人文，則在滑向社會科學領地之時，面臨難就同一人文現像達成具有共識性描述的困境；為此，我們講述那些在特定自然環境中出現、演進或興衰存廢的人文景觀，以保持自然與人文之間的平衡。“ 推開自然之門，昭示人文之精華”，恰如其分地詮釋了《中國國家地理》的辦刊理念。
為了讓讀者更好地領略自然與人文地理的風采，在表達上我們力求完美。對於文風，我的老搭檔，《中國國家地理》的執行總編單之薔提出：我們理想中的作者，應是“記者 學者 藝術家 哲學家”的綜合。像記者那樣到現場去，給讀者強烈的現場感、新聞感；像學者一樣嚴謹和富有知識；像詩人那樣錘煉語言和富有情感；像攝影家那樣追求圖片的美輪美奂；像畫家設計師那樣把版面和裝幀做得精美雅致；像哲學家一樣思考，給文章“魂”一樣的東西。對於圖片，我們不僅希望它有藝術性，符合攝影和美學的原則，還要有地理科學的支撐以及時代感，這樣讀者不僅能感受到美與愉悅，更會產生好奇心與求知欲，這樣我們纔有機會與讀者分享科學的魅力。我們的這些思考和判斷，得到了雜志發行曲線的驗證：僅是1998年改版到2004年的初六年時間，我們的發行量就翻了10倍之多。
從老牌科普期刊《地理知識》到《中國國家地理》的轉型，我以為這本雜志的亮點在於其著眼於地理學的本質，即強調區域多樣性，通過報道“差異美”和“變化美”來確保內容的獨家性，又通過“新發現、新進展”和“再發現、再認識”讓雜志流動和鮮活起來。
我經常在想，一本雜志的生命力到底在哪裡？讓它鮮活的是知識嗎？明顯不是。可能接近答案的是，一份雜志能否為公眾創造話題和談資。立足於地理，我們涉足並跟進公眾關心的社會熱點、難點、疑點，將這些話題進行精準、精彩、精煉的整理和分析，內容造就雜志的價值，引發公眾對社會議題的理性思考。也許，這就是《中國國家地理》區別於與旅遊雜志的所在。同樣講旅行，國家地理展示的是出行的由頭—— 這個地方自然之美與人文之美的底蘊和內涵，而旅遊雜志更多介紹美的感受和經歷。就像汪國真先生的《旅行》：“ 凡是遙遠的地方/對我們都有一種誘惑/不是誘惑於美麗/就是誘惑於傳說”，我們提供給讀者的就是這份美麗和傳說，隻不過在詩意的誘惑之外，我們還傳遞著科學的思辨美。
隨著《中國國家地理》在新知階層的風行，我們內部孵化了份子刊《博物》，這是青春版的“國家地理”，給兒童和少年的科學傳媒期刊。為什麼叫“博物”呢？科學有兩種傳統，一種是博物學傳統，一種是數理和實驗傳統。地理學屬於博物學傳統，這種流派不喜歡數學、符號、模型和公式，也不喜歡實驗室。在20世紀中葉曾經有一股潮流試圖把地理學“ 數學化”，不少地理學家把那段時間稱為“ 地理學悲慘的歲月”。《中國國家地理》所繼承的正是博物學傳統，關注地理學中非數理部分的議題，將自己劃入老少皆宜的博物學視野之中。考慮到博物知識是人類對世界、自然萬物包括對自身的認識與彙總，我們想和年輕的讀者一起探索自然的奧秘、感悟博物帶給我們的閑情逸致與審美體驗。若少年有科學視野和博物情趣，中國必有科學和博物的未來。
地理學能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記錄、解讀區域之美。2007年，我們和中華書局合作推出了《中華遺產》雜志，從歷史的角度梳理華夏文明。在我看來，《中國國家地理》與《中華遺產》就像一隻手的正反兩面，是手心和手背的關繫。歷史與自然，本來就相輔相成。沒有自然的歷史會失去基石，沒有歷史的自然或許也隻能稱為“ 器物”。與《中國國家地理》不同的是，《中華遺產》是在“叩擊歷史星空，梳理華夏文明”。
隨後，影視、圖書和新媒體公司，也加入了中國國家地理傳播繫列，形成了六大內容傳播矩陣。無論傳播平臺和渠道如何更替，我們仍然堅持做內容驅動型的媒體，內容即中國國家地理的核心，也是我們作為科學傳媒的利器。回望過往，歲月悠悠，我們已經深深根植於“地理味”的科學傳媒中，向陽生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