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模因機器：它們如何操縱我們又怎樣創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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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meme）這一概念*初是由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生涯代表作《自私的基因》一書中創造的，其內涵極其廣泛，指任何可以通過模仿從一個人向另一個人轉移或傳播的事物，包括思想觀點、行為模式、技術技能、藝術作品、流行時尚，諸如此類。

道金斯的得意門生蘇珊·布萊克莫爾（Susan Blackmore）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善了繫統的模因學（memetics）。模因學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對林林總總的社會文化現像*具有解釋力的理論體繫。布萊克摩爾指出，一旦我們的遠祖獲得了模仿這一關鍵能力，第二種自然選擇就開始了：相互競爭的想法和行為就和相互競爭的基因一樣，遵循“適者生存”的法則。那些*具適應性的單位——比如制造工具或使用語言——得以幸存下來並蓬勃發展，在盡可能多的頭腦中自我復制。這些“模因”通過幫助“寄主”基因的生存與繁衍而一代代傳承下去，這解釋了我們為什麼熱衷於城市生活、沉溺於種種八卦、無法停止思考，乃至拒絕否認自由意志的真實性……凡此種種——如果你認為這套理論冒犯了你的“基本原則”，那些構成你的“基本原則”的模因或許正在背地裡為你的固執感到慶幸！

內容簡介

蘇珊·布萊克摩爾在這部奠基性的著作中繫統闡述了模因論(memetics)，指出模因作為文化的基因，是人類之所以演化出碩大的頭顱、發展出復雜的語言、追求性的愉悅、崇尚利他主義，以及執著於信仰、自由和自我意識的根本原因。我們隻是模因操縱的機器嗎?文明的幕後真相隻是這些無意識復制子的優勝劣汰嗎?反抗模因“暴政”的希望是否存在?這種對人類文明的新定義又能給我們哪些啟迪?模因論向我們展示了世界這一“ 內克爾立方體”的另一側面：隨著視角的轉換，一切將變得陌生而新穎。

作者簡介

蘇珊·布萊克摩爾（Susan Blackmore），西英格蘭大學心理學家，初在牛津大學攻讀心理學和生理學學位，後在薩裡大學獲得心理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包括意識、演化理論和模因論(memetics)。著作包括《模因機器》、《意識導論》和《意識簡論》。

序言
前言
第1章奇怪的生物
是什麼讓我們與眾不同？
模仿和模因
模因之懼
第2章普遍的達爾文主義
進化算法
作為復制子的模因
模因不是基因
復制我！
第3章文化的進化
以模因看發明
誰的利益？序言
前言
第1章奇怪的生物
是什麼讓我們與眾不同？
模仿和模因
模因之懼
第2章普遍的達爾文主義
進化算法
作為復制子的模因
模因不是基因
復制我！
第3章文化的進化
以模因看發明
誰的利益？
社會生物學和被控制的文化
第4章模因之眼看世界
為何我們不能停止思考？
不是所有東西都是模因
模仿、傳染和社會學習
第5章模因三問
模因的基本單位無法確定
我們無法知道復制與存儲模因的機制
模因進化是“拉馬克式”的
術語
第6章碩大的腦袋
人類大腦的起源
關於人類大腦進化的理論
模因是否影響了腦容量？
第7章語言的起源
我們為什麼喋喋不休？
語言的進化
第8章模因-基因協同進化
語言的功能是什麼
語言傳播模因
第9章社會生物學的局限性
基因-基因交互作用
模因-基因交互作用
推翻標準社會科學模型
模因驅動和丹尼特塔
第10章 “高潮救了我的命”
性和社會生物學
愛情，美貌和親代投資
模因與擇偶
第11章現代世界裡的性
獨身
節育
收養
第12章利他主義的模因理論
為基因服務的利他主義
人類利他主義的古怪之處
為模因服務的利他主義
模因與基因
第13章利他主義的伎倆
利他主義傳播
看起來像利他主義
模因復合體與利他主義伎倆
債務、虧欠和互換
第14章新時代的模因
外星人綁架事件是一個模因復合體
死亡和真相伎倆
與
兜售健康
第15章作為模因復合體的宗教
宗教和基因的協同進化
群體選擇
科學與宗教
第16章進入互聯網
書寫
交流
從復制產品到復制指令
陷入網中
第17章終極模因復合體
我是什麼？
我在哪裡？
我做什麼？
自我的功能
自我復合體
第18章超越模因競賽
自由意志
意識
創造力
人類的遠見
終的反抗
參考文獻
索引

前言

上大學的時候，我在貝列爾學院的午餐隊伍裡和一個朋友聊天。他帶著越來越古怪的興趣打量著我，然後問道：“你剛纔是和皮特·布魯內（Peter Brunet）在一起嗎?”我確實是，雖然我猜不出他是怎麼知道的。布魯內是我們非常喜歡的導師，我剛纔花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向他請教問題，隨後便匆匆趕來喫飯。“我猜就是。”我的朋友笑了，“你說話的樣子跟他很像；你的聲音和他的簡直是一模一樣。”顯然，我說話的腔調和方式彼時彼刻短暫地“繼承”自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師，而今憶起此事，仍令我懷念不已。幾年後，當我自己成為一名導師時，我的學生中有一位年輕的女士，她有一種不同尋常的習慣：當被問到一個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時，她會緊閉雙眼，將頭垂在胸前，一動不動地等上半分鐘，然後抬起頭，睜開眼睛，流利而睿智地回答問題。我被這逗樂了。一次晚飯後我模仿了一下這位女學生，逗得我的同事們開懷大笑。其中有一位著名的牛津哲學家。他一看見我的模仿，就說：“這是維特根斯坦！她不會是姓××××吧？”我喫了一驚，回答說是的。“我就知道，”我的同事說，“她的父母都是專業的哲學家，也是維特根斯坦的忠實追隨者。”這個姿勢來自於這位偉大的哲學家，經由她的父親或母親，或者父母雙方傳給了我的學生。我想，雖然我的模仿是在開玩笑，但我必須認為自己是這種奇特姿勢的第四代傳人。而誰又知道維特根斯坦從哪兒獲得的呢?
上大學的時候，我在貝列爾學院的午餐隊伍裡和一個朋友聊天。他帶著越來越古怪的興趣打量著我，然後問道：“你剛纔是和皮特·布魯內（Peter Brunet）在一起嗎?”我確實是，雖然我猜不出他是怎麼知道的。布魯內是我們非常喜歡的導師，我剛纔花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向他請教問題，隨後便匆匆趕來喫飯。“我猜就是。”我的朋友笑了，“你說話的樣子跟他很像；你的聲音和他的簡直是一模一樣。”顯然，我說話的腔調和方式彼時彼刻短暫地“繼承”自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師，而今憶起此事，仍令我懷念不已。幾年後，當我自己成為一名導師時，我的學生中有一位年輕的女士，她有一種不同尋常的習慣：當被問到一個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時，她會緊閉雙眼，將頭垂在胸前，一動不動地等上半分鐘，然後抬起頭，睜開眼睛，流利而睿智地回答問題。我被這逗樂了。一次晚飯後我模仿了一下這位女學生，逗得我的同事們開懷大笑。其中有一位著名的牛津哲學家。他一看見我的模仿，就說：“這是維特根斯坦！她不會是姓××××吧？”我喫了一驚，回答說是的。“我就知道，”我的同事說，“她的父母都是專業的哲學家，也是維特根斯坦的忠實追隨者。”這個姿勢來自於這位偉大的哲學家，經由她的父親或母親，或者父母雙方傳給了我的學生。我想，雖然我的模仿是在開玩笑，但我必須認為自己是這種奇特姿勢的第四代傳人。而誰又知道維特根斯坦從哪兒獲得的呢?

我們總是無意識地模仿他人，尤其是模仿我們的父母，或那些扮演父母角色的人，抑或是那些我們所崇拜的對像——這個事實已經足夠熟悉了。但是，模仿真的能成為人類思維進化和腦容量顯著擴張的主要理論根基，甚至作為人類為何存在一個意識自我的解釋基礎嗎？模仿是我們的祖先區別於其他動物的關鍵嗎？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但蘇珊·布萊克摩爾在本書中提出了一個極具魅力又強而有力的理由。

模仿是孩子們學一種語言而不是其他語言的方式。所以，人們說話總是更像他們自己的父母，而不是像別人的父母。這就是為什麼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口音，而在一個更長的時間跨度上就會產生一門獨立語言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宗教信仰不是在每一代人中被重新選擇，而是經常沿著家族路線延續下去的原因。在基因沿著世代的縱向傳播和像病毒基因一樣的橫向傳播之間，我們至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類比。在不預先判斷這個類比是否有效的情況下，如果我們想談論它，我們好先給這個可能在語言、思想、信仰、習慣和時尚的傳播中扮演基因角色的實體起個名字。自1976年“模因”（meme）這個詞被創造出來以後，越來越多的人用“模因”來表示假定的基因相似物。

《牛津英語詞典》的編纂者對一個新詞是否應該被納入詞典有一套專門的標準。一個能被納入詞典的新詞必須是常用的，不需要被定義，也不需要在使用時標明其出處。於是，我們就要問模因學”的問題：“meme”這個詞有多麼普遍？互聯網提供了一種不太理想但卻很簡單方便的方法來對“模因池”進行抽樣，並且可以方便地搜索它。我在寫這篇文章的那天，也就是1998年8月29日，在網上搜索了一下。“meme”被提及約50萬次，但這個數字高得離譜，顯然,搜索結果與各種首字母縮寫和法語même一詞混淆了。然而，它的形容詞形式“memetic”是真正具有鋻別意義的，它被提到5042次。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個數字，我比較了一些近出現的新詞或流行用語。spin doctor(或稱spindoctor，即“輿論導向專家”)被提及1412次；dumbing down（即“弱智化”），3905次；docudrama(或docudrama，即“文獻影片”) ，2848次；sociobiology（即“社會生物學”）， 6679次；catastrophe theory（即“突變理論”），1472次；edge of chaos（即“混沌邊緣”），2673次；wannabee（即“崇拜模仿者”），2650次；zippergate（即“拉鏈門”），1752次；studmuffin（即“性感男人”），776次；poststructural(或poststructural，即“解構”)，577次；extended phenotype（即“延伸的表現型”），515次； exaptation（即“擴展適應”），307次。在對memetic的5042次提及中，超過90%都沒有提到這個詞的起源，這表明它確實符合《牛津英語詞典》的標準。正如蘇珊·布萊克摩爾告訴我們的，《牛津英語詞典》現在確實包含了以下定義：

模因：文化中素，可以認為是通過非遺傳的方式傳播的，尤其是模仿。

進一步搜索互聯網，你會發現有一個時政交流俱樂部名叫“alt.memetics”，在過去的一年裡發布了12000個帖子。網上還有很多與模因有關的文章，比如《新模因》《模因、反模因》《模因：一生物學》《模因，和令人痴笑的傻瓜媒體》《模因和政治ⅸ》《人體冷凍學、宗教和模因》《自私的模因和合作的進化》以及《追趕模因》等。此外還有“模因學”“模因”“C模因連結”“模因理論家在線”“本周模因”“模因中心”“Arkaut的模因工作坊”“模因論要點及簡介”“模因索引”及“模因園地”等網頁。甚至有一個新的宗教（半搞笑性的，我認為），被稱為“病毒教堂”，上面有他們自己的善惡標準列表，還有他們自己的聖父(“聖查爾斯·達爾文”，被奉為“也許是現代影響力的模因工程師”)，我驚訝地發現在聖徒列表中還有一個“聖道金斯”。

在蘇珊·布萊克摩爾的書以前還有另外兩本完全致力於模因主題的書，它們都有各自的優點：理查德·布羅迪（Richard Brodie）的《精神病毒：模因的新科學》和艾隆·林奇（Aaron Lynch）的《思想傳染：信仰如何在社會中傳播》。重要的是，傑出的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采納了模因的觀點，將其作為他的心理理論的基石，正如他的兩本著作《意識的解釋》和《達爾文的危險思想》中所闡述的那樣。

模因可以縱向傳播世代沿襲，也可以像導致流行病的病毒一樣橫向傳播。事實上，當我們衡量“memetic”“docudrama”或“studmuffin”等詞在互聯網上的傳播時，我們研究的基本上就是橫向傳播。一些在學校裡的孩子們中流行的小玩意兒就提供了特別典型的例子。在我大概九歲的時候，父親教我用一張正方形的紙折出一隻中國帆船。這真是“人工胚胎學”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它需要經過一繫列不同的中間階段：由兩個船體構成的雙體船、帶門的櫥櫃，鑲框的一幅畫，後就完成了整隻帆船，完全可以在海上航行——或者至少在浴缸裡航行。它有很深的船艙，兩個平坦的甲板，每個甲板上各裝一個非常大的方形帆。故事的重點是，我回到學校，把這項技能傳給了我的朋友們，然後它就在學校裡以麻疹一樣的速度傳播開來，幾乎和流行病傳播的時間進程一模一樣。我不知道這種潮流後來是否蔓延到了其他學校(寄宿學校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孤立的模因池，一個死水潭)。但我知道，25年前的同一所學校裡，在一場幾乎相同的“流行”中，我父親本人就“感染”上了“中國帆船模因”。早的時候這門手藝來自學校的一位舍監老太太。老太太走後很久，我又把她的模因介紹給了一群新的小男孩。

在討論中國帆船之前，讓我用它再說明一點。對模因/基因類比的一個流行的反對意見是，模因——如果它們存在的話——傳播的保真度太低，在任何實際的自然選擇過程中，它們都無法扮演基因的角色。人們認為高保真的基因和低保真的模因之間的區別源於基因是數字化的，而模因不是。我敢肯定，當我模仿我的學生模仿的她的父母所模仿的維特根斯坦時，維特根斯坦的特殊怪癖的細節遠沒有如實地再現。動作的形式和時機毫無疑問會在幾代人的時間裡發生變化，就像兒時玩的中國傳聲筒遊戲(美國人稱之為電話遊戲)一樣。

假設我們召集了一排孩子。把一幅中國帆船畫（比如說）拿給個孩子看，讓他看完之後畫出來。然後把這個孩子畫的帆船（而不是原始的帆船畫）傳給第二個孩子看，讓她自己照著畫一幅。第二個孩子的圖畫被展示給第三個孩子，第三個孩子又畫了一遍，如此傳遞下去，直到第二十個孩子，他的圖畫被展示給每個人，並與個孩子的作品比較。即使不做實驗，我們也知道結果會怎樣。第二十幅畫將與幅畫大不相同，以致無法被認為是對同一幅作品的臨摹。據推測，如果我們把這些圖畫按順序排列，我們就會注意到每一幅畫與它的上一幅畫和下一幅畫之間都有一些相似之處，但這裡面的突變率是如此之高，“幾代”之後所有的相似性都會被破壞掉。當我們從這一繫列圖畫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一種變化的趨勢，而這個趨勢的方向就是退化。進化遺傳學家早就認識到，除非突變率很低，否則自然選擇是行不通的。事實上，克服保真度障礙的問題初被描述為“生命起源的第22條軍規”。達爾文主義依賴於高保真度的基因復制。那麼，在任何類達爾文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模因如何以其明顯令人沮喪的不忠實性充當類似基因的角色呢?

事實上，它並不總是像你所想的那樣令人沮喪，而且，正如蘇珊·布萊克摩爾所主張的那樣，高保真度並不一定等同於數字化。假設我們再次設置我們的中國傳聲筒遊戲，也是畫中國帆船，但這次有一個關鍵的區別。我們不是讓個孩子復制一幅帆船的圖畫，而是通過示範教她做一個帆船的折紙模型。當她掌握了這項技能，並制作了自己的帆船，個孩子就被要求轉向第二個孩子，教他如何制作。因此，這項技能“代代相傳”，直到第二十個孩子。這個實驗的結果會是什麼呢?第二十個孩子會做出什麼來呢？如果我們把這二十個孩子的作品按順序放在地上，我們又會看到什麼呢?我還沒有做過這個實驗，但假設我們在由二十名兒童所組成的不同組中進行多次實驗，那麼我有信心做出以下的預測：在多次實驗中，序列中的某個孩子有時會忘記前一個孩子教給他的一些關鍵的步驟，這條表現型的線將遭受突然巨變，然後這一錯誤可能會被復制到後，或直到另一個隨機突變的發生。某些經過突變的傳承線的終結果是一些與中國帆船毫無相似之處的折紙作品。但是，在大量的實驗中，這一技能終將正確地沿著這條線傳遞下去，平均而言，第二十隻帆船不會比隻帆船差，也不會比隻帆船好。如果我們把這二十隻帆船按順序排列，有些會比其他的更完美，但缺陷不會沿著這條線一直傳遞下去。如果第五個孩子笨手笨腳，做出了一隻歪歪扭扭的、不對稱的或松松垮垮的帆船，而第六個孩子踫巧更心靈手巧，那麼第五個孩子在數量精確性上的錯誤將得到糾正。這二十艘帆船不會像我們次實驗的二十幅畫那樣，毫無疑問地呈現出一種越來越糟糕的狀態。

為什麼?以上這兩個實驗的關鍵區別是什麼?真相就是：繪圖實驗中的繼承是拉馬克式的(布萊克摩爾稱之為“復制產品”)。而在折紙實驗中，繼承是魏斯曼式的 (布萊克摩爾稱之為“復制指令”)。在繪圖實驗中，每一代的表現型也是基因型——它是會傳遞給下一代的。在折紙實驗中，傳遞給下一代的不是折紙的表現型，而是一套制作的指令。在指令執行過程中產生的缺陷隻會產生有缺陷的帆船(表現型)，但是它們不會傳遞給下一代：它們是非模因式的傳播過程。以下是制作中國帆船的“魏斯曼式模因”繫列的前五條指令：

1. 拿一張正方形的紙，把四個角都準確地對折到中間。

2. 拿這樣折成的小正方形，把一條邊折到中間。

3. 對稱地將對邊折向中間。

4. 用同樣的方法，拿著這樣形成的長方形，把它的另外兩端也以同樣方式對折到中間。

5. 拿一個這樣形成的小正方形，把它向後折，正好沿著上一步中折線的交彙點折疊。

……

以此類推，我們可以通過二十到三十個這樣的指令來完成整隻帆船的制作。這些指令，雖然我不希望稱它們為數字化的，但它們可能是非常高保真的，就好像它們是數字化的一樣。這是因為它們都涉及“理念化任務”，比如“把四個角都準確地對折到中間”。如果紙不完全是正方形的，或者如果一個孩子折得不好，例如，第三個角超過了中間部分，而第四角則沒到中間部分，那麼就會折出來一隻不那麼好看的帆船。但是排在後面的孩子不會延續這個錯誤，因為她會認為她的指令是要把所有的四個角都折到一個正方形的正中央。這些指令具有自我規範的功能。代碼能夠糾正錯誤。柏拉圖會對這一點感到歡喜：被傳遞下去的是帆船的理念本質，而每一隻實際折出來的帆船都是一種不完美的近似。

經由言語得到加強，指令會更有效地傳遞，但它們也可以單獨通過演示來傳遞。一個日本小孩可以教一個英國小孩，盡管他們都不會說對方的語言。同樣，一個日本木匠師傅可以把他的技藝傳授給一個隻會講英語的英國學徒。學徒不會照搬明顯的錯誤。如果師傅用錘子敲中了自己的拇指，徒弟即使聽不懂日語中的髒話，也能猜出師傅的本意是要敲中釘子。他不會以拉馬克式的方式去精確復制每一錘擊的細節，而是會復制反向推斷出來的魏斯曼式指令：用你手臂的力量揮動錘子去敲擊釘子，直到達到和師傅一樣的理想效果——讓釘子頭緊緊地貼在木頭上。

我認為，這些考量大大減少了，甚至可能完全消除了模因復制保真度不夠高、無法與基因進行比較的異議。對我來說，語言、宗教和傳統習俗的類基因遺傳，給了我們同樣的啟示。另一個反對的觀點和個觀點一樣，在蘇珊·布萊克摩爾關於“模因的三個問題”的富有啟發性的章節中被討論過，那就是我們不知道模因是由什麼構成的，也不知道它們存在於哪裡。模因還沒有找到它們的沃森和克裡克；它們甚至沒有孟德爾。我們已經發現基因在染色體上的精確位置，而模因可能存在於大腦，但是相比於看到一個基因，看見一個模因的機會要小得多。雖然在布萊克摩爾引用的一篇文章中，神經生物學家胡安·戴留斯（Juan Delius）描繪了他所構想的模因可能的樣子。和基因一樣，我們通過群體的表現型來追蹤模因。中國帆船模因的“表現型”是用紙做成的。除了“延伸的表現型”，如海狸水壩和石蠶幼蟲的房子，基因的表現型通常是活體的一部分，而模因表現型則很少是。

但這也是可能的。讓我們再次回到我以前的學校，假如一個火星人遺傳學家在早晨的冷水浴儀式期間到訪學校，會毫不猶豫地診斷出一種“明顯的”遺傳多態性現像。大約50%的男孩接受了割禮，而50%的男孩沒有。順便說一句，男孩們高度意識到這種多態性，並自覺分成圓顱黨和騎士黨(我近了解到，在另一所學校裡，男孩們甚至按照同樣的思路組織成了兩支足球隊)。當然，這其實並不是遺傳多態性，而是“模因多態性”。但火星人的錯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種形態上的不連續性與人們通常認為由基因產生的那種形態差異並無二致。

在當時的英國，嬰兒包皮環切術是一種醫學上的奇想，而我們學校的“圓顱黨/騎士黨多態性”可能更多地是由於我們出生的各個醫院所流行的做法不同，而不是縱向傳播導致的——這又是一種橫向的模因傳播。但是縱觀歷史，割禮一直是作為一種宗教信仰的標志而縱向傳播的(我要趕緊指出這裡的宗教指的是父母的宗教，因為不幸的孩子通常還太小，並沒有自己的宗教主張)。在割禮被當作一種宗教標志或傳統習俗的地方(女性割禮的野蠻習俗一直是)，傳播將遵循縱向遺傳的模式，非常類似於真正的基因傳播模式，往往會持續許多代。我們的火星遺傳學家必須相當努力地工作，纔能發現“圓顱黨表現型”的形成過程中並沒有基因的參與。

火星遺傳學家一想到某些服裝和發型的樣式及其遺傳模式，他們的眼睛也會一下子突出來 (假設它們一開始並沒有突出來)。“戴黑色圓頂帽”這一表現型（猶太教）呈現出明顯的父子縱向傳播傾向(或可能從外祖父到外孫)，並與更罕見的“鬢角編成小辮子”表現型有明顯的聯繫。行為表現型，如“跪在十字架前”（基督教），或“每天五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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