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中國的貧困狀況與解決路徑

中國經濟的"發展性失衡"

新時期扶貧開發需要處理好的幾個關繫

貧困不是窮人的錯

戰勝貧困的五條必由之路

GDP世界第二的時代，扶貧開發如何定位

第二部分：改革與農村

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十大困境

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幾點思考

重新尋找農村改革的動力源

鄉村轉型與政策取向

農村基層組織與"農民精英"

第三部分：中國農民的生存與發展

讓農民不當農民、讓農民當好農民、讓農民兼當農民

新時期中國農民的新期待：理順關繫，拓展空間

觀察中國農民的十個視角

第四部分：歷史與時代中的農民工

中國農民五大群體的後顧之憂

農村人纔之殤

讓現實給個名分 讓歷史留下記憶

第五部分：聚焦農村土地問題

農民變市民該不該交出土地227

農地困局

農地抵押貸款"三重門"

第六部分：鄉愁

人生何處起"鄉愁"255

從"被上樓"到"被規模"

當下城市文化中荒唐的"高大上"

"快文化"要把我們帶向哪裡

"揮金如土"意何為

結語：人類社會的共同命題：建構"反貧學"

為富不仁就是原罪！ 

我國這樣一個人均社會收入仍排名在世界百名之外、貧困人口數量排名世界第二的發展中國家，卻躋身於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這兩個“第二”的鮮明對比可稱得上舉世無雙。這種觸目驚心的行為背後，留下諸多值得深思的暗影。 

一是消費觀念的變態。西方富人留下的印跡，多是建築和雕塑；是牛津、劍橋、哈佛、耶魯等名校；是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音樂廳。中國的富人留下的印跡，大多則是“二奶村”、豪華墓地和為子孫留下的銀行存款。一些在歐美發達國家乏人問津的豪車和奢侈品牌，卻屢屢成為中國富人的搶購之物。中國富人們揮金如土、奢侈消費不為別的，隻是試圖借此炫耀自己的身家財富，以博得別人的敬重和仰視。 

二是回報社會意識淡薄。有關調查顯示，全國注冊的工商企業超過1500萬家，而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3萬家，即99%的企業沒有過捐贈記錄。2012年，美國人在他們的自由支配收入所占比例已接近歷史低位的情況下，慈善捐款仍增長3.5%至3160

三是稅收制度存在缺失。自2001年起，中國每年都發布納稅百強排行榜，而每當人們將納稅百強排行榜與另一個著名的排行榜——福布斯排行榜來比較分析，總能看到兩者不成比例的巨大反差。目前，我國占總人口20%的富人納稅隻占總額的百分之十幾，中產階級納稅占百分之十幾，而低收入人群納稅卻占總額的60%多，竟然出現了窮的交稅多，富的交稅少的怪現像。有的資料顯示，甚至中國富人還有的灰色收入沒交稅。政府稅收不公，貧富差距繼續增大，社會不和諧因素不斷增多。由於種種原因始終沒有開征的遺產稅，又滋生一批“富二代”自由瘋長起來，讓不通過自我奮鬥就成為有產者不再是一件可恥的事，從根本上動搖了國人的財富觀和價值取向。 

四是教育方式過於溺愛。中國的富豪們大多創業於改革開放之初，時間精力大都花費在事業的打拼中，對子女的教育可謂是有心無力。再加上認為自己陪伴子女的時間不多等心理虧欠因素，有的富豪就采取用物質財富去彌補的方式，無節制地滿足子女的物質欲望。而這些蜜罐裡長大的子女們，由於從小生活在物質極大豐富的環境中，極易沾染惡劣生活習氣，極易喪失理想追求動力，精神世界極度空虛，為求得心理滿足的各種出格炫富行為隨之產生，給社會廣大青少年心智成長產生了惡劣的影響。 

五是精神世界的空白。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追求，這是先祖們意欲抵達的人生境界。不知什麼時候，這種精神世界被換成了開名車、住豪宅、喝好酒、穿名牌的內容。有人認為這是“追趕型經濟體”在特定階段的常態，問題在於這種常態用於“原始型落後”的追趕尚可理解，而中國屬於“文明型落後”的追趕，出現這種所謂常態實在令人不可思議，這決不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應有的氣質。 

應采取適當的方式告訴富人，盡管你的錢來路正當，有了錢就可以為所欲為，但有些“為”是對人類的犯罪。你擁有十幾甚至幾十輛名車是有原罪的；你擁有上千甚至幾千平方米的豪宅是有原罪的；你擁有幾百雙鞋子、幾百條裙子是有原罪的；你擁有數千畝、上萬畝土地而不產生效益也是有原罪的。人類維持生命的物質隻有陽光、空氣、水和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其他全是奢侈品。我們期待中國的富豪們成長成熟覺悟覺醒起來，把追求企業利潤與擔當社會責任都置於重要位置，將“達則兼濟天下”的傳統美德轉換成實實在在的行動，讓“揮金如土”的現像漸漸遠去。 

失控的“發展”是對窮人的掠奪！ 

“快”就像脫韁的野馬，任意狂奔。隻要對自己有直接好處的就大干快上，沒有直接好處的就拖著不干；該快的不快。相反，不該快的，快得驚人。近幾年出現的瘋狂“三圈”就是明顯的例子。一是“圈地”，改革開放以來已有3億畝土地被圈占。2010年全國出讓土地收入就達2.7萬億，而農民僅得到少得可憐的補償，隻要腳下的土地，不管地上的農民；二是“圈錢”，利用股票市場為企業圈錢，股民數萬億的資本不翼而飛。中國股市在大躍進式的擴容，2009年國慶以後，幾乎以每周4隻的速度在發行新股。截止2011年一季度，已發行2400隻左右。美國股市擴容到800隻時整整用了10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僅8隻。香港股市擴容到800隻也用了33年，平均每年24隻。三是“圈人”，兩億多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我們引以為豪的人口紅利基本全被城市、被工業掠走，隻要農民進城干活，不給農民市民權利。我們實際上在飽餐制度的紅利，飽餐不平等權利的紅利。

讓農民用土地換城市戶口，是天下怪事！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的工業化是在汲取農業剩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有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以前，全國工業原值的90%以上是通過汲取農業剩餘積累起來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三年饑荒，農村人口出現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是不生產一粒糧食的城市卻沒有出現這種狀況，主要原因就是農民犧牲自身的需求把糧食提供給城裡人喫。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解決城市喫飯就業問題，兩千多萬知青和一千多萬企業職工下放農村分享農民本來就不寬裕的土地產出物，大大緩解了城市壓力。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民工浪潮以廉價成本成就了“中國制造”的世界品牌，改寫了世界經濟版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是犧牲了幾代農民的利益逐步成長起來的。

從世界範圍看，工業化和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農民變為市民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然階段。但對於城市福利，在世界其他國家還沒有農民進城不能參與分享的先例。現在廣大農民進城享受市民待遇，既是公民權利的回歸，也是對過去多年城鄉割裂造成的偏差的糾正，更是在犧牲幾代農民利益後應當獲取的歷史補償。因此，沒有任何理由要求農民進城落戶要以交出土地這一基本、核心的財產權作為前提和代價。與之對應的是，我們也從來沒有聽說過城市居民必須拿出自己的房屋或其他家庭財產來作為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的前提條件。推進城市化就是如何把農民“化”入城市的過程。在這個“化”的過程中，決不能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中央提出城鄉統籌的本意，是以工補農、以城帶鄉，讓本來隻存在於城市的各種福利覆蓋到農村，而不是讓農民以自己的土地換取福利。如果再讓農民為過去幾十年體制造成的不平等付出代價，那就是讓受害人自己為自己的損失埋單，豈不是天下怪事！

消滅貧窮不等於消滅農民！

土地是農民基本的財產權，但一個尷尬的現實是許多城市在發展中都提出“經營城市”的思路，而所謂經營城市，實質上就是低價征收農民的土地再以地生財，終是農民失去了永遠的財產權，打碎了子孫後代喫飯的飯碗。當然，現行法律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可以將農民土地予以征收。但什麼叫公共利益？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能夠說得清楚公共利益的全部範疇。有些地方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征地，隻不過是新的歷史時期侵犯農民利益的新幌子。商品房蓋好了，政府和房地產商賺到了豐厚的利潤；而農民被征了土地，便失去一切生活的依托，巨大的開發增值收益則與之無緣。退一步說，即便是為了公共利益，就可以理所應當地犧牲農民的利益嗎？法律的基本精神是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如果隻允許打著空泛的為公共利益的旗號無限擴張“征地權”，剝奪農民土地，也不讓農民分享開發增值的巨大收益，還不允許農民因進城而保留承包地這一基本的生存保障，那麼法律就沒有起到起碼的維護公平和正義的作用！

搞基礎建設不能浪費社會財富！

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動力機制失範容易導致一些部門根據自身利益盲目快上項目。比如未來兩三年內，中國的高速鐵路將達1.6萬公裡，位居世界，總長度超過世界各國加起來的總和。京津鐵路是中國條時速300公裡以上的城際鐵路，自2008年8月1日開通以來的一年多時間，虧損額已達。目前，中國有40多個城市在建或籌建地鐵，平均每公裡的投資高達4-8

更令人費解的是上海到杭州已開通了約需78分鐘的動車組，約需48分鐘的高鐵，可還醞釀再修一條約需38分鐘的磁懸浮，雖然時間隻縮短10分鐘，但投資卻達，且運營後巨虧已成定局。上海投資120億建成的浦東31公裡磁懸浮示範線，每年虧損都。根據中國民航局2009年3月發布的統計公報，中國境內航空通航機場共有158個，許多中小機場利用率低，甚至出現“無機可飛”的閑置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各地仍以大躍進的方式斥巨資改擴建和新建機場，到2010年底，中國機場總數已達近200個。

政績工程： “換屆效應”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不可小覷

政績工程刺激“快”。“出名要趁早，當官要趁小”，一些帶著這種觀念的人，為了趕上當官的“早集”，恨不得上臺第二天就拿出政績，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任期是有限的，但想上的欲望是無限的，為了把有限的任期變為無限向上的資本，都想在有限的任期內干出一番看得見摸得著的大事來。為適應這樣的潛規則，一些地方政府變成了“生產突擊隊”，千方百計在短時間內生產出形像工程、政績工程。比如，有的地方為了以快速度提高城市檔次，吸引領導眼球，來不及考慮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整幾個“地標建築”忽悠一下。近年一些地方流行的“山寨建築”，從天安門到中國館，從水立方到鳥巢，從美國白宮到悉尼歌劇院，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有的地方甚至進行超大手筆的“造城運動”。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隻用五年時間，耗資50多億，打造了一座占地32平方公裡的康巴什豪華新城。這座設計人口為100萬的新城現在主要居民隻有二萬多公務員。美國《時代》周刊2010年4月5日刊文稱，康巴什設計初衷是要成為鄂爾多斯對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如今卻成了中國房地產泡沫的展示品。該城因無人居住被民間稱為“鬼城”。更為可怕的是，在政績工程的刺激下，一些地方不惜一切代價趕工期，求速度，導致所說的“王八蛋工程”屢見不鮮，不僅一般的道路、橋梁、樓房，就是防洪的河堤、海堤，甚至軍事建築，飛機場、火車站也一樣弱不禁風。樓脆脆、橋斷斷、堤塌塌等時有發生。

多年經驗表明，歷次政府換屆都會推進GDP快速增高。改革開放30年已出現五次經濟過熱，而政府換屆的1987、1992、2002都出現GDP達到波峰的現像，1997年未出現波峰是由於亞洲金融風暴所致。換屆後新一屆班子上任，立即會出現投資高峰，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換屆後的三個年份（1993、1998、2003年）均為“投資高峰年”。1989-1993年間，換屆前四年投資平均增速為15.9%，換屆後1993年猛增為61.8%；1999-2003年間，前四年平均投資增長11.3%，而2003年高達26.7%。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政績工程的影子。“換屆效應”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已引起國內外經濟學界的普遍關注。有工程，纔有政績，有政績，纔能升遷。快出政績，纔能快速升遷，你要從長計議，為子孫謀，沒誰看得見，或被視為無能，很可能被淘汰出局，這就是造政績者的心理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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