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姜義華
周谷城是現代中國一位著名的特立獨行的史學家。於史學之外，在社會學、教育學、美學、邏輯學、文化學等領域，也多所建樹。編輯出版這部《周谷城全集》，就是希望比較全面地反映集主諸多方面的主要成果。
周谷城1898年9月5日（清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生於湖南益陽汾湖洲周家埦長湖口一戶農家。這一天，“百日維新”還在緊鑼密鼓進行中；半個月後，主持者光緒即被囚禁，慈禧太後宣布再次臨朝訓政，“百日維新”以失敗而告終。但風氣終究已開。隨後數年，迭經八國聯軍之役等重大變故，清廷不得不開始實行所謂“新政”。以長沙為首府的湖南，在內地諸省份中，開風氣甚早，新思想、新教育的傳播，俱不落人後。汾湖洲周家埦長湖口距離縣城65裡，距離省城長沙105裡，是時交通雖仍不方便，亦不算閉塞。正是在這一環境中，周谷城度過了他的童年。
他在“周氏族學”中讀了八年。從《三字經》《百家姓》《幼學瓊林》這些啟蒙讀物到《四書》《五經》，所受的基本上是傳統教育。他尤喜閱讀《史記》《漢書》《國語》《戰國策》等史籍，視野因之開闊。這期間，發生了辛亥革命，清廷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制度。1913年，十五歲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長沙省立中學，接受英語和數理化等新式教育，同時，用心閱讀先秦諸子著作，對《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均甚有心得。
1917年，周谷城於湖南省立一中畢業，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得以閱讀了大量的西文書籍，包括杜威、羅素、柏格森、詹姆士等人的著作，以及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貧困的哲學》等。在《新青年》等雜志影響下，廣泛接觸各種新思想，有馬克思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實用主義的、實證主義的，廣泛涉獵，兼收並蓄。他在同學中組織英語學會，自任會長。他曾用一個暑假苦讀英文本《邁爾世界通史》，不僅英文大有長進，對世界歷史也產生了濃厚興趣。
在北京高師，他結識了國文部的周予同、數理部的匡互生等，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中，他們一道赴天安門參加集會遊行，並在匡互生帶領下，衝入曹汝霖住宅，火燒趙家樓。他們成為終生摯友。
1921年，周谷城未等畢業，便回到湖南，執教長沙師範，教授英語和倫理兩門課。在這裡，他與是時任一師附小主事的結識。1921年8月，、何叔衡等在長沙創辦湖南自修大學，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學社社長。周谷城應之邀，兼任自修大學和船山學社心理學教師。在、何叔衡等影響下，周谷城從日本東京丸善書店購得《資本論》英文版、德文版各一部，開始對馬克思學說進行認真研究。結合正在從事的教學，1923年，他出版了譯作《實驗主義倫理學》。1924年，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本著作《生活繫統》，通過對構造派心理學的批判，闡明知、情、意三者如何前後承續，從物我渾然一體，進到物我分立，終形成信仰生活。
深刻改變了周谷城治學方向與治學路徑的，是大革命時期他應之邀，擔任湖南省農民協會顧問、省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發表專論中國農村問題的長篇論文《論租谷》；1927年春，又到武漢，在所主持的全國農民協會籌備會任宣傳干事，並任職於鄧演達所領導的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撰寫《中國農村社會之新觀察》，發表於武漢《中央日報》。由此，他的研究對像轉向中國農村、中國農民以及正如火如荼席卷兩湖大地的農民運動，轉向中國社會的現狀及其歷史。
1927年國民大革命失敗後，周谷城離開武漢，來到上海，為商務印書館《東方雜志》《教育雜志》等撰稿，繼而任教於上海暨南大學附中、中國公學、勞動大學。不久，學界相繼爆發了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中國農村性質問題論戰。周谷城基於幾年來接觸農民運動的社會實踐，經過進一步研究，陸續撰寫和出版了《農村社會新論》（上海遠東圖書公司，1929年）、《中國社會之結構》（新生命書店，1930年）、《中國社會之變化》（新生命書店，1931年）、《中國社會之現狀》（新生命書店，1933年）等著作，繫統闡述了自己對於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發展歷程、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見解。這是他嘗試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社會、中國歷史的一組重要成果。
在這期間，他又應周予同之約定，研究中國教育問題，撰寫了《教育新論》《中國教育之歷史的使命》等一批論文，出版了《中國教育小史》（泰東圖書局，1929年）。在《教育新論》中，他明確提出：（一）全國人民應有受教育權；（二）凡受教育者皆為有用人纔；（三）有用之纔又必切乎中國之需要。他還翻譯出版了美國學者尼亞芬的《文化之出路》、吉林與布萊克曼的《社會學大綱》、亞諾得的《戰後世界政治之關鍵》等書。1930年，鄧演達創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周谷城受邀在上海參與創辦《正理報》（周刊），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
1930年，周谷城受聘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社會學繫主任； 1932—1942年，受聘任暨南大學教授兼史社繫主任、歷史繫主任，開始以歷史學為專業，主講“中國通史”課。稍後，開設“世界通史”課。結合教學，他編寫了《中國通史》，分上下兩冊，於1939年由開明書店出版。他在“歷史完形論”名義下，力圖說明歷史事件之間相互有機聯繫，歷史發展有其內在必然規律。這部教材，在廣大進步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到1948年，已重印12次。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周谷城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幫助下秘密轉赴重慶。途經杭州時，被日偽機關逮捕，關押37天，方獲保釋。1942年春，他受聘擔任遷址於重慶北碚的國立復旦大學文法學院歷史繫教授，講授中國通史、西洋通史、西洋近古史等課程，並在陳望道任繫主任的新聞繫開設英文新聞選讀與分析課。這一年，他又結合教學，編寫出版《中國政治史》（中華書局）。1943年翻譯出版了《新英國與新世界之建設計畫》。1945年春，周谷城任歷史繫主任。其間，他還協助陶行知、鄧初民等開辦社會大學。他積極參加抗日民主活動，被聘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顧問，在報刊發表不少政論文章，如《論中國之現代化》（1943年）、《論民主趨勢之不可抗拒》（1944年）、《論民主政治之建立與官僚主義之肅清》（1945年）等。《論中國之現代化》發表於《新中華》雜志，反對“全盤西化”主張，認為要警惕“國人對中西社會文化之差異，尚分辨不清”，提出要加速中國產業革命，須從組織、培養人材、思想文化諸方面進行革新，加速積累資本，在不損害主權的條件下，亦可引進外債發展生產。
周谷城因《中國通史》被當局認為“有馬克思主義嫌疑”，被責令停教中國通史，乃在先前講授西洋通史等課程的基礎上，將教學與研究的重心轉向世界史領域。他仔細研究和分析了當時流行的各種世界史著作，認為這些著作多以歐洲為中心，置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於不顧，而且多是羅列各主要國家歷史，成為國別史的疊加，對人類在世界範圍內如何形成真正密切的聯繫沒有深入的研究。他先是寫成講稿，講課時又有學生筆錄，整理為油印講義，經修訂補充，1949年，三卷本《世界通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倫、波斯、印度、中國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研究它們如何相互關聯、日趨融合，近代以來，歐洲文明、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如何互相滲透、互相作用，力圖揭示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為因果的內在聯繫。
1946年，周谷城隨復旦大學由重慶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繫主任。他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發表《人民時代之中國農民》（1946年）、《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政治》（1947年）、《中國之獨立地位》（1947年）、《徹底肅清封建勢力》（1949年）等。他與陶行知等人發表擁護中國共產黨組建聯合政府主張的共同宣言，與張志讓、潘震亞、翦伯贊等人發起組織上海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作為“大教聯”中堅分子，他上了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黑名單。由於支持學生反迫害、反扶日、反饑餓等活動，他被撤去繫主任職務，並在上海解放前夕，遭到逮捕，被關押於上海警備司令部。
上海解放後，周谷城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教務長。9月，他赴北京，作為候補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屆全體會議。接著，又受郭沫若、翦伯贊、侯外廬的委托，組建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上海分會，任副理事長；後改名上海歷史學會，擔任會長。1958年3月，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成立，他出任副主席。
在復旦大學歷史繫，他專門講授世界古代史，而他的研究，則仍然包括中國歷史和其他眾多領域。他積極參與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1950年7、8月，發表《中國奴隸社會論》與《奴隸社會意識形態之研究》，認為中國古代存在奴隸社會，且一直延續到西漢末年。1954年，新知識出版社重印他的《中國通史》，他隨即對這部著作進行了全面修訂，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57年出版。1956年他還將《古史零證》一書交群聯書店線裝印行。在世界史研究方面，他則發表了一繫列論文，更加深入地批判包括蘇聯史學界在內的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論，強調世界史必須真正具有世界性。
圍繞形式邏輯與時代精神問題，他引發了學界異常熱烈的兩場大討論。
1956年，周谷城在《新建設》2月號上發表《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一文，引發了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關繫的激烈爭論。當時學界流行的是源自蘇聯學界的觀點，即認為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有高下之別、正邪之分，辯證邏輯是高級的，在意識形態上是正確的；形式邏輯是低級的，有階級性。周谷城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形式邏輯的對像是推論方式，它的法則隻是對推論過程的形式規定。它的任務，側重於依據大前提如何推論，卻不問大前提是如何成立的。周谷城的觀點在全面學習蘇聯的氛圍中，立即被視為異端，康生來復旦大學視察時，授意對周谷城的觀點要組織文章進行批駁，發動了一場圍攻。周谷城堅持辯論，前後撰寫了二十多篇文章，堅持形式邏輯沒有階級性，和辯證邏輯是主從關繫，形式邏輯研究的是思維的邏輯形式，研究的是我們的思維怎樣通過正確的形式來得到正確的結論。它隻管思維形式的正確與否，不管思維內容的真實與否，論式的前提與結論間不矛盾叫作正確性，前提與事實相一致叫作真實性，亦即充足理由，正確性纔是形式邏輯該研究的問題，而真實性就交給其他科學和辯證法。真實性或充足理由不是一下就可獲得的，須我們生活於客觀事物，實踐於客觀事物，與客觀事物鬥爭，纔能逐漸獲得。正確性則不然，按照邏輯規則做，就可做到。理想上，我們永遠要求論式具有真實性，具有充足理由，主觀、客觀能夠一致。但事實上，我們的論式常為歷史條件所限，隻能前後不矛盾，隻能具有正確性。至於主觀、客觀卻不一定是相一致的，即論式不一定具有真實性。
這場爭論，引起主席濃厚興趣。1957年4月11日，邀請一批著名的邏輯學者和哲學工作者座談並共進午餐，討論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關繫，支持並鼓勵周谷城繼續爭鳴。1962年，周谷城將他在這場討論中的論文結集為《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一書，由三聯書店出版。
時代精神問題的討論，源於周谷城1961年至1962年間發表的三篇文章，即1961年3月16日《光明日報》上的《史學與美學》，1962年2月9日《文彙報》上的《禮樂新解》，1962年12月號《新建設》上的《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三篇論文的核心，是提倡“正確認識矛盾鬥爭的限度”，“正確認識矛盾鬥爭與矛盾統一的關繫”，強調事物發展的規律總是由矛盾對立到對立統一、由對立鬥爭到問題解決。由勞到逸，由緊張到輕松，由紀律嚴明到心情舒暢，鬥爭總是斷而相續。在《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中，周谷城說：“在原始氏族社會，因著人與自然的鬥爭，部落與部落的鬥爭，常形成各種不同的思想意識，彙合而為氏族社會的時代精神。……因此封建時代又有各種思想意識，彙合而為當時的時代精神；資本主義時代又有各種思想意識，彙合而為當時的時代精神。各時代的時代精神雖是統一的整體，然從不同的階級乃至不同的個人反映出來，又各截然不同。”這一見解被概括為“時代精神彙合論”。周谷城這三篇文章，雖然談的是文藝理論問題，但明顯挑戰當時將階級鬥爭無限擴大化的“鬥爭哲學”，可謂冒天下之大不韙，激起軒然大波。從1963年至1964年，批評周谷城觀點的文章幾呈鋪天蓋地之勢，有“金棍子”之稱就寫了洋洋灑灑兩篇長文，從政治上對他加以討伐。在巨大政治壓力下，周谷城不屈不撓，一一予以回擊。
1965年11月10日, 《文彙報》發表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周谷城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成為重點批判對像。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周谷城立即被打倒，被勒令打掃廁所，從事體力勞動，精神上、肉體上都遭到摧殘。 但在學術觀點上，他仍一直堅持自己的見解，不屈不撓。後來，在親自過問下，他算是被“一批二用”“一批二養”。
周谷城是、二、三、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粉碎“四人幫”後，周谷城任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文*員會主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農工民主黨上海市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及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以及首任執行主席、中國太平洋歷史學會會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
積極參與地方和國家政務活動，並沒有影響他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和改革開放相伴，他先後發表《秦漢帝國的統一運動》《繼往開來的史學工作》《關於藝術創作地位》《看重統一整體，反對歐洲中心論》《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所謂意境》《論古封建》等多篇學術論文，出版了《史學與美學》一書，又重新修訂出版了《中國通史》。1982年，他編著的《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為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他主持召開首屆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支持編輯出版“中國文化史叢書”和 “世界文化史叢書”，並慨然答應作為這兩套叢書的主編。1988年，又領銜編纂出版大型學術叢書“民國叢書”。
周谷城畢生獻身於高等教育，獻身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獻身於國家進步和民族振興，老而彌堅。也正是他在所有這些方面的貢獻，使他的著作在中國現代史學、現代社會學、現代哲學與美學、現代教育學、現代邏輯學等領域獲得不可或缺的地位。1996年11月10日，周谷城在上海逝世，享年98歲。他離開了我們，但他留下的這些學術成果，仍然值得我們珍視。
周谷城著作多年來由各地方各專業出版社分別編輯重印的，為數不少。現在這部《周谷城全集》，盡可能收集了周谷城生前公開發表與出版的論著，並收入了他的一些書信，試圖為讀者提供一部較為繫統、較為完整的文獻。他的更多的書信，他在人大、政協、農工民主黨領導機關、中央和上海統戰部相關會議上的一次次講話、發言，和他直接相關的各種提案、文件，還有記錄他對重大事件反應、意見的種種專報、內參，他親筆所寫而已經早就放進他自己檔案或他人檔案的眾多材料，這次都未能全部彙集與整理，希望以後有機會彌補這一缺陷。
201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