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之墓：世俗啟迪（節選）

瓦爾特?本雅明死於法蘭西賓館，該賓館位於西班牙和法國交界處的包港。在本雅明死後幾個月，漢娜?阿倫特去那裡尋找本雅明的墓地。然而，她一無所獲。除了她一生中見過的最美的風景，阿倫特什麼都沒找到。“我找不到他的墓地，”過後不久，她就給哥舒姆?肖勒姆寫了一封信，“哪兒都沒有他的名字。”不過，根據包港市政廳提供的記錄，本雅明有一位名叫福豪?古爾蘭德的朋友，後者於1940年9月28日，也就是本雅明死後兩天，支付了75個比索，為本雅明租用了一個為期5年的“墓龕”。當地醫生拉蒙?維拉?莫裡諾診斷本雅明死於腦中風，但是，人們通常認為他死於服用超量嗎啡導致的自殺。“他身上攜帶的嗎啡足夠讓他死上好幾次了。”說這句話的人叫作麗莎?菲特蔻，她曾帶著本雅明翻山越嶺進入西班牙。

然而，無論有名無名，這個地方都美得驚人。

“陵園面向一個小小的海灣，正對著地中海，”阿倫特寫道，“它建在由石頭雕刻而成的梯臺上，棺槨被推入石牆，安置其中。這是我有生以來見過的最迷人、最美的地方之一。”

美景並未給肖勒姆留下深刻印像。幾年之後，他似乎根本不屑一顧。在一本有關本雅明的回憶錄中，他作了如下結語：“那個地方確實很美，但本雅明的墓是偽墓。”用這樣一句話作為一段人生故事的結尾，未免有些突兀和酸楚，仿佛逝者被某種結局欺騙了，因而我們也被這個結局欺騙了，最終得到的隻是一個懸念，一本缺了尾頁的書。阿倫特不僅沒能找到本雅明的名字，更不幸的是，哪怕找到了也是一個假名或一座偽墓。當然，這取決於你是否認為偽墓更加糟糕。至少對肖勒姆而言，那些照片清楚地顯示了一個刻有本雅明名字的木制容器，上面的名字字跡潦草。在他看來，那不過是“陵園看守者的發明，他們考慮到訪客打聽的次數，發明了這個把戲，以確保自己能夠得到小費”。就這樣，本雅明的人生結束了，即便他曾被喬治?斯坦納等人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批評家。肖勒姆的回憶錄就是以此為結尾。即使在死後，本雅明也是一個失敗者，他的墓地成為人們賺取小費的把戲。我們不妨說，肖勒姆把他的主角埋葬在世俗的審判之下，而非真實的墓穴之中。

看起來，肖勒姆似乎在盡力避免將本雅明紀念碑化，他選擇用最不浪漫的方式結束了回憶錄——陵墓中坑蒙拐騙的伎倆。這讓人聯想到本雅明的一篇文章，有關超現實主義，寫於1929年，文中提到了“世俗啟迪”（profane illumination）。不過，究竟啟迪了什麼？在本雅明構造的“世俗啟迪”一詞中，“啟迪”帶有宗教啟示的痕跡，但後者已被超越。而且，在他去世前不久寫成的著名的文章《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本雅明宣稱：“唯有歷史學家纔能在過去當中重燃希望之火，若是敵人獲得勝利，哪怕是逝者，也將失去庇佑。”那麼，肖勒姆對於本雅明之墓的評價，對那“希望之火”產生了什麼影響呢？

肖勒姆何以宣稱照片“清楚地顯示”墓地是假的？有任何照片能夠清楚地體現這一點嗎？假設照片確實能夠做到這一點，那守陵人為什麼會公然造假，還要冒著被來訪者和像肖勒姆這樣研究攝影的學者戳穿的風險？以掘墓者的技術而言，根據真墓偽造一個完整的復制品，難道真的就這麼輕而易舉？

如果我們究其根本，又怎會相信任何一座墳墓都埋著應葬之人呢？死亡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秘密與恐懼如裹尸布一般將它緊緊包住，我們大多數人永遠都不敢去一探究竟。誰知道包港的墓地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或許，沒有一個墓穴埋著對的遺體；或許，根本就沒有遺體？畢竟，在這個體制中，遺體與尸骨的挪移極為常見：你租了一個為期幾年的“墓龕”，若干年後，如果無法續租，尸骨就會被拿出來，挪到公共墓地，與那些不計其數的無名尸骨並排放置。它們最終都會混合相融，失去所有個性的痕跡。在這裡，它們在不體面的混戰中相聚，而這場混戰就是死亡：朋友與敵人、本地人與外國人、共和黨人與佛朗哥的追隨者們、大腿骨與肩胛骨，統統混雜在一起，創造並再造了埃利亞斯?卡內蒂所謂“隱形的死者群體”。在卡內蒂看來，這個群體是宗教情感的一種重要來源。如果一切按例而行，那麼，本雅明的遺體在1945年時，也就是福豪?古爾蘭德支付了75個比索的5年之後，就該被挪置於公共墓地了。

但是，在本雅明死後幾個月裡，阿倫特居然無法找到他的墓龕，這件事又該如何理解？肖勒姆想方設法讓我們知道這件事，因為他把這個戲劇性的事件當作引子，從而引出1975年的斷言，即本雅明的墓是一個偽墓。阿倫特說過，“哪兒都沒有他的名字”。但是，這裡有一個細節可能會有幫助，而且與命名之事緊密相關：在他去世後，瓦爾特?本雅明不是以一個猶太人的身份，而是以羅馬天主教徒的身份進入了官方記錄（證據由包港近期建立的瓦爾特?本雅明博物館提供）。確切地說，記錄上的全稱是“本雅明?瓦爾特先生”。他就以這樣的身份被埋在了天主教徒專用的陵墓中。在那裡，他絕非無名無姓，而是像他的墓穴一樣，成了一個偽人，身體雖在，但基督徒身份是假的，名字也是假的。

你會在法蘭西賓館提供的收據中看到死者的姓名——本雅明?瓦爾特。死者生前4天的開銷包括5瓶檸檬蘇打水、4個電話、殮尸費、房間消毒、床墊清洗和漂白費用。你也會在內科醫生開出的收據上看到這個名字：本雅明?瓦爾特，旅客，注射費和血壓測量費，75比索。你還會在1940年9月27日出具的第25號死亡證明上看到這個名字：本雅明?瓦爾特，48歲，來自柏林。你可以在當地木匠向包港法官提供的賬單中看到這個名字，該木匠為死者，也就是本雅明?瓦爾特先生，制作了一副襯布棺材。在同一張收據上，你還能看到付給磚匠的8個比索，他負責為本雅明?瓦爾特的墓穴封棺。而且，你可以在一張牧師出示的收據上看到這個名字：1940年10月1日，共96比索，其中6個比索用於做彌撒，“B.瓦爾特的尸體就埋葬在本鎮的天主教陵墓”，75個比索則用於“支付為期5年的墓龕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