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華夏文明龐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基礎是農民的汗水、血水拌和著尸骨疊造和鞏固起來的。從秦帝國的初建和完成統一到漢唐帝國的強盛和播譽四海, 王朝的交流踫撞，直到明清短暫的回光返照式的輝煌，數千年來， 無不是靠一代又一代的農民用他們的賦稅、勞役以及其間少有間斷的血水的流淌來實現的。

農民，是中華民族的主體和中堅。如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的變革一樣，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遷，歷史變革加劇、科技發展迅速、外來文化與思想衝擊加強。然而，這一切並沒有改變農民問題是中國社會“問題”的地位，並沒有徹底改變農民問題還是中國社會變動、

變遷、變革的決定性問題的性質。農民在中國社會的根太深、太長、太廣，         1

任何問題隻要刨根究底，必定會延伸到農村去，延伸到農民那兒去；任何一項政策的正確與否，農民都是後的裁判者；中國社會的發展或停滯，農民都是後的決定力量。就是在實行改革開放四十餘年後的今天，農村的面貌仍然決定著中國的面貌，農業的現代化仍然決定著中國的現代化，農民的狀況仍然決定著中國的狀況。

在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藝術求索上，七十餘年來，許多優秀作家以他們傑出的智慧纔華，奉獻出藝術思考，做過藝術概括，給過藝術答案。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浩然的《艷陽天》

《金光大道》……作為反映時代的藝術作品，它們堪稱可供研究的輝煌的標本化石。而對“問題”的意義，卻是讓我們看到“三農”在政治惡浪中的翻滾，在無盡折騰中的奄奄一息，終在路的盡頭看到了“此路不通”的四字裡程碑！是鳳陽縣小崗村農民用他們鮮紅的手印將這一頁殘酷的歷史掀過，“問題”迎來了正確解決的時代機遇。

面對這個時代的“三農”，中國作家首先有的是翻身道情，譬如高曉聲的《陳奂生進城》；接著有的是反思和批判，譬如張煒的《古船》等。更有思想衝擊力也更有社會影響力的則是貼近時代的報告文學作品，譬如李延國的《中國農民大趨勢》，陳桂棣、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等。

對這個時代的“三農”進行藝術概括、典型化處理，現實主義—不是革

2                  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那種，而且往往總是革命的浪漫主義大於革命的現實主義，結果“假、大、空”大行其道，脫離中國現實， 成為烏托邦裡的神影—描繪整體風貌，並指向理想未來的長篇小說非常罕見。因為，太難了！

四十多年來，“三農”處在中國社會為急劇而深刻的變革中，奔騰向前，浩蕩洶湧，沒有稍微的停息。典型化的概括需要沉澱，藝術化的總結需要思考，這些都需要時間。來了，現在來了—它就是吳德剛的《篤行大地》。

《篤行大地》以中國農村普普通通的“埠嶺鄉”為舞臺，濃墨重彩地描繪了以鄉長（書記）趙雲瑞和村支部書記陳柱子等人為代表的鄉、村兩級基層干部帶領廣大群眾為新農村建設、奔小康而嘔心瀝血的創業史，一點一點摳掉窮根不惜血汗的探索史。他們背負著傳統的沉重、因襲著世俗的慣性， 每一步前行都顯得那麼步履蹣跚。然而，不斷覺醒的埠嶺鄉群眾為改變千百年來未曾真正改變過的命運煥發出的強大力量勢不可擋，創造著全新的人與土地的關繫、人與人的關繫、人與社會的關繫、人與自然的關繫，艱辛地甚至是痛苦地刷新著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創造著真正屬於自己的美好生活。

我推崇《篤行大地》有如此精湛的筆力和精神耐力，描繪出關於“三農”

如此巨幅的工筆長卷。它以當代文學史未曾見過的寬度、廣度和深度，濃縮了一個時代真實的“三農”的境況，真實得令人驚嘆。如果說關注“三農” 就是講政治，那麼，《篤行大地》是政治的。除此，它走出過往農村題材作品成為某種政治正確的代碼的泥淖，所有人物不是某種政治的符號，不是某種路線的木偶，不是某種方針政策的傀儡。不，它掘至人性，叩問命運，在改天換地中散發出生命的氣息。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情節，不再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創新、創造成為“三農”的底色，充滿著生命的體溫，澎湃著生活的激情。

譜寫一個時代的“三農”風貌，氣渾成的人物長廊，對“三農”

理想之未來的藝術探索，這些注定會使《篤行大地》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它的印記！

蔡桂林

（著名文學評論家、作家）

2021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