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龐大的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構成了改革開放後中國鮮明的時代特征，對中國城鎮化道路選擇和發展戰略具有重要影響。對這一群體永久遷移意願的研究將有助於政府部門制定科學合理的城鎮化發展規劃。以往對移民遷移的研究形成了兩種主要的解釋路徑——理性選擇論和社會結構決定論。前者把移民視作具有理性精神和算計能力的個體，遷移前後的成本—收益的衡量決定了其永久遷移意願。後者則更側重對社會經濟結構和制度環境的分析，認為這些外部力量纔是決定永久遷移意願的根本因素。兩種解釋路徑本質上是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和社會學整體主義方法論在移民研究中的具體應用。

總報告基於“嵌入性”概念和理論發展脈絡，構建了農民工永久遷移意願及其影響因素的新的分析框架——城市嵌入性對農民工永久遷移意願的影響。城市嵌入性包括城市勞動力市場嵌入、城市社區嵌入和城市文化嵌入三個方面。這一分析框架強調，農民工永久遷移意願並不簡單是個體對經濟社會收益的理性追求，也並不僅僅取決於外在結構和制度安排，而是取決於個體條件與社會結構的互動結果。課題組使用全國七城市農民工調查問卷對這一假設進行了檢驗。主要發現如下：大多數農民工願意永久遷移城市，但不願意放棄農村土地；農民工表現出明顯的大城市偏好和省內城市偏好；農民工永久遷移意願呈現出明顯的地位分化與代際分化；家庭是農民工永久遷移城市的重要考慮因素；遷移時間對農民工永久遷移意願呈倒U形影響；農民工的城市嵌入性表現為脫嵌型勞動關繫、雙重社會隔離和城市性不足；城市嵌入性對農民工永久遷移意願具有重要影響，脫嵌型勞動關繫、雙重社會隔離和城市性不足均不利於農民工實現永久遷移城市。這些研究發現的政策啟示是：第一，尊重農民工雙向流動的意願和現實。第二，通過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規模。第三，“土地換社保”宜緩行，農民可以帶著土地進城。第四，針對農民工群體分化的社會現實，構建差別化的農民工社會政策。第五，推進城鎮化的關鍵在於提高農民工城市嵌入性，特別是在就業、居住、社會保障和社會交往方面。

專題報告一《居住的政治：農民工居住隔離的形成機制與社會後果》將居住隔離這一理論視角引入農民工居住問題的研究，通過對全國七城市流動人口調查數據和長三角七城市勞工調查數據農民工子樣本分析，揭示了外來農民工在流入地城市“大分散、小集中”的塊狀分布特征。文章從結構和行動兩個維度探討了這一居住空間分布的形成機制，指出農民工居住隔離的形成不僅是市場分化和保障缺位的結果，還是農民工群體的自我選擇。報告全景呈現了城市亞文化區域作為居住隔離的社會後果及其內部特征，主要是以城市危舊住宅為主要特征的建築景觀，以內聚型社會關繫網絡為主要特征的組織形態，以非正規經濟的聚集為主要特征的經濟活動，以鄉土性的延續為主要特征的生活方式，以城市他者與新底層為主要特征的社會認同。

專題報告二《共富背景下杭州促進流動人口住房保障的政策創新研究》對人口流入增長速度最快的新一線城市——杭州的住房保障體繫做了介紹。為了破解流動人口住房難問題，杭州市創新住房保障體繫建設，在供給上建立了公租房、藍領公寓、共有產權住房三位一體的新住房保障體繫，在管理上建立了基於住房的流動人口信息管理和公共服務體繫，為全國流入地城市促進外來人口實現“住有所居”提供了經驗借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