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項聚焦於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之後特定歷史階段，探討中國核能社會接受度與鄰避對抗風險的繫統性研究。緒論部分除了分析研究的社會背景和研究背景，將重點介紹總體研究設計，說明研究的目的意義、框架內容思路，還有數據與方法。
一社會背景
以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的發生為標志，國際社會迎來了核能發展的後福島時代，新的社會特征與歷史問題在這一時期重合到了一起。
（一） 國際核能發展道路出現分岔
1905年愛因斯坦（Einstein）發表相對論，指出質量和能量可互相轉化，其公式為“E=mc2”。在真空中，光速（c）為每秒30萬千米。這意味著物體隻要減少一點點質量（m），就可以轉化為巨大的能量（E）。1938年德國化學家哈恩（Hahn）和施特拉斯曼（Strassmann）用中子轟擊鈾原子核，發現素鈾的原子核裂變反應，具有上述質能轉化特性。據此，意大利裔美籍科學家費米（Fermi）在芝加哥大學建成世界座核試驗堆，並於1942年12月2日進行了首次自持鏈式反應實驗，實現了可控的核能釋放，原子時代由此拉開了序幕。至今民用核電大致經過了五個發展階段：
（1） 20世紀50—60年代，核電發展草創期。1954年6月27日，前蘇聯建成了世界首座民用核電站——“奧布林斯克”核電站；1956年，英國建成世界上座商業運營核電站——“考爾德豪爾”核電站；1957年美國建成世界上座壓水核反應堆——“西坪港”核電站；法國、德國和日本也均在這一時期進入核能商用國家行列。
（2） 20世紀70—80年代，核電飛速發展期。以法國和日本為代表，西方國家大力發展核能，年度新開工建設反應堆經常保持在兩位數，至80年代晚期，核電占到了全球電力總量的17%（Kidd， 2013）。
（3） 20世紀80年代末與90年代，核電發展陷入低潮期。1979年美國三哩島核事故、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驚疑和恐慌。特別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破壞性極大，給歐洲各國社會造成了長期的不可逆的環境、身體和心理傷害，導致國際核電的發展進入低潮。核電占全球電力比出現萎縮，降至全球電力總量的14%（Kidd， 2013）。
（4） 21世紀的個十年，被稱為“核子復興（Nuclear Renaissance）”期。油價、電力和氣候變化的壓力，推升公眾的核能接受度，歐美各國核電發展環境走向寬松，政策上也有了松動的跡像。但從反應堆新建情況看，年均開工數量依然維持在個位數，核電占全球電力的比例繼續維持在14%，“核子復興”時代實際並未到來（Kidd， 2013）；
（5） 2011年日本爆發福島核事故，核電發展轉入“後福島時代”。主要核能利用國家在核能發展取向上產生分歧，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瑞士、瑞典迫於社會壓力，都宣布“退出核電”計劃。德國作為“重核裂變反應”發現者哈恩和斯特拉斯曼的故鄉，決定於2022年之前關閉全部核反應堆，對國際公眾的核能心理認知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日本政府作為核事故發生國家，關閉了大部分核電站，核能發展政策進入了國內消極研討階段。不過，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中國、印度和越南，堅持積極的核能發展戰略；作為核能大國的美國和法國，則基本維持著原有的核能利用地位。
受2011年福島核事故的影響，全球核能發電量呈現出“V”形走勢。2010年全球核能發電量為626.3 Mtoe油當量（Oil Equivalent），指按標準油的熱值換算的能源量指標，也稱標準油。Mtoe表示百萬噸油當量（Millon Ton Oil Equivalent）。1噸油當量等於1.4286噸標準煤。，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的發生影響了世界核能利用格局，當年全球核電發電量下降到600.4Mtoe， 2012年縮至559.3Mtoe，到達谷底，然後逐年緩慢回升，至2015年回升至583.1MtoeIAEA PRIS （Power Reactor Inormation System）. Operational & LongTerm Shutdown Reactors， 31， May， 2017， http：//www.iaea.org/PRIS/World Statistics/Operational Reactors By Country.aspx.。這是一種典型的“V”形走勢。在此期間，中國實施了宏偉的核能拓展計劃。2010年中國核電發電量為16.7Mtoe，占全球核能總發電量的2.67%；2015年增至38.6Mtoe，占到全球核電總發電量的6.62%BPstats.BP世界能源統計年鋻，2016： 35. http：//bp.com/statisticalreview.。
如果考慮與GDP全球占比（2015年中國的GDP占全球總量的14.84%）相匹配，中國的核電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可是我們無法否認這種發展速度非常驚人——中國核電發電量的年均增長率，2005—2011年為5.76%，2011—2015年就變成了18.37%。2011年中國核電運行和在建裝機容量有4179萬千瓦（肖新建，2012），根據《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11—2020年）》，2020年達到8800萬千瓦，十年內總量要翻上一番。作為推動國際核能發展的引擎，中國新規劃和新建設的核電站、核燃料基地和核乏燃料處理廠項目將日益增多。以2013年為例，中國開工建設的核反應堆數量占到了全球總開工數的38.9%，籌建的核反應堆占到了全球總籌建數的52%，發展速度非常快。
中國的核電發展有些不走尋常路。在世界核能發展的低潮期，中國的座核電站秦山核電站、第二座核電站大亞灣核電站建成投產；而在後福島時代，世界核能發展出現重大分歧之際，中國堅持了自己宏偉的核能拓展計劃。從國際核能發電量的變化看，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核電發展衝勁一覽無餘。但是，國際環境影響著本國公眾的風險認知與反核情緒。在外部形勢拖累之下，中國政府積極擴大核電比重、謀求做大核電，雖然巧妙地利用了城市空氣污染治理和國家能源結構調整的契機，以及大型國企的市場支配地位，在多方面取得重大進展，但是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快速發展核電的過程中，國內發生了多起群體性事件。可見，我們必須緊跟中國核電大發展的步伐，加強對核能公眾接受度與反核社會衝突的研究，為核能政策的順利施行提供理論支持。
（二） 各國公眾核能接受度不足
原子時代的締造者、諾貝爾獎獲得者恩利克·費米（Enrico Fermi）曾經說過：“在將來，核能領域公眾對核能的意識和接受度將成為嚴重的問題，但是我們卻忽視了它。”（Wu， et al.， 2013）國際經驗告訴我們，公眾接受度不足或突然下挫，是阻礙核能發展的關鍵問題。德國和瑞典等國的案例說明，公眾接受度會在政治過程中發揮作用，低接受度會牽引造成高壓力，迫使本國政府不得不調整甚至退出核電利用；世界各地的反核運動表明，在核能利用過程中，公眾認可水平不足可能導致社會不穩定。例如： 1977年西班牙畢爾巴鄂、1979年美國紐約、1981年德國漢堡、1986年意大利羅馬、2011年日本東京，都發生過10萬人以上超大規模反核遊行示威活動，其他國家規模較小的反核集體行動更是不計其數。
調查表明，中國社會公眾的核能接受度明顯高於美法德日等主要核能國家（Kim， et al.， 2014; Wu， et al.， 2013），但人們對於在居住地建設核電站的接受水平明顯偏低（肖慧娟，2001；戴正等，2014；陳釗等，2009）。在中國，核能項目屬於典型的鄰避項目。中國建設第二座核電站時就爆發了群體性事件——1986年香港反對大亞灣核電站建設事件；30年後的2016年，江蘇連雲港發生了反對中法合作核循環項目事件，抗爭的對像變成了核乏燃料後處理廠。不過，人們的核項目鄰避心理依然熾烈。在這期間中國發生了大大小小數十起抗爭事件，其中以臺灣反對第四核電廠的鬥爭為激烈（周揚清，2014）。而除大亞灣核電站之外，絕大部分被針對的項目命運多舛。
各類反核事件的出現，向我們傳遞了清晰的風險信號——在中國社會“恐核”和“反核”情緒十分強烈；地方民眾存在核能接受度不足的問題，這對於積極發展核電的中國是一個大問題。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使一些國家的核能公眾接受度大幅下滑，也影響了中國大眾的核電風險認知（方芗，2014）。中國政府發展核能，除了需要特別關注核安全問題本身之外，還必須科學應對後福島時代核能接受度下降的問題。從研究角度看，當務之急是要辨識核能接受度的影響機制，探討有效的風險治理模式，而這些都有賴於更深入的專項研究。
美國的實踐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1979年三哩島核事故和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曾經嚴重挫傷了美國社會對核電的接受水平（Bolsen & Cook， 2008），但是2010年蓋洛普（Gallup）的調查說明，通過風險溝通與信任重建，美國公眾的接受度得到了明顯提升（Jones， 2010）。雖然日本福島核事故的發生同樣讓美國政府非常被動，但先前的努力至少說明，公眾對於核能的認可水平是可調節的。在後福島時代，中國政府需將提升核能接受度、調節反核行為傾向，作為新項目規劃建設的重要條件。當前，中國政府對重大項目推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就是希望能夠在事前防範和化解群體性事件社會風險，不過目前這項工作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和完善。有鋻於此，本書將在政策研究部分，突出對核能項目認知調適、風險溝通，以及重大項目“穩評”機制的研究。
（三） 能源、氣候、社會安全問題多點重合
核能因為具有高能效、經濟和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特點，在許多國家取得了“通行證”。但是，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為幫助各國完成限制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指標，確立了兩套應對機制——清潔能源發展機制和聯合執行機制，特地將核能項目排除在外，提出的理由為核電可能不安全、不經濟，或可能與武器制造有關（Rogner et al.， 2010）。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對此相當不滿，建議重新對核電進行評估，並將之納入全球氣候變化應對機制（Rogner， et al.， 2010）。2010年，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發布《核能： 可持續、氣候變化和市場競爭》，重申發展核能有利於解決當前世界關鍵的三大問題——資源不可持續、氣候變化和電力市場競爭問題（田愉和胡志強，2012）。中國的上述三大問題也很嚴重，需要借力發展核能這條道路。
（1） 從資源可持續性看，2013年中國的化石能源消費占本國能源消費總量的90.2%，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消費在本國能源消費比例中分別為67.8%、17.5%和5.3%。過度的一次性能源消耗，是不可持續的。中國政府認識到了這種能源消費模式的短視與粗放，正在不斷調整和改進。至2020年，中國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下降到了84.3%，其中煤炭消費占比下降到了56.6%，但是石油和天然氣消費占比卻上升為19.6%和8.2%。這些數據源自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 (70th edition), 20210608, BP P.L.C., UK.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21fullreport.pdf.可見，能源消費模式的調整前路漫長，發展劣勢尚未根本扭轉，調結構依然任重道遠。
（2） 從能源市場競爭看，中國作為經濟發展強勁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源消費需求年年攀升——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2000年為1000.7Mtoe，2010年達到2491.1Mtoe、增長148.9%，2020年漲到3474.2Mtoe、增長247.2%（BPStats， 2021）。雖然中國人均能源消費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人口總量世界，能源消費呈現持續擴張態勢，使得能源供給十分緊張。目前，中國是世界上的煤炭消費國、的石油進口國。國家的能源安全，要求提升能源自給率。
（3） 從氣候環境變化看，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中國存在不容忽視的生態環境破壞和污染問題。2008年起，中國便被認為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國家，在道義上一直被國際社會置於不利的位置（Murdoch， 2008）。2013年，中國部分城市又發生了歷史罕見的霧霾污染，治理空氣污染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為了應對氣候環境變化，2015年11月中國政府在法國巴黎世界氣候大會上做出政治承諾——“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並爭取盡早達峰；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為此中國必須不斷優化一次性能源消費結構，大力發展清潔能源，逐步降低化石能源消費占比。
在以上三重壓力下，中國的核能發展需求非常迫切。以核電部分代替煤電，已成為中國能源與環境政策的發展取向。但是要順利推進這項工作並不容易，化石燃料（以煤炭、石油為主）的利用盡管會出現諸如酸雨、霧霾、溫室氣體排放、資源不可再生、礦難等問題，但是在中國很少引起激烈對抗；而對於核能項目，核輻射事故發生的可能性極低，中國“至今沒有發生2級以上核電事件”（袁於飛，2017），但是地方民眾反對在居住地建設核能項目的態度卻非常鮮明。尤其是進入後福島時代，鄰國日本發生7級核事故的負面影響一時難以消化，國內核電項目選址地民眾的核能接受度低迷，給項目推進帶來較多困難。
從專家意見、網民意見，以及核電站周邊居民意見可以看到，持贊同與持批評觀點的人們的心理認知非常復雜，經常會形成涇渭分明的兩派。中國圍繞核能項目建設已多次爆發爭論或衝突。參與爭論各方提出了許多立場迥異的觀點，形成了中國核能技術和核電項目發展的輿論場域。總體看，持支持觀點的人往往更為知性和溫和，持反對觀點的人則比較情緒化。顯然，中國社會公眾對於核能發展的微觀社會心理，關於核能發展的議題觀點，是探測核能項目社會衝突風險、完善危機公關方案、溝通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參考素材。但是，當前還未見有人對這些相關的社會情緒、態度和議題觀點做過繫統梳理，本研究希望能夠彌補這一點不足。
總之，當前中國核能公眾接受度不足的問題，與本國能源短缺、鄰國核事故、全球溫室效應、本國大氣污染治理、核電項目鄰避效應、社會變遷等問題，緊緊纏繞在一起，使得核能發展形勢趨於復雜化。經濟的因素、安全的因素、社會的因素、環境的因素是國際核電站建設必須綜合考量的四條通則（楊海霞，2011）。本研究將基於繫統論的視角，從多個角度剖析中國社會的核能接受性和反核衝突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