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是一種文化底蘊
——根據二○一四年四月十三日在南京“親近母語”論壇講話增訂和補充
◎資中筠
我之所以被邀請到這裡來講話，可能是因為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中國人應該首先學好中文》。那是二○○八年，為了迎奧運，媒體大肆宣傳學外文。打開電視，在記者的誘導下，街頭各行各業的百姓似乎都在積極學外文，連在公園晨練的老大媽也說學了外文便於出國探親雲雲。與此同時，電視的字幕充滿錯別字，廣告亂改成語成風，所謂“歷史劇”中半通不通的對話，人物的稱謂混亂：稱對方父親為“家父”，自己的妹妹為“令妹”，把自己家叫作“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慘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發寫了那篇文章。
現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個極端，強調學中文、弘揚傳統文化了，就要壓縮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學中文和學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須首先聲明，我主張學好中文絕不是與外文相對立，也與現在以傳統文化抵制所謂的“西化”無關。更不贊成那種讓小孩子穿著古裝讀《弟子規》《三字經》之類的做法。現在講講我對學中文的看法，並且與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學中文的經歷。
中國人為什麼要學好中文？
我們每個人都是用母語思考的。一個人的文化底蘊和他的母語的程度有很大關繫。一個中國人除非生長在外國，從小就學那一國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國的文字為母語，如果那是英語，那麼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語水平有很大關繫。
中文（我這裡指的是漢文）有兩大特點：
口語與書寫文字是兩套，這是漢語對用拼音文字的外國人說來最難學之處，等於要學兩遍。所以普及比較難。好處是雖然方言非常復雜，文字是統一的，就是現在大家都歸功於秦始皇的“書同文”。不像印度，由於每一個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現在還得用英語為官方語言。既然是中國人，說話已經不成問題，“學文化”就是從識字開始。能正確地讀、寫、用多少字和詞就成為衡量基礎文化程度的重要標準。
另一特點是成語、典故特別豐富，並已融入日常話語中，幾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正是漢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幾千年文明的積澱。對成語、典故的運用也成為寫文章的一大藝術。當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礎的語文教育至少應該嚴格規範，應該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設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級），其畢業生應該能寫通順的白話文而極少錯別字，初中畢業則應掌握常用的成語、典故而不出錯。能流暢地閱讀一般文學作品，有進一步提高的自學能力，這就算有了文化基礎，以後無論學什麼專業，包括外文，那是個人的選擇了。所以現在亂改成語是對中文極大的破壞。
個人的經歷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師或者父母輩，我的舊學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應該說再跟下一代比起來的話，我們又好像學得稍微多一些，這個情況很不一樣。
舉一個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隨便聊天的時候說到了一些高層的丑聞，裡頭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脫口而出說真是“牆有茨”。有一位專門研究古詩詞的大學教授非常驚訝，說你一個學外文的人怎麼還知道“牆有茨”？“牆有茨”出自《詩經》，開頭就是：“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後“牆有茨”就隱喻宮裡頭的那些亂七八糟的丑事。過去老一代的人說話不喜歡太露，一般愛用隱喻。而對我們這一代人，這是一個很尋常的比喻。那位教授年齡比我大約小六七歲，也就是說他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上的中學。在他看來，隻有他那樣的古詩詞專家纔懂，一般人，特別是學外文的，怎麼居然還懂這個詞？這說明有一個差別，就是我們這代讀書人一般常用的，在現在的這一代人就成為專業知識。這還不是年齡的“代”，而是學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圍的變化。而我在改革開放以後，初訪美國，遇到臺灣來的學理工的年輕人，談吐就與我們這代人沒有什麼差別。
我的中文熏陶來自三個方面：家庭、學校和自己亂看書。我隻是一個個案，有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詩就是“春眠不覺曉”，那是我三歲的時候，早晨起來正好外頭下雨了，我母親一邊給我穿衣服，一邊吟這首詩，用她的方言湖州調吟。我知道，你們請葉嘉瑩先生來講過，她是主張吟詩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個地方的方言不一樣，吟的調子也不一樣。我母親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話吟。我到現在想起“春眠不覺曉”自然心裡就出現湖州調。還有其他的，比如說《滕王閣序》後頭的兩首七絕，在我印像中也是湖州調，像唱歌一樣，現在還會唱。
我中學有一位國文老師是河北人，他在課堂上教那首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就是用河北調來吟的。所以我現在想起這首詩的時候，就出現那個調，與湖州調完全不同。吟詩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記得住，就跟唱歌一樣，而且對音韻、平仄什麼的自然而然就熏出來了。但是用普通話是很難吟的，連有的韻腳都不對。前兩年我在報上看到一篇文章，好像常州的吟詩已經申請聯合國非物質遺產，大概常州有一些詩人和文人特別積極去爭取申遺，其實各個地方都有吟詩的特點。還有朗誦文章，也是有調子的。（後來據徐鼕梅老師說現在正在申遺的是整個中國的吟誦，不是常州單項。）
我大約五歲上一年級的時候，我母親就讓我念《論語》，隻是挑一點，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就讓你知道一點。
有一段經歷雖然比較短，對我影響卻很大。在我初中的國文課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儀單騎退回紇》，選自《資治通鋻》。老師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郭子儀這個人發生很大的興趣，於是對《資治通鋻》也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很想知道《資治通鋻》是怎麼樣的一套書。特別是小學課本就有“司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來作者就是這個司馬光！更加好奇想看這書了。踫巧，我父親有一位朋友家裡頭藏了很多線裝書。我現在已經忘記具體情節，他怎麼知道我想讀《資治通鋻》，總之他對我非常嘉許，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資治通鋻》（可能他正好要搬家），我還記得是好幾排木匣子摞起來，大概是很好的版本，當然現在早已沒有了。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沒事，就開始出於好奇，真的從頭一本一本地看《資治通鋻》。其實也不見得都懂，挑著看。書裡每隔幾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馬光的評語，表達他對這段歷史的看法。因為《資治通鋻》是寫給皇帝看的，所以它得稱臣，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個傳統。《史記》裡頭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嗎？我忽然興起，一段一段把那個“臣光曰”抄在一個本子上，同時也作為練毛筆字。但是為了要說明他這一段評語說的是什麼事，我就得把前頭的那段歷史事實用自己的話做一個簡要說明。
這樣抄了一段時間以後，被我們家的一位常客發現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學，我母親對他非常尊重，稱他為“郝大哥”。讓我叫他“郝寄爺”，是干爹的意思，不過不是正式的。那個時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頭兒，但他事實上大概不到五十歲。他非常有學問，什麼都會，從前有一種全科的中學教員，從數理化到國文英文都會教，缺什麼老師都能補上去。當然他英文發音不好，全是自學的，但是文法講得特別清楚。他還會中醫，我們家人小病都是他給開方子。最重要的是國文，他的舊學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但是由於他恃纔傲物，好頂撞領導，所以在一個單位獃不長，經常失業，相當潦倒。他一失業就常來我們家喫飯。我最愛聽他講話，有一肚子掌故，外帶發牢騷、罵一切看不慣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筆記本，突然對我寫的史實概要很欣賞，他說你的概括能力很強，覺得孺子可教，說了一句“可以與言《左傳》矣”。於是乎他就開始主動教我《左傳》，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左傳》產生很大興趣。因為《左傳》從文字來講，跟《資治通鋻》很不一樣，它太簡練、古奧，以我當時的程度要是沒人講解，是很難靠自學讀下去的。他給我講也是選讀，加上他自己的見解，像講故事一樣，特別生動，而且常使我有豁然開朗的感覺。這裡我想舉一個例子，就是“疲於奔命”這個成語典出何處？
《左傳》裡頭有一個人叫申公巫臣，他是楚莊王底下的一個官，名巫臣，“申”是他的封地。他地位並不高，但是點子很多，給楚莊王出了不少好主意，對楚莊王成就霸業有所貢獻。作為春秋五霸之一，楚莊王到處征伐。有一次滅了陳國。這個陳國有一個大美人叫夏姬，據說她青春永駐，無論長到幾十歲永遠“望之如二十許人”。那些公侯們打來打去，爭奪她也是動機之一。所以她轉嫁了好多國。楚莊王滅了陳國以後，也想把這個夏姬娶過來，巫臣就勸他說，你本來伐陳是“伐不義”（霸主總要給對方安個什麼罪名纔師出有名，我忘了陳國是因何獲罪），光明正大，如果你把夏姬給娶過來了，這不顯得你是為了私利嘛，那你在道義上就站不住了。那個楚莊王確實有雄心壯志，就聽了他的勸告，沒有娶夏姬。他的弟弟公子子反也想娶，巫臣又勸他說，這個女人不祥，是個妖孽，你看她嫁了幾個國家，亡了幾個國家？於是子反也聽了他的，沒娶她。最後這位老兄自己帶著這個夏姬私奔了，一下子跑到晉國（其中還有一些曲折的情節，不詳細講了）。另外他因為別的事得罪了楚莊王另一個弟弟子重。那兩位公子氣得要死，要求楚莊王向晉國要人，誅殺他。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求引渡。那楚莊王到底是一位霸主，比較大度，說巫臣也算立過功的，給我出了很多好主意，就算了罷。不久，楚莊王死了，楚共王繼位，子重、子反兩位公子權力就比較大了，還是覺得這口氣非出不行，於是把巫臣還留在楚國的家屬全給殺了，包括他的旁繫親屬。巫臣知道後很生氣，咬牙切齒地說我一定要叫你們兩人“疲於奔命”而死，“疲於奔命”這個詞就是這麼來的。他怎麼做到的呢？他就今天攛掇晉國聯合吳國跟楚國鬧事，明天又挑撥鄭國尋釁，不斷騷擾楚國各個方向的邊境。他本來就鬼主意多，弄得這兩位公子在國境內外來回奔波，“一歲七奔命”，就是一年裡頭七次出國，或是到邊境。現在交通發達無所謂了，但是在他那個時代這麼一個跑法，那是喫不消的，非累死不可。這個故事我覺得特別好玩，而且那個申公巫臣也是一個特別好玩的人、特逗，還有很多有趣的事。
這樣，我對《左傳》越來越感興趣，郝寄爺其實教我的時間並不長，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來了。但是他的啟蒙好像為我打開了一扇門，不僅是對《左傳》，而是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來了。至於下決心通讀《左傳》，那是很後來的事了。實際上也還是一知半解，並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還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麼樣，這是我最早以這種方式接觸到的古典的東西，而且是當時那樣年齡的孩子一般比較少接觸到的。我舉這段經歷是要說明一種自然的熏陶，也沒有人逼著我去這麼做，那位郝寄爺也不是母親請的家教，專門教我念《左傳》的，並沒有這樣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給踫上了，也算是我的幸運。這也形成我一種學習的模式，後來學外國文學也是一樣，常常是由於一個篇章，一個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處，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興趣，然後再四處開花，延伸開去。
我父親是留學生，先留日後留美，他有一些我們認為很“洋派”的朋友。那時候天津也有外國學校，就類似現在的國際學校，所有一切課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學。在太平洋戰爭之後，學校裡英文讓位於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親有些“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主要為了學好外文。我父親對此略有動心，可是我母親堅決反對，她認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話，這個人的思想不會深刻，他可以說流利的洋文但是他畢竟還是中國人。外文以後可以補，中文錯過了就補不回來了。所以我繼續留在原來的學校。我很感謝她這個決定，也認同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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