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的故事……

《公平之怒》出版於2009年，書中表明，在貧富收入差距更大的社會中，人們更容易受到各種健康和社會問題的折磨。《公平之怒》中展示的證據有力地表明，不平等會造成重大的心理影響，很多這方面的心理問題都是由激增的社會壓力導致的。在這次的新書《收入不平等》中，我們將會進一步探究這些心理問題和社會壓力：不平等的概念是如何進入我們頭腦的，它如何提高人們的焦慮水平，人們會對此做出何種反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和情緒障礙又會造成何種後果總而言之，要探究一個更加不平等的社會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思維和情緒感知力，又將如何改變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繫。我們介紹的情況部分基於我們自己的調查，但主要基於世界各地的學者所進行的大量研究。本書收集的證據不僅闡明了更加不平等的社會會更加失調無序的原因，也幫助梳理出一些能夠讓社會產生良性互動，並改善每個人的健康、幸福水平的措施。
可以說，前作《公平之怒》是本書的起點，我們先對它進行一些簡短總結，以便對其不熟悉的讀者能了解它的內容。首先，書中表明，在收入差距更大的社會中，人們的健康狀況往往更糟：預期壽命更短，嬰兒死亡率、精神疾病患病率、非法濫用藥物率和肥胖癥患病率更高。更嚴重的不平等也損害了社會關繫：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會有更多暴力事件（用兇殺率衡量）和更高的監禁率；人們彼此之間的信任度降低，社群關繫也更加薄弱。不平等還損害了兒童的生活機會；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裡，兒童幸福度和教育成就水平更低，青少年生育率更高，社會流動性更弱。
無論是觀察各個富裕國家的收入差距，還是逐一分析美國50個州的數據，我們都能看出，在收入不平等和社會問題之間存在著同樣明顯的相關性。在這兩種情況下，收入差距越大，越可能產生更糟糕的結果。
這個結論相當清晰，並且邏輯一以貫之。以美國為例：與其他富裕國家相比，美國的貧富收入差距，兇殺率、監禁人數占比、精神疾病患病率、青少年生育率都是的，預期壽命、兒童福祉、識數率和識字率卻都很低。在我們研究期間，英國和葡萄牙是緊隨美國之後的兩大收入不平等的富裕國家，它們在上述各方面的數據也很糟糕。相比之下，北歐國家和日本等相對而言更平等的國家則表現良好。圖1是對我們針對富裕國家進行的研究結果的簡要概括。
這些模式不僅僅存在於我們自己的研究結論中，在不同國家、不同學科的大量研究成果中都有所體現。20世紀70年代，一份同行評議期刊發表了份表明在收入差距更大的國家中，暴力行為更加常見、居民健康水平也更糟的論文。此後，相關的研究報告不斷增加，目前已有300多篇論文，專門對世界不同地區健康指數、兇殺率和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繫進行了研究。其研究涵蓋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些針對某個特定時間點的情況，有些則是觀察一段時間內的變化情況。很多研究都考慮到了人均收入和/或貧困程度方面的差異，以及公共服務開支水平等其他因素。絕大多數研究結果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事態通常都會更糟糕。現有的證據足以表明，收入不平等和健康、社會問題之間必然是一種因果關繫，由此反映出更大的收入不平等會對社會、健康和幸福水平造成破壞。
從證明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到證明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繫，顯然是至關重要的一步。為什麼我們有把握認為這樣的因果關繫存在？流行病學一直將重心放在能夠驗證疾病發源的數據證據上，因此形成了一套判斷標準，用來判定數據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繫。首要的標準是原因必須先於結果，此外，還包括這種關繫的強度、是否存在“劑量—反應關繫”（例如，更高水平的收入不平等導致更多、更嚴重的糟糕結果）、從生物學角度看是否合理、是否有其他能說得通的解釋，以及研究結果是否能保持一致性。據這些標準來判斷，幾百份研究報告提供的證據表明，更大的收入差距和廣泛層面的健康和社會問題惡化之間確實存在著因果關繫。
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強調，判斷一個理論好壞的一條重要標準就是看它是否做出了全新的、可供試驗的，並且能夠被以後的研究檢驗證實的預測。即便以此標準衡量，這些證據也證實了上述的因果關繫。實際上，經濟不平等將給社會帶來破壞性後果這一理論，確實催生了許多可以驗證的預測，既包括對後果的預測也包括對因果機制的預測，這些預測也都多次被證實。

並非萬物理論……

《公平之怒》曾被稱為“萬物理論”，但這樣說是在表達恭維，而並非真的如此。它隻是特別適用於那些涉及社會梯度的問題
（換句話說，那些社會階層越低就越常見的問題）。幾十年前，我們就已經明白，健康狀況不良、暴力、兒童福祉、監禁、精神疾病、毒癮等許多問題都涉及社會梯度。無論你拿什麼—例如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社會階層的高低，或者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來衡量，隻要進行比較，這些問題在更低的社會梯度中總會更頻繁地出現。《公平之怒》實際上講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在我們的社會中，有許多與社會地位（衡量標準可能是收入水平、教育水平或者職業性質）有關、看起來十分突出的問題，而隨著收入差距不斷增大，社會地位的差距會繼續擴大、變得更加不容忽視，社會問題也會更加棘手。在社會階層中所處的位置和社會地位的差異—即不平等的水平，與受社會梯度影響的問題存在因果關繫。
一個格外讓人喫驚的發現是，不平等影響的是絕大多數的人口，而不隻是社會中的極少數人。盡管不平等對那些接近社會階梯底層的人影響更嚴重，但大部分的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受其所害。也就是說，如果受過良好教育、工作條件和收入水平都比較理想的人能以相同的職業、收入水平居住在一個相對更加平等的社會裡，他們的預期壽命也會增加一些，並且不那麼容易淪為暴力行為的受害者；他們的孩子在學校裡可能也會表現得更好一點，不那麼容易在未成年時就當上父母，也不太容易染上毒品。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更加不平等的國家會不會有更多的窮人，而在於一旦社會中存在更大的收入差距，這種不平等將會讓所有人更深地陷入對社會地位的競爭，並懷有更強烈的不安全感。
正因為收入不平等影響的是大多數人，因此，更平等的社會和更不平等的社會之中的健康水平、社會問題會存在非常大的差異。我們發現，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中，精神疾病患病率和嬰兒死亡率要高出一到兩倍。青少年生育率、監禁率—一些研究指出，還有兇殺率—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甚至能高出九倍之多。
有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認為，諸多問題之所以在較低而非較高的社會階層中更為常見，也是因為社會階層兩極的人群自身素質的影響—這種看法認為，有能力且堅忍不撥的人會在社會階梯中向上攀爬，而那些更脆弱的人則會跌落至更貧困的階層。但是，不平等產生的各種影響挑戰了這種觀點的立論之本。隻要社會篩選繫統一直存在，不斷把所謂合格的人向上托，把不合格的人向下壓，這樣必然會令更靠近底部的社會階層產生更多健康問題和其他各類社會問題。但是，階層流動本身並不會改變社會中具有某種特性的人群總數。例如，如果社會流動性是根據人們頭發顏色的深淺來進行的，那麼，必然會存在以頭發顏色深淺為標準的社會梯度，但這並不會改變擁有淺色頭發或者深色頭發的人群占總人口的比例。因此，即便按照人們患上疾病的難易程度以及暴力傾向來進行分類，也是同理。
不過，若能緩解貧富差距，就能緩解社會梯度中的各種問題形成的整體負擔。更大的收入差距會讓這些問題進一步惡化，因為收入差距會給窮人而非富人造成更深遠的影響，不同社會梯度之間的差異也就會愈發突出。這表明，健康狀況、暴力事件發生率、兒童識數率和識字率，以及其他要素中存在的社會梯度，不完全是社會篩選造成的結果，一定還有別的因素在發揮作用。我們認為，這些問題背後的驅動力在於社會地位差異本身形成的壓力：在社會階層中的位置越低，不同社會地位之間的差距越大，承受的壓力就越大。事實上，更大的收入差距確實會讓社會地位的差距更加顯著。
正因為現代社會刻意強調階級差距，使得我們在判斷一個人的價值時，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指標—甚至快要成為評判標準了。並且，人們越是傾向於通過社會地位的高低評判他人，社會地位的下降影響就越大。因此，顯而易見，當社會地位之間的差距擴大之時，那些與這種階級劃分相關的問題也會隨之進一步惡化。

繼續前進

以上就是我們對近10年前的研究結果進行的精簡提要。2007年，我們完成《公平之怒》一書。2008年，我們將書稿送給出版商，當時恰逢全球金融危機拉開序幕。2009年初，《公平之怒》終於出版。2010年，我們又增補了一個章節，對一些評論做出回應，並對部分內容進行更新。此後，整個世界發生巨變，因經濟危機、政治兩極分化、民粹主義、意識形態衝突、政治難民和經濟移民的大規模流動而劇烈動蕩。不平等在以上所有問題中都起到了不小的催化作用，此外，應對氣候變暖也變得前所未有地迫切。就在同一時間段，許多不同的學科領域包括心理學、經濟學和環境科學的研究者也補充了大量新的證明材料，以證實不平等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如此一來，現在，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不平等是如何影響我們的價值觀、自我價值感、我們對彼此的看法以及心理健康的。除此之外，本書也更好地展示了不平等是如何導致了更嚴重的健康與社會問題。本書彙總了這些新的研究成果和證明材料，並提出一些具體建議：為創造出更注重地球和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經濟體以及世界共同體，我們應該如何做。盡管在我們檢視的諸多社會中，不平等可能已經根深蒂固，但並沒有達到不可避免或者無法扭轉的程度。雖然在過去的10年中出現了各種嚴峻的挑戰，但我們還是可以期待一個更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