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包括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宗教信仰與社會階層、資本主義的“精神”、路德的職業觀:研究的課題、人世禁欲的宗教基礎、禁欲與資本主義精神、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告示等。

《宗教社會學》偏重理論的構架，帶有提綱挈領的性質。換言之，本書可謂韋伯整體宗教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凝縮本。《宗教與世界》所集論文是韋伯為基督新教、儒教與道教、印度教與佛教以及古猶太教等研究所寫的序言。“如果要簡潔地以一名話描述出所謂世界諸宗教的主要擔綱者，那麼，可以這麼說：儒教，維持現世秩序的官僚：印度教，維持現世秩序的巫師；佛教，浪跡世界的托缽僧；伊斯蘭教。征服世界的武士；猶太教，流浪的商人；基督教，流浪的職工。”韋伯這句話畫龍點睛地描繪出世界各大宗教的特色。

《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包括了社會學的基礎之一:城市、君侯與神祗、社會學的基礎之二:封建國家與俸祿國家、社會學的基礎之三:行政與農業制度、社會學的基礎之四:自治、法律與資本主義、儒教的生活取向等。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主要是對印度教的一次梳理。作者認為，在亞洲，舉凡超越現實利害的思相，很少能不將其根源追溯到印度的，印度的（不管正統或異端的）救贖宗教，在整個亞洲地區扮演了類似於基督教的角色。

《古猶太教》原為《古猶太教》篇章的注。在《宗教社會學論文集》一書裡，韋伯習慣在各書的首章裡說明他在處理此一問題時，所采用的方法、重要參考文獻以及更重要的研究史的回顧。

《學術與政治》包括了韋伯小傳、韋伯的政治關懷、韋伯的學術、增訂版序錢永祥、價值中立與責任倫理、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等。

《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經濟行動與社會團體》本書即取材自韋伯的經典著作《經濟與社會》，集中討論“經濟行動”與“社會團體”這兩個關鍵性的問題。想深入了解韋伯的學術基礎概念，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入門書。

《法律社會學》，作者挾其渾厚的法學與史學素養，從比較人類各大文明入手，深入探討了“法”的緣起與演化，從紛纭復雜的史實中爬梳舉例，闡明了法律與政治、經濟、宗教等社會各層面的關繫。《法律社會學-非正當性的支配》中韋伯用“非正當性的支配”來形容西方的城市，正是為了凸現出這些城市共同體支配權力的自主性，以及其權力來源之掙脫傳統的“篡奪性”。這樣一個市民社會的發展過程，是有意了解現代公民社會的讀者不得不掌握的背景知識。

《支配社會學》包括了支配的結構及其功能形態、官僚制支配的本質、前提條件及其開展、家父長制支配與家產制支配、封建制、身份制國家與家產制、卡理斯瑪支配及其變形、政治支配與教權制支配。

“整部經濟史無非就是經濟理性主義的歷史。”以“理性化”為經，以社會行動與團體為緯，韋伯在《經濟與歷史》中編織了他心目中那別具一格的歷史圖像。韋伯在《支配的類型》，從人類歷史經驗出發，歸納出了三種“理念型的支配”：卡理斯瑪支配、傳統型支配和法制型支配，而分析這三種支配類型的正當性基礎、運作及其影響，觀察不同類型的支配與管理對一個社會的實質與形式理性化的影響。

這一套《韋伯作品集》是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從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的《新橋譯叢》中精選出來的十餘種韋伯論著組成，即包括了韋伯“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觀”以及“制度論與社會學”兩大繫列的全部著述，囊括了這位學術大師一生的思想與研究精髓。我細審本叢書的書目和編譯計劃，發現其中有三點特色，值得介紹給讀者：，選目的周詳。第二，編譯的慎重。各書的編譯都有一篇詳盡的導言，說明這部書的價值和它在本行中的歷史脈絡，在必要的地方，譯者並加上注釋，使讀者可以不必依靠任何參考工具即能完整地了解全書的意義。第三，譯者的出色當行。每一部專門著作都是由本行中受有嚴格訓練的學人翻譯的。所以譯者對原著的基本理解沒有偏差的危險，對專業名詞的翻譯也能夠斟酌盡善。


—— 餘英時

在中文學術界，臺灣遠流公司出版的《新橋譯叢》有著很好的口碑，其譯作的品質精良是遠近馳名的，其中韋伯著作選譯更是為許多大陸學人所稱道。究其原委，一則是書品優秀，這包括書目及其版本的選擇頗具專業學術眼力，另外新橋的譯文具有上乘水準，是由經過專業訓練的學者基於研究之上的迻譯，而非外行人逐字逐句地生吞活剝。再則，《新橋譯叢》的編輯出版已逾二十餘載，可謂運作持之以恆，成果美不勝收，僅韋伯著作選譯出版累計已達十幾種之多，形成規模效應，蔚為大觀。現在，兩岸出版業界的有識之士又攜手合作，將這套譯著引介到內地出版，這對於提高這套叢書的使用價值、擴大其學術影響、推動中文世界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發展、提升學術研究水平，功莫大焉。


—— 蘇國勛

總序一

餘英時

這一套《韋伯作品集》是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從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的《新橋譯叢》中精選出來的十餘種韋伯論著組成，即包括了韋伯“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觀”以及“制度論與社會學”兩大繫列的全部著述，囊括了這位學術大師一生的思想與研究精髓。我細審本叢書的書目和編譯計劃，發現其中有三點特色，值得介紹給讀者：

    ，選目的周詳。韋伯的“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觀”繫列，即《宗教社會學論集》，包括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國的宗教》、《古猶太教》、《印度的宗教》和《宗教社會學?宗教與世界》。其“制度論與社會學”繫列不僅包括《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經濟行動與社會團體》，“經濟與社會”的《經濟與歷史?支配的類型》、《支配社會學》、《法律社會學?非正當性的支配》，也包括《學術與政治》等。

    第二，編譯的慎重。各書的編譯都有一篇詳盡的導言，說明這部書的價值和它在本行中的歷史脈絡，在必要的地方，譯者並加上注釋，使讀者可以不必依靠任何參考工具即能完整地了解全書的意義。

    第三，譯者的出色當行。每一部專門著作都是由本行中受有嚴格訓練的學人翻譯的。所以譯者對原著的基本理解沒有偏差的危險，對專業名詞的翻譯也能夠斟酌盡善。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譯者全是中青年的學人。這一事實充分顯示了中國在吸收西方學術方面的新希望。

    中國需要有繫統地、全面地、深入地了解西方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個道理已無須再有所申說了。了解之道必自信、達、雅的翻譯著手，這也早已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了。民國以來，先後曾有不少次的大規模的譯書計劃，如商務印書館的編譯研究所、國立編譯館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都曾作過重要的貢獻。但是由於戰亂之故，往往不能照預定計劃進行。今天中國湧現了一批新的出版者，他們有眼光、有魄力，並且持之以恆地譯介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世界經典作品。此一可喜的景像是近數十年來所少見的。近年海峽兩岸互相借鋻，溝通學術資源，共同致力於文化事業的建設和開拓，其功績必將傳之久遠。是為序。

2007年4月16日於美國華盛頓

總序二     

蘇國勛

     作為社會學古典理論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韋伯，其名聲為中文讀者所知曉遠比馬克思和塗爾干要晚。馬克思的名字隨著俄國十月革命（1917年）的炮聲即已傳到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並列以全集的形式由官方的中央編譯局翻譯出版，作為國家的信仰體繫，其影響可謂家喻戶曉。塗爾干的著作早是由當年留學法國的許德珩先生（《社會學方法論》，1929年）和王了一（王力）先生（《社會分工論》，1935年）譯介，首先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兩部著作的引入不僅使塗爾干在社會學界聞名遐邇，而且也使他所大力倡導的功能主義在學術界深深植根，並成為當時社會學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理論和方法論。與此相比，德國人韋伯思想的傳入則要晚了許多。由於中國社會學直接舶來於英美的實證主義傳統，在早期，孔德、斯賓塞的化約論—社會有機體論和塗爾干的整體論—功能論幾乎膾炙人口，相比之下，韋伯側重從主觀意圖、個人行動去探討對社會的理解、詮釋的進路則少為人知。加之，韋伯的思想是輾轉從英文傳播開來的，盡管他與塗爾干同屬一代人，但在國際上成名要比塗爾干晚了許多。恐怕這就是中文早期社會學著述中鮮有提及韋伯名字的原因。

     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內地學界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取消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研究和教學，又長期與國際主流學術界隔絕，直到改革開放後，1987年由於曉、陳維綱等人合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問世，內地學者纔真正從學術上接觸韋伯的中文著作。盡管此前臺灣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已出版了該書的張漢裕先生節譯本以及由錢永祥先生編譯的《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Ⅰ）》（1985年，遠流出版社），但囿於當時兩岸信息閉塞的情況，這樣的圖書很難直接到達學者手中。此外還應指出，大陸在此之前也曾零星出版過韋伯的一些著作譯本，譬如，姚曾譯的《世界經濟通史》（1981年）、黃曉京等人節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86年），但前者由於是以經濟類圖書刊發的，顯然其社會學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遮蔽，後者是一個刪除了重要內容的節譯本，難以從中窺視韋伯思想全貌，無疑也會減損其學術價值。

    內地學術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引介韋伯思想固然和當時社會學剛剛復出這一契機有關，除此之外還有其重要的現實社會背景和深刻的學術原因。眾所周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是大陸社會改革開放方興未艾的年代，經濟改革由農村向城市逐步深入，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是社會轉型必然會伴隨有陣痛和風險，改革舊有體制涉及眾多方面的既得利益，需要人們按照市場經濟模式轉變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重新安排和調整人際關繫。加之，由於中國南北方和東西部自然條件和開發程度存在很大差異，在改革過程中也可能出現新的不平等，還有隨著分配差距的拉大社會分層化開始顯露，以及公務人員貪污腐化不正之風蔓延開來為虐日烈，這些都會導致社會問題叢生，致使社會矛盾漸趨激烈。如果處理不當，終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失範。蘇聯和東歐一些民族國家在經濟轉軌中的失敗和終政權解體就是前車之鋻。這些都表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社會經濟發展遇到了新的瓶頸，面對這些新問題學術界必須做出自己的回答。

    撇開其他因素不論，單從民族國家長遠發展上考量，當時中國思想界可以從韋伯論述十九世紀末德意志民族國家的著作中受到許多啟迪。當時德國容克地主專制，主張走農業資本主義道路，成為德國工業發展的嚴重障礙；而德國中產階級是經濟上升的力量，但是領導和治理國家又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韋伯基於審慎的觀察和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出於對德意志民族國家的使命感和對歷史的責任感，他自稱在國家利益上是“經濟的民族主義者”，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許“以政治為志業”。聯想到韋伯有時將自己認同於古代希伯來先知耶利米，並把他視為政治上的民眾領袖，亦即政治鼓動家，他在街市上面對民眾或批判內外政策，或揭露特權階層的荒淫腐化，隻是出於將神意傳達給民眾的使命感，而非由於對政治本身的傾心。然而韋伯又清醒地認識到，現時代是一個理智化、理性化和“脫魅”的時代，已沒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餘地，作為一個以政治為志業的人，隻能依照責任倫理去行動。這意味著一個人要忠實於自己，按照自己既定的價值立場去決定自己的行動取向，本著對後果負責的態度果敢地行動，以履行“天職”的責任心去應承日常生活的當下要求。或許，韋伯這一特立獨行的見解以及他對作為一種理性的勞動組織之現代資本主義的論述，與大陸當時的經濟改革形勢有某種契合，對國人的思考有某些啟發，因而使人們將目光轉向這位早已作古的德國社會思想家。

    此外，二戰結束以來，國際學術界以及周邊國家興起的“韋伯熱”也對國內學術界關注韋伯起到觸發作用。韋伯的出名首先在美國，這與後來創立了結構功能學派的帕森思有關。帕氏早年留學德國攻讀社會學，1927年他以韋伯和桑巴特論述中的資本主義精神為研究課題獲得博士學位，返美後旋即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譯成英文於1930年出版，並在其成名作《社會行動的結構》中繫統地論述了韋伯在廣泛領域中對社會學做出的理論貢獻，從此以後韋伯在英文世界聲名鵲起並在國際學界聞名。五十年代以後韋伯著作大量被譯成英文出版，研究、詮釋韋伯的二手著述也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六十年代聯邦德國興起的“韋伯復興”運動，其起因是二戰後以美國為楷模發展起來的德國經驗主義社會學，與戰後陸續從美國返回的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所倡導的批判理論發生了嚴重抵牾，從而導致了一場長達十年之久關於實證主義方法論的爭論。由於參加論戰的兩派領軍人物都是當今學界泰鬥，加之其中的幾個主要論題——社會科學的邏輯問題（卡爾·波普爾與阿多諾對壘）、社會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帕森思對馬爾庫塞)、晚期資本主義問題(達倫道夫和碩依西對阿多諾)——直接或間接都源於對韋伯思想的理解，對這些重大問題展開深入的研討和辯論，其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了社會學一門學科的範圍，對當代整個社會科學界都有重要的參考借鋻價值。作為這場論戰的結果，一方面加快了韋伯思想的傳播，促使韋伯思想研究熱潮的升溫，另一方面也對美國社會學界長期以來以帕森思為代表的對韋伯思想的經驗主義解讀——“帕森思化的韋伯”——做了正本清源、去偽存真式的梳理。譬如，在帕森思式的解讀中，韋伯豐富而深刻的發展模式之比較的歷史社會學思想，被歪曲地比附成線性發展觀之現代化理論的例證或圖示。因此在論戰中從方法論上揭示韋伯思想的豐富內涵，還韋伯思想的本來面目，亦即“去帕森思化”，這正是“韋伯復興”的題中應有之意。

    隨著東亞“四小龍”的經濟騰飛，研究韋伯的熱潮開始東漸。二戰後特別是六十年代以後，傳統上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成為當時世界上經濟發展快的四個地區，如何解釋這一現像成為國際學術界共同關注的課題。美國的漢學家曾就“儒家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繫於六十年代先後在日本和韓國召開了兩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八十年代初在香港也舉行了“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的國際學術會議，其中的中心議題就是探討儒家倫理與東亞經濟起飛的關繫。許多學者都試圖用韋伯的宗教觀念影響經濟行為思想去解釋東亞經濟崛起和現代化問題：有將“宗教倫理”視為“文化價值”者；也有人將“儒家文化”作為“新教倫理”的替代物，在解釋東亞現代化時把儒家傳統對“四小龍”的關繫比附為基督教對歐美、佛教對東南亞的關繫；還有人將韋伯論述的肇源於西歐啟蒙運動的理性資本主義精神推展至西方以外，譬如日本，等等。所有這一切，無論贊成者抑或反對者，都使亞洲地區圍繞東亞經濟騰飛形勢而展開的文化討論，與對韋伯思想的研討發生了密切關繫，客觀上推動了韋伯著作的翻譯出版和思想傳播，促使東亞地區韋伯研究熱潮的出現。

    作為歐洲文明之子，韋伯是一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其思想可謂博大精深，同時其中也充滿了許多歧義和矛盾，許多相互抵牾著的觀點都可在他那裡找到根源，因而時常引起不同詮釋者的爭論。歷來對韋伯思想的理解大致可分為兩派，即文化論和制度論。前者主張思想、觀念、精神因素對人的行動具有決定作用，故而韋伯冠名為“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這一卷帙浩繁的繫列宗教研究（包括基督新教、儒教、印度教、猶太教等）是其著作主線；後者則強調制約人的行動背後的制度原因纔是決定的因素，為此它視《經濟與社會》這部鴻篇巨制為其主要著作。這種把一個完整的韋伯解析為兩個相互對立部分的看法，從韋伯思想脈絡的局部上說似乎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據，但整體看來都有以偏概全的偏頗。須知，韋伯既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觀念論者或文化決定論者，更不是獨斷意義上的唯物論者，因為這裡的宗教觀念是通過經濟的倫理對人的行動起作用，並非純粹觀念在作用於人；而制度因素既包含經濟制度、也包含法律制度、政治制度，還包含宗教制度、文化制度，並非隻是經濟、物質、利益方面的制度。換言之，一般理解的觀念—利益之間那種非此即彼、對決、排他性關繫，在韋伯的方法論看來純屬社會科學的“理念型”，隻有在理論思維的抽像中它們纔會以純粹的形式存在，在現實生活中它們從來就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包容的、即所謂的“鑲嵌”關繫。應該運用韋伯研究社會的方法來研究韋伯本人的思想，放大開來，應該用這種方法看待社會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惟有如此，纔能持相互關繫的立場，以“有容乃大”的胸懷解決現實中許多看似無解的死結問題。

    欣聞臺灣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與大陸出版機構合作，在內地攜手出版《新橋譯叢》中有關韋伯著作選譯的簡體字版，這對於兩岸出版業界和學術界的交流與溝通，無疑將會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祝願這一合作不斷發展壯大並結出豐碩的果實！

    在中文學術界，臺灣遠流公司出版的《新橋譯叢》有著很好的口碑，其譯作的品質精良是遠近馳名的，其中韋伯著作選譯更是為許多大陸學人所稱道。究其原委，一則是書品優秀，這包括書目及其版本的選擇頗具專業學術眼力，另外新橋的譯文具有上乘水準，是由經過專業訓練的學者基於研究之上的譯，而非外行人逐字逐句地生吞活剝。僅以兩岸都有中文譯本的《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一書而論，遠流本初版於1989年，六年後再出修訂版，書中不僅更正了初版本的一些訛誤，而且將譯文的底本由初版的英譯本改以德文原著為準，並將英、日文譯本添加的譯注和中文譯本的譯注連同德文本作者的原注一並收入，分別一一標示清楚。此外，遠流版譯本還在正文前收錄了對韋伯素有研究的康樂先生專為該書撰寫的“導言”，另將美國匹茲堡大學著名華裔教授楊慶先生1964年為該書的英譯本出版時所寫的長篇“導論”譯附於後，這就為一般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極大方便，使這個譯本的學術價值為現有的其他幾個中譯本所望塵莫及。再則，《新橋譯叢》的編輯出版已逾二十餘載，可謂運作持之以恆，成果美不勝收，僅韋伯著作選譯出版累計已達十幾種之多，形成規模效應，蔚為大觀。不消說，這確乎需要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編譯者團隊專心致志、鍥而不舍地堅持長期勞作纔能做到，作為一套民間出版的譯著叢書，在今日臺灣這種日益發達的工商社會，實屬難能可貴。現在，兩岸出版業界的有識之士又攜手合作，將這套譯著引介到內地出版，這對於提高這套叢書的使用價值、擴大其學術影響、推動中文世界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發展、提升學術研究水平，功莫大焉。

    近年來，隨著兩岸經貿往來規模的不斷擴大，兩地學術界和出版界的交流也在逐步深入，相應地，兩地學者的著述分別在兩岸出版的現像已屢見不鮮，這對於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學術資源，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共同提升中文學界的研究素質，可謂事半功倍。進而，倘若超越狹隘功利角度去看問題，將文本視為溝通思想、商談意義的中介，從而取得某種學術共識，成為共同打造一個文化中國的契機，則善莫大焉。

    詩雲：“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惟願兩岸學人隨著對世界文化了解的日益加深，中文學界的創造性大發展當為期不遠矣。是為序。

  2003 年12月3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