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王靜如文集（全兩冊）

編輯推薦

本書屬於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西夏文獻文物研究”繫列，繫統地出版已故著名西夏學家、音韻學家、民族史學家（老二級研究員）王靜如先生論文全集，共收論文40多篇，學術價值很高。本書屬於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西夏文獻文物研究”繫列，繫統地出版已故著名西夏學家、音韻學家、民族史學家（老二級研究員）王靜如先生論文全集，共收論文40多篇，學術價值很高。

內容簡介

本書是為了紀念已故著名的語言學家、歷史學家和民族學家王靜如先生誕辰110周年。王先生一生在學術上涉獵廣泛，造詣極高。他長期從事語言學、音韻學、歷史學和民族學等領域的研究工作，在漢語音韻，秦漢史，古代與現代少數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鶻、吐蕃、達斡爾、土家、苗等民族的歷史、語言和文字，以及古代生產工具史等領域的研究成效卓著。他的論著中多有獨到的見解，具有開拓性的價值，特別是在西夏研究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作者簡介

王靜如，(1903—1990)，初名振宇，號淨之，筆名斐烈，河北省深澤縣人，當代著名語言學家、歷史學家和民族學家；192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院，任、陳寅恪和李濟諸先生；1929～1949年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中法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中國大學等單位擔任研究員、教授；1950～1990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和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任研究員與教授、博士生導師；1990年7月成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和民革中央委員等職。

王先生一生著述豐富，建樹頗多，在古漢語和少數民族歷史、語言、文字以及秦漢史與科技史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在西夏學研究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所著《西夏研究》(第1～3輯)於1936年榮獲法國法蘭西研究院銘文學院授予的東方學“儒蓮獎”，王靜如先生是中國學者個人獲得此獎的人。

上冊
西夏《番漢合時掌中珠》補及西夏民族語言與夏國史料
跋高本漢的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並論“鼕、蒸”兩部
西夏文漢藏譯音釋略
論阻卜與韃靼
中臺藏緬數目字及人稱代名詞語源試探
釋定海方氏所藏四體通寶”錢文
《西夏文專號》一書之“引論”
蘇俄研究院亞洲博物館所藏西夏文書目譯釋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龍王、大仙、眾生主名號夏梵藏漢合璧校釋
遼道宗及宣懿皇後契丹國字哀冊初釋
秘史》譯文所見之中國文人稱代名詞
契丹國字再釋
宴臺女真文進士題名碑初釋上冊

西夏《番漢合時掌中珠》補及西夏民族語言與夏國史料

跋高本漢的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並論“鼕、蒸”兩部

西夏文漢藏譯音釋略

論阻卜與韃靼

中臺藏緬數目字及人稱代名詞語源試探

釋定海方氏所藏四體通寶”錢文

《西夏文專號》一書之“引論”

蘇俄研究院亞洲博物館所藏西夏文書目譯釋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龍王、大仙、眾生主名號夏梵藏漢合璧校釋

遼道宗及宣懿皇後契丹國字哀冊初釋

秘史》譯文所見之中國文人稱代名詞

契丹國字再釋

宴臺女真文進士題名碑初釋

突厥文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譯釋

論開合口

釋弔

論吐火羅及吐火羅語

二十世紀之法國漢學及其對於中國學術之影響——在中法漢學研究所的講演

新莽革政與失敗

Arsi and Yen-Ch’i焉耆，Tokhri and Yüeh-Shih月氏

重論rs＇i，*rgi與焉夷、焉耆

論古漢語之齶介音

下冊

論中國古代耕犁和田畝的發展

西漢的奴隸和傭假

關於達斡爾語言問題的初步意見

關於湘西土家語言的初步意見

關於吐蕃國家時期的社會性質問題

奢香

王靜如文集鄭和下西洋

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經與銅牌

興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志銘解

甘肅武威發現的西夏文考釋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畫

西夏語音繫導言

新見西夏文石刻和敦煌安西洞窟夏漢文題記考釋

孫中山先生論民族問題

後記

前言

序
王靜如教授（1903～1990）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當代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民族學家，是中國西夏學的奠基者，一生著述豐厚，建樹頗多，為民族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一
先生初名振宇，號淨之，筆名斐烈。1903年生於河北省深澤縣南營村。其父葆真先生是近代中國的著名革命活動家，早年參加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進行民主革命，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序

王靜如教授（1903～1990）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當代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民族學家，是中國西夏學的奠基者，一生著述豐厚，建樹頗多，為民族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一

先生初名振宇，號淨之，筆名斐烈。1903年生於河北省深澤縣南營村。其父葆真先生是近代中國的著名革命活動家，早年參加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進行民主革命，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

先生10歲考入保定直隸省第二師範附小高一年級，三年後以優異成績考入直隸省第六中學。先生少年愛好音樂、繪畫、文學、歷史和英語，為後來的語言學研究做了良好的鋪墊。1923年中學畢業後，到北京入民國大學語文繫學習，選修著名學者邱椿、聞一多、黃侃和黎錦熙等先生講授的課程，開始接觸漢語音韻和印歐語言學方面的書籍，翻譯了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Karlgren）研究漢語音韻的文章，並得到了黎錦熙、錢玄任等知名教授的指導與鼓勵，逐漸認識到語言學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自此對語言學產生了濃厚興趣。1927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任教授，攻讀語言學專業，同時向陳寅恪和李濟兩位教授學習歷史與考古。先生在青年時期得到多位國學大師的言傳身教，受益良多，為後來的研究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先生於1929年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後，即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攻西夏文，三四年間突飛猛進，創獲良多，著述豐厚。1933年受研究所委派以海外研究員的名義赴法、英、德等國進行語言學、中亞歷史語言、印歐語比較語言學以及古代歐洲社會經濟史與藝術史等方面的研究。1936年回國後，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研究員和中法大學教授，其間兼任輔仁大學史學繫教授、燕京大學中文繫教授與研究院導師、中國大學中文繫教授與文學院研究部導師、中法大學文史繫主任。1950年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1953年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教授與室主任，1958年任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和室主任。1978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與博士生導師，國家文物局歷史文物咨議委員會委員，中國民族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音韻研究會、中國民族史學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和北京市語言學會顧問等職，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和民革中央委員等職。1990年7月成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先生一生在學術上涉獵廣泛，造詣很高。他長期從事語言學、音韻學、歷史學和民族學等領域的研究工作，在漢語音韻、秦漢史、古代與現代少數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鶻、吐蕃、達斡爾、土家、苗等民族的歷史、語言和文字，以及古代生產工具史等學科的研究方面成效卓著。他的論著中多有獨到的見解，具有開拓性的價值。特別是在西夏研究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20世紀一些新的人文學科悄然興起。在新興學科中除人們已經熟知的甲骨學、敦煌學等學科外，還有過去鮮為人知又漸受關注的西夏學。西夏學的形成和發展借重於大批新資料的發現。當時西夏文獻有兩次重大發現，一是在敦煌藏經洞被發現不久後的1909年，以科茲洛夫為首的一支俄國探險隊，在中國的黑水城遺址（今屬內蒙古額濟納旗）城外的古塔中發現了大量西夏文獻和文物，僅文獻就有數千卷之巨，其中絕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獻。這次發現是20世紀繼甲骨文、漢簡、敦煌文書以後又一次重大文獻發現。二是1917年，在靈武縣（今屬寧夏靈武）也發現了百餘卷西夏文佛經，使西夏文文獻更加豐富，現大部分藏於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

王靜如先生投入西夏研究之時，正是俄藏黑水城文獻開始介紹和初步研究之時，也是北京圖書館剛剛開始接受靈武所出大批西夏文佛經之時。先生具有研究語言、文字的專業能力，勤奮努力，善於鑽研，又恰逢有接觸、利用新見西夏文資料的條件，為其創造出優異的成績提供了歷史機遇。

先生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第二年（1930年），在研究古漢語音韻的同時，發表了《西夏文漢藏譯音釋略》一文，用古代漢語西北方言和藏文譯音解釋西夏文字的音韻，並對西夏語音繫統及其特點作了闡述，在當時西夏研究的早期，此文無疑具有開創性，至今仍為學界重視。1933年他還發表了《佛母大孔雀明王經龍王大仙眾生名號夏梵藏漢合璧校釋》一文，用西夏文、梵文和藏文互相解釋，從中可看出此西夏文佛經不是譯自漢文佛經，而是譯自藏文佛經，對深入進行夏、梵、藏文三種文字文獻的比較研究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在西夏學發展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階段性的裡程碑，就是1932年1月出版《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西夏文專號）。當時中、蘇、日三國的西夏研究都取得了可喜成績，中國的國學大師陳寅恪、王國任、羅振玉等關心西夏新資料，並撰寫著述。國內外西夏學專家搜集資料，解讀文字，初釋文獻，形成了一次西夏研究熱潮。當時北京圖書館適時出版西夏文專號，由中、俄、日三國專家撰稿，有黑水城考古介紹、西夏文文獻釋文、西夏文文獻編目，不僅荟萃中外西夏學專家王靜如、羅福成、羅福苌、聶歷山、石濱純太郎等人，還有周叔迦、向達等學者加盟，編輯西夏文佛經目錄，譯介西方著述，成為當時西夏學的一次盛會。在北平圖書館搭建的這個學術平臺中，王靜如先生是重要臺柱之一。此刊開端的長篇“引論”及《蘇俄研究院亞洲博物館所藏西夏文書目譯釋》皆由先生撰寫，書前還特別刊布了即將出版的先生撰著的《西夏研究》輯中、英文目錄。此專號反映出當時西夏研究的水平，為後世治西夏學者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不少後學通過此西夏文專號比較全面地了解西夏學的相關資料和研究歷史，從而步入西夏研究的殿堂。

二

先生在1932～1933年撰著出版的《西夏研究》三輯是他有成就的代表作品。1936年該書榮獲法國法蘭西研究院銘文學院授予的東方學“儒蓮(S.Julicn)獎”，這是中國學者個人獲得該項獎的人，隨後他被推薦為法國巴黎語言學會會員。

在《西夏研究》輯中有兩位國學任和陳寅恪寫的序言，陳寅恪先生還撰寫了《斯坦因Khara-Khoto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考》一文編入是書，可見二位先賢對此書的重視。王靜如先生在書中考證推敲，功力深厚，是當時西夏研究的高水平成果，概括其作出的貢獻有：

1.對西夏語進行多方面的探索與論述，如與東漢《白狼歌》作比較研究，對西夏語音中的尾鼻音和濁輔音、鼻冠音等作出了深入探討。

2.對西夏文佛經雕版作了繫統研究和詳細論述。

3.書中用大部分篇幅刊載了四部西夏文佛經，為學術界提供了原始資料，在當時西夏文資料極為缺乏的情況下，起到資料庫的重要作用。書中對這些佛經作了逐字對譯，通過翻譯辨識了很多西夏文字，並列出漢、藏兩種文字對照，便於查找、利用。

4.書中對美國學者屋爾芬頓西夏有復輔音的說法，提出不同意見，並反復辨證，得出可信結論。

總之，《西夏研究》有豐富的內容，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正如陳寅恪先生在序中所言，研究西夏語言“尚未有用今日比較語言學方法，於其同繫語言中，考辨其音韻同異，探討其源流變遷，與吾國語言互相印證發明者。有之，以寅恪所知，吾國人中蓋自王君靜如始”。該書從出版至今都是從事西夏研究者的參考書與教科書。俄國著名西夏學家克恰諾夫教授對先生的西夏學論文和《西夏研究》給予高度評價：“王靜如教授發表的論文，他的專輯《西夏研究》，是所有希望認識西夏文字和語言的人真正可資利用的教材。”因該書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作用和價值，在其出版半個世紀後，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再版。

三

新中國成立後，先生以其精深的歷史和語言學識，投身於政府組織的少數民族調查研究工作。他先後參加了少數民族識別和少數民族歷史調查。為適應當時民族工作的需要寫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論文。1955年發表的《關於達斡爾語言問題的初步意見》和《關於湘西土家語言的初步意見》，為當時進行的民族識別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據。

20世紀60年代初，先生在領導部門和本單位的支持下，又開始恢復西夏研究工作。民族研究所為先生配備了兩名助手，1962年又招收了西夏文研究生，我有幸成為先生的名研究生。因中國西夏研究的長期停滯，需要了解國外研究情況，積累資料。先生不顧年事漸高，一方面組織助手搜集俄、日等國的西夏研究進展情況和新的資料；另一方面放眼長遠，培養學生。

當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的常書鴻先生看到莫高窟中有很多西夏文題記，有待譯釋，與王靜如先生商量擬對此專門調查、翻譯、研究。同時二位先生考慮到西夏占領敦煌近兩個世紀，又篤信佛教，所定西夏洞窟卻寥寥無幾，對此提出質疑。1964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組成敦煌洞窟西夏調查研究小組，對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重新進行繫統考察，由常、王二位先生主持，北京大學宿白教授作顧問。時先生年逾花甲，又患心髒病，仍不顧年高體弱，親赴敦煌，在艱苦的條件下深入洞窟考察。敦煌洞窟高低錯落，需攀爬臺階，先生策杖並在學生攙扶下盡量多看相關洞窟，以便比較研究。除莫高窟外，先生等還到距莫高窟170公裡的榆林窟考察，當時無直路可達，要繞道安西縣，路上坐大卡車顛顛簸簸行駛一整天。在那裡一行七八人皆住山洞中，自己做飯，攀緣洞窟的路更為陡峭。作為先生的研究生我有幸參加了這一重要考察任務，並在先生的指導下承擔搜集、抄錄、翻譯洞窟題記的工作，是一次極好的學習機會。經3個月考察，對相關洞窟從文字題記到藝術風格進行科學記錄和研究，後認定莫高窟、榆林窟有80多個西夏洞窟，使舉世聞名的敦煌石窟的時代與分期面貌大大改觀，顯示出西夏在河西及敦煌的地位，深化了西夏學與敦煌學關繫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期間，先生遭到衝擊迫害，身心備受摧殘，並被下放到河南省息縣干校勞動。1972年在周總理的關懷下，包括先生在內的一批老專家被保護返回北京。當時運動仍未結束，先生抱著對學術負責的態度，很快自動恢復西夏研究，繼續編輯《西夏文字典》，並對新出土的西夏文文獻、文物進行考釋，撰寫論文，在當時碩果僅存的社會科學學術雜志上刊布，為當時所矚目。

“文革”結束後，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先生雖屆耄耋之年，仍壯心未已，精神矍鑠，孜孜不倦地開展西夏研究，陸續發表有關西夏研究的論文，其中有對西夏文文獻、文物的考證研究，有敦煌洞窟的考察探討，有西夏語言的解析和新論。由這些論文可見先生寶刀不老，繼續發揮著老專家的獨特作用。先生培養的學生和助手也成為西夏研究的成員，接續先生衣缽，為西夏研究做出成績，個中也凝聚著先生的心血和貢獻。

至20世紀80年代後期，先生從事學術活動已近一個甲子。1988年民族研究所及民族歷史研究室的領導和同仁計議，擬以歷史室編輯的《中國民族史研究》第2輯作為慶祝先生從事學術活動60周年紀念文集。消息傳出後，國內外學者紛紛提交學術論文。紀念文集於1989年出版。卷首刊登先生照片，前言介紹先生學術成就，高度評介先生學術貢獻。

20世紀90年代初，民族出版社來民族研究所聯繫，擬出版老民族學家的個人論文集，希望民族所擇優提出老專家名單。民族所領導經慎重研究後，開列幾位老專家名單，先生自然在選。先生論文涉及多種學術領域，文中除漢文外，還包括多種外文，又有難以排印的國際音標、西夏文以及圖版，排版、校對繁難，延宕了出版時間。直至先生離世8年後的1998年，《王靜如民族研究文集》方纔問世。書中由著名語言學家馬學良教授作序，收入先生有關民族研究論文13篇。

先生晚年雖年高有病，身體狀況尚算平穩，一直伏案研究。1990年9月心髒衰弱住院，在友誼醫院竟成病危。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民族研究所領導多次到醫院看望，並數次與醫院領導聯繫，希望用好條件醫療，未料竟醫治無效。先生享年88歲。

西夏學經過百年的發展，由中國王靜如教授、俄國聶歷山教授、日本石濱純太郎教授等先賢披荊斬棘的開掘，以及後來更多專家們的繼續努力，加之所見文獻、文物越加豐富，研究成果累累，已漸成為人文科學的顯學。西夏語言的構擬也漸成體繫，走向成熟；西夏文獻的翻譯進展迅速，現不但已經能基本譯釋西夏文文獻原文，還能譯釋大部分草書文獻。專家們依據新發現的西夏文資料、文物資料結合漢文史料，深入探討，提高了對西夏歷史文化的認識，在很多方面重塑、填補了西夏歷史。目前西夏學已經發展成一門研究西夏語言、文字、社會、歷史、文學、宗教、法律、文物、文獻等方面的綜合性學科，它與敦煌學相交叉，又往往涉及自然科學的某些領域。西夏學作為一門有濃郁民族特色的學科，與整體中華民族文化有著內在的、緊密的聯繫。西夏學發軔於王靜如先生等老一輩專家篳路藍縷的奠基、開創，西夏學的繁榮和發展滲透著先生等老一輩專家的心血。

四

今年是王靜如先生誕辰110周年。為弘揚先生的重要學術成就，我們邀請國內外學術同仁，召開第三屆西夏學國際學術論壇暨王靜如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紀念先生的突出學術貢獻，研討先生的學術思想，同時與先生家屬合作編輯、出版《王靜如文集》，以饗盛會。

《文集》包括先生論文、譯文等共57種。先生學域寬闊，學識淵博，論著涉及眾多學科範圍。其中以西夏學論文多，此外有的專論契丹文、女真文、突厥文碑刻，有的研討漢語古音韻，有的論述中國歷史和中國民族史的重要問題，有的分析少數民族語言，還有繫統考察中國古代耕犁和田畝發展的長篇論文。從這些論文不僅可以學得多領域、多方面的專業知識，還可透視先生優良的治學方法和理念。我的體會有以下幾點：

1.先生有深厚的學養基礎，能熟練使用中西貫通的研究方法。先生青少年時代既打下良好的國學基礎，後又直接受王國任、陳寅恪等學界先賢的指導，學問精進。繼而又留學歐洲，多訪名師，學習西學，吸收近代治學方法，奠定了先生學貫中西的雄厚根基。先生的諸多論文都采取中西結合的研究方法，駕輕就熟、遊刃有餘，突出地反映出先生的博學多纔。如《中臺藏緬數目字及人稱代名詞語源試探》秘史〉譯文所見之中國人稱代名詞》等文，皆采用中國音韻學和西方歷史語言比較法相結合的科學方法，取得重要成果。

在《二十世紀之法國漢學及其對於中國學術之影響》一文中，先生總結指出：“沙畹以前可以說是‘語文考據方法’。自沙畹起便從‘語文考據方法’再加‘史學方法’。自葛蘭言起更自語文、史學方法而外，加上‘社會學方法’。”先生有的重要論文如《論開合口》《釋弔》等便是結合文字考據、語音分析、文獻考證和社會學的諸種方法等綜合而成。我甫作研究生時在先生家聽課，先生找出法國語言學家梅耶所著《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一書，讓我研讀。書雖不厚，內容豐贍，讀後如醍醐灌頂。內中雖主要講印歐語言，但其分析比較方法卻往往具有普遍意義，從中感到研究方法確繫研究工作的鑰匙，異常重要。

2.先生善於發現問題，鑽研難題，解破難題。先生學問寬博，既能高屋建瓴、統攬學科大勢，又能掌握關鍵、尋覓癥結、深入探討、解決難點，很多論文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民族古文字的解讀多為學術難點。先生不僅著力難度很大的西夏文研究，自20世紀30年代中期後，先生又對同樣難度很大的契丹文、女真文、突厥文進行研究，發表數篇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論文，包括《遼道宗及宣懿皇後契丹國字哀冊初釋》《契丹國字再釋》《宴臺女真文進士題名碑初釋》《突厥文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譯釋》等，推動了相應文種的研究，作出了新貢獻。當時契丹文墓志碑銘有新的發現，解讀困難。先生知難而進，是涉足這一領域的少數專家之一。他運用比較方法進行考訂，不僅識別出不少字詞，還首次明確區分了道宗、宣懿皇後、興宗、仁懿皇後四個哀冊，成為後世釋讀的基礎。

先生撰寫長達5萬多字的論文《論中國古代耕犁和田畝的發展》，十分繫統地論述古代耕犁和田畝發展。當年我做先生研究生時看到此文題目後，深為先生在熟悉的西夏學、語言文字學之外選此以科技史為主的題材感到驚奇，及至讀完此文後更領略到先生的博學，也看到先生不畏辛勞、勇挑重擔、攻堅克難的鑽研精神。此文早在1951年即已在《史學集刊》第七輯中印出樣本。但直至30多年後的1983、1984年纔正式在《農業考古》雜志連續刊登。在《農業考古》的“編者按”中給予高度評價：“這篇文章，在當時把耕犁發展的各個階段有繫統，而又有理論地作一些全面考察，是非常難得的。三十年後的今天。雖然由於考古資料不斷增加，有些問題需進一步探討，但總的說來仍不失為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論著。”

先生在1956年發表的《關於吐蕃國家時期的社會性質問題》，針對當時對吐蕃時期的社會性質的各種意見，早明確地提出吐蕃時期是奴隸制社會，並作繫統論述，成為後世十分重視並被引用的重要文章。記得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參加本所《西藏簡史》編寫組討論書稿時，先生此文的論點仍被課題組藏學專家們肯定和推崇。後此文選載於1985年出版的《西藏史研究論文選》，可見其價值的永續性。當時先生還從事對吐蕃社會史資料的翻譯工作，從法文、英文翻譯巴寇（Bacot）、杜散（Tousamt）、陶麻斯（Thomas）所譯的敦煌古藏文歷史寫卷，為了解吐蕃社會歷史面貌和解決社會性質問題積累了重要材料。

3.先生有創新精神，不宥成說，敢於提出新見。學術研究皆在前人基礎上推進和提升。先生主張既要尊重前人的貢獻，又要提出不同於前人的新觀點、新成果。先生的很多論文都體現出這樣的求新精神，包括對當時的學術大家如國內的王國維，國外的高本漢的著述都在尊重他們的前提下，經過悉心的論證提出自己不同的見解。如《論阻卜與韃靼》一文便是與王國維先生商榷的文章。又如先生在《論古漢語之齶介音》一文中,修正高本漢教授對於古漢語齶介音的論點，在論文開始提出：“現在我們想修正高本漢教授對於古漢語齶介音的擬構，就是因為對教授研究中國聲韻學的偉大貢獻為欽佩。即便作一些新的擬測，亦是由於服膺其學，想表示敬慕的意思。”在《論開合口》一文中又對高本漢教授關於合口強弱分配之說提出質疑，並深入討論，提出新解。

4.先生有高度的責任感，不斷為社會提供有價值的知識。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先生能與時俱進，不斷參與當時國家急需的研究項目。前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為當時的民族識別撰寫少數民族歷史而作的多篇論文即是如此。先生於1960年參加中國科學院貴州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工作，到苗族地區實地調查，發揮熟悉歷史的長處，撰寫出《關於苗族來源問題》，為此後撰寫苗族歷史提供了重要依據和參考。

先生緊跟時代步伐，熱心民族團結的宣傳工作。1961年先生為吳晗先生主編的《歷史劇擬目》撰寫《奢香夫人》和《鄭和下西洋》，目的是為宣揚民族團結和中國對航海事業的貢獻。特別是《奢香夫人》一文凝練地記述了明代貴州彝族水西女土司奢香克服種種困難，排除干擾，反對分裂，歸順明廷的歷史故事。此不足千字的短文，引起了貴州戲劇作家俞百巍先生的注意，他想根據此故事創作一出黔劇，便於1962年來京向王先生請教，並聘先生為顧問。記得一次王先生與俞百巍先生研究劇本時，我也在場。俞先生正值壯年，溫文爾雅，二人相談甚歡。當時需要貴州《大定縣志》，我便到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借來供他們使用。後劇本經先生指導幾經修改，終於完稿，於1963年發表，同年由貴州省黔劇團首演，大獲成功。不料“文革”時先生和俞先生都為此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幫”後，此劇獲得重生，1979年參加新中國成立30周年獻禮演出，獲文化部戲曲創作、演出一等獎。先生在眾多的歷史故事中選中這一典型事例，可謂慧眼獨具，立意高遠。

5.先生有執著的治學精神，堅忍不撥，貫徹始終。先生既能開拓創新，又能銳意追求，窮原竟委，長期堅持。從20世紀20年代末先生即以主要精力治西夏學，至晚年仍孜孜矻矻，黽勉勤奮。先生早年曾發表多篇關於西夏語音的論著，及至上世紀80年代仍不懈探尋，發表《西夏語音繫導言》《西夏語中的早期輔音及其演變》等論文。90年代我到先生家，仍見先生伏案工作，60多年如一日的執著治學精神令人感動。

先生晚年不僅堅持自己的優長學問進一步升華，還奮力開拓新的學術領域。1987年先生發表《孫中山先生論民族問題》，論述中山先生於20世紀在民族起源和形成問題上，創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五力”學說,對當時民族問題的深入討論作出了貢獻。

先生一生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學術遺產。我們應以先生為榜樣，努力工作，創新鑽研，使西夏研究、民族研究水平不斷提升，使成果更為豐碩，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弘揚做出新的貢獻，先生一定會含笑九泉。

先生公子王龍友先生邀我為先生文集作序，僅以上述充竽，冀不污先生大作。

史金波

201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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