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正規化的糾結：北京“浙江村” 和中國社會
二十年來的變化1
中國大陸社會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變化讓人有難以名狀的感覺。我們一方面覺得這些變化是正常的、合乎邏輯的（比如市場原則越來越普遍），但是冷不丁就遇上了原來想不到的種種怪像（比如醫療制度改革使得看病更貴更難）。所謂怪像，不僅是因為這些現像不合理、在意料之外，而且我們難以以慣有的思路對它們加以解釋。怪像的不合理是明擺著的，但我們又覺得似乎別無選擇。歷史沿著看似合理的路徑走進了錯誤的房間。現在我們似乎不知道該期望什麼、怎麼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難怪“糾結”成為21世紀初使用頻率的新詞之一。
北京城南“浙江村”近二十年的變化是這個“糾結中國”的一部分。“浙江村”是由來自浙江溫州地區的服裝加工、經營戶於20世紀80 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區，人口規模多時曾達到近十萬。“浙江村”的發展完全在政府規劃之外，大部分的家庭作坊沒有注冊，治安和環境“ 髒亂差”，是一個典型的非正規經濟。雖然非正規經濟在全世界、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是一個普遍現像，但是“浙江村”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由一窮二白的流動農民在離天安門廣場不足五公裡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面臨著嚴格的社會控制、在當地政府的不斷轟趕清理（通過沒收生活生產工具、斷水斷電、限期搬走、強行驅逐等方式把外來者趕出北京，其中以1995 年11 月的大清理為徹底）中不斷壯大的。反過來它又不斷推進城市社會的變化。
我在1992 年到1998 年間花六年時間調查“浙江村”，認為它用實踐有力地駁斥了當時中國精英主義的改革思路，特別是強調自上而下的理性設計和“中國人素質太差，改革不易”等論調。我當年的預期是，像“浙江村”這樣的“新社會空間” 2將逐步正規化，成為推進城市社會前進的持續動力。我這樣預期是因為，首先，在市場化這一不可逆轉的趨勢下，“浙江村”經濟將上規模、上檔次。由於“浙江村”經濟是深深嵌入社區組織中去的，經濟的提升將帶來社會組織化程度的提高，進而提高他們表達利益的能力，獲得更高程度的政府認可。同時，城市管理體制的改革，也將使得政府權力更有限但是更有效，從而和“浙江村”這樣的新空間更好地對接。我在當時的服裝批發市場（京溫市場）和“浙江村人”興建的的住宅兼加工小區（JO 大院）裡幫助組建了民間組織“愛心小組”，就是希望推進他們的自我組織能力和與正式權力的互動能力。3
二十年後的“浙江村”顯然“正規化”了。大型高檔商貿城替代了簡易的批發市場；一批產值上千萬、雇用上百工人、有自己商標品牌的服裝企業替代了滿天星鬥式的家庭作坊。2006 年初，豐臺區“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將大紅門建設成“時裝之都核心區”，成為豐臺區的“四大經濟板塊”之一和“北京市第六大商圈”。2008 年北京市把大紅門確定為市級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區，洋名CBC（Clothing Business Center）。4 22016 年我第五次重訪“浙江村”和新一代精英交談時，居然有女行政助理坐在一邊做筆錄。在社會生態上，違章建築在21 世紀個十年中期以後基本消失。交通、衛生、治安都明顯改善。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購買了中高檔的商品房，在高樓裡沒有人再支起縫紉機、電熨架做衣服，在生活方式上和別的城市居民沒有差別。5城市化和市場化似乎確實促進了一體化。6
但是，“浙江村”的社會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組織和創新能力也消失了。像1995 年前那種自發興建住宅小區、成立愛心小組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了。盡管今天大多數“浙江村人”買房上樓，但是依然沒有北京戶口，孩子上學要進高檔私立學校或者靠交高額贊助費進公立學校；我們看到的一體化，並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會的整合，而是他們作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費者與城市市場的交易。同時，當地的區、鄉政府比以前擁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預和資源汲取的權力，“浙江村”則完全失去“倒逼”政策變革的能力。在20 世紀90 年代，媒體對“浙江村”的報道多含有對城市政府的批評，而21 世紀個十年中期之後對“浙江村”的報道，則幾乎是一邊倒的對政府產業提升、舊城改造政策的應和與鼓吹。
基於對當時“浙江村”的觀察，我在20 世紀90 年代末曾這樣判斷：“在一定領域內，中國已經出現國家和社會的分野，但這種分野又是‘有實無名’的，在事實中存在，卻並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會意識上的明確認可。”（2000：499）二十年後的情況可能更像是“有名無實”：“浙江村人”作為注冊的投資人、購房者在名義上是獨立的經濟和法律主體，但是他們不再構成一股實際的社會力量。“浙江村”所經歷的正規化是中國大陸社會變化的一個普遍趨勢。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各類認證、審批在程序上越來越透明，但是行政權力也越來越大、越來越繞不開。政府和國企重新成為大學畢業生的擇業。社會結構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潔、坐車的方便同時發生的，甚至是通過後者而得以實現並掩蓋其內在矛盾的。中國龐大的非正規經濟近年來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如黃宗智指出，中國城鎮50% 以上的工人處於非正式就業狀態，7 而在我看來，現在特別值得注意的，不是非正規經濟的持續存在，而是非正規經濟的“被正規化”。首先，小本生意越來越難做，小規模的個體私營經濟被擠出市場。其次，非正規經濟被吸納到正規經濟中來，在形式上成為正規經濟的一部分。比如，以前包工頭帶老鄉可以隨便找工作，但是現在因為執照和資質方面的要求，需要通過正式注冊的勞務公司攬活兒。派遣工制度、層層外包、企業以“實習”名義利用技校學生等等，都是有正式程序的。像郭宇寬指出的那樣，在建築業、電視片制作以及學術界日益流行的包工制，主要是占據正式地位的單位和個人的尋租行為所致。8 通過正式程序安排的工作，其實際條件和報酬很可能比以前更差。
所以非正規經濟的被正規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形式問題，但是它不僅僅是表面上的包裝，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過程。它需要引入新的機構（比如勞務派遣公司），形成新的經濟和社會關繫。老鄉帶老鄉找工作的非正規就業，和勞務派遣公司經營下的非正規就業，有質上的不同。前者意味著沒有福利保護的就業，後者則意味著對剝削的正當化、制度化。
正規化意味著新的社會經濟秩序的形成，意味著重新界定哪些是應該扶植的（比如大型企業和正規方式管理下的非正規經濟），哪些是要淘汰的（比如自主的非正規經濟），哪些事情是要為另外一些事情服務的。這樣的“秩序”的形成——而不是具體的政策或者制度——是當代政府管治社會的主要手段。套用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熱門詞，正規化可以被認為是“國家治理體繫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核心內容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規化不是靠政府獨家推進的，而是多方互動的結果。其中市場規則的作用不比政府的小。這一進行中的正規化過程很難被概括成一個公式化的圖景；對“浙江村”個案的民族志梳理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中國今天的糾結。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