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17 年 9 月，筆者應編輯符淑淑之約，成為《財經周刊》的“讀書筆記”專欄作家，大約每兩期（周）發表一篇文章，內容是對近出版的一本值得推薦的英文新書的導讀與評論。從 2019 年初開始，《財經周刊》改為《財經》月刊，專欄文章每期（月）一篇，版面也從兩頁增為三頁。本書是筆者從 2017 年 9 月到2021 年初為專欄撰寫的文章結集，共 48 篇。這些文章所談論的 48 本書，是筆者 從近年瀏覽的 300 多本英文新書中挑選出來的。它們有些是在英語知識界頗受關注的著作，有些則相對冷僻，但都具備敏銳的問題意識和獨到的視角，設使觀其大略，應能對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關鍵脈絡有所洞察。這也是本書名為《審勢：洞察世界的風口》的原因。
一
本書章的主題是“民眾、國家與權力”，這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雨果的人道主義，以及他所主張的崇尚“救贖與和解”的社會改良道路，在今天依然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他筆下的“悲慘世界”依然是現實社會的一面鏡子。當然，和雨果的時代相比， 21 世紀的人類社會的權力關繫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歷史學家弗格森通過對“網絡權力”和“等級權力”兩種權力類型的分析，重構了近代以來的歷史敘事。他將當今時代界定為“第二網絡化時代”，與西方世界從 15 世紀後期到 18世紀 90 年代的“網絡化時代”相對照，告誡世人警惕不受約束的“網絡權力”。事實上，無論是公共議程備受挑釁和扭曲的“後真相時代”的來臨，還是互聯網巨頭憑借馬太效應所形成的超級壟斷，都是“網絡權力”泛濫的惡果。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都是曾經風靡一時的顯學，但是這兩套理論都回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歷史的另一條主軸：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和反抗帝國主義。 1902 年，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森（John Hobson）出版了《帝國主義》一書，將工業革命之後的西方列強在非西方世界建立經濟、文化、政治霸權和殖民統治的行為稱為“帝國主義”，並將帝國主義視為工業資本主義的必然後果。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傳統的殖民帝國主義，戰後的兩個超級大國蘇聯和美國都號稱自己反帝國主義，支持民族自決，然而實際上都是追求霸權的新型帝國。霍布森所說的“工業資本主義導致帝國主義”的邏輯在今天並未全然過時，值得警醒。
自從“民族自決”的原則問世以來，民族主義一直占據著政治議題的制高點。當今歐美主流學術界傾向於強調民族主義的陰暗面，提倡以“公民國家”取代民族主義；以色列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哈扎尼對此發起挑戰，為民族主義辯護，他的論述不乏精彩之處，但也暴露了難以自圓其說的悖論。這恰恰從反面說明了，民族主義的理念應當適可而止，不能成為吞噬一切的價值標準。
和民族主義相比，近年來極右翼民粹主義在歐美國家的興起是一個更為緊迫的議題。美國政治學者諾裡斯和英格哈特指出，極右翼民粹主義的主要驅動力，來自歐美國家一部分充滿懷舊情緒的選民對於 20 世紀後期興起的西方“後物質主義”文化價值轉型的抵制和反動，傳統政黨基於經濟理念的“左”“右”分野在今天業已被民粹主義和普世自由主義的文化分野所取代。民粹主義總是和威權主義相結合，從而為政治強人、社會不寬容、非法治的治理打開了大門，損害自由民主制度賴以維繫的權力分立、程序正義和保護少數群體權利等原則。長期而言，歐美威權民粹主義的命運，取決於西方社會的“後物質主義”文化價值轉型能否繼續向前推進。
許多西方人對羅馬帝國的輝煌津津樂道，對羅馬帝國的衰亡不勝悵惘。而在歷史學家謝德爾看來，正是後羅馬時期的歐洲政治碎片化，纔鍛造了各方議價和妥協的規則，打開了創新的空間，創造了商業繁榮，而定於一尊的帝國決策方式則無法避免經濟停滯與治亂循環。這是導致出現“可持續經濟增長興起於西方，而非世界其他地區”的“大分流”現像的根本原因。
本書第二章的主題是“反思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皮凱蒂 2013 年出版的《21 世紀資本論》一書，是當今世界反思資本主義的出發點。這部著作的中心論點是，貧富差異的不斷擴大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除了從 1930 年到 1975 年的一段短暫的例外時期之外，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收益率始終超過收入增長率，財富主要是通過資本收益而不是勞動所得來積累，並且會向金字塔的富有階層集中，從而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愈演愈烈。
制造業和金融業是資本主義的兩個重要支柱。從歷史上看，制造業常常是在政治權利和法治受到壓抑的情況下纔能實現限度的突飛猛進，僅憑制造業發展並不能帶來社會進步。另外，繫統性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宿命，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十年之後，導致危機的根本原因並未解決，存在再次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
皮凱蒂的《21 世紀資本論》基於經濟史的海量數據，描述了一幅宏觀的歷史圖景，但是並未揭示資本收益率為何總是超過收入增長率的微觀機制。法學家皮斯特將這一微觀機制歸因於法律的安排，龐大而復雜的法律繫統保證了資本所有者始終能夠索取更多的收益。在很多學者筆下，發軔於西歐的資本主義體繫被描述為對歐洲傳統封建社會的革命性的顛覆與斷裂，皮斯特則著重揭示了兩者的一脈相承之處。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在政治和公法領域，人人享有平等權利的觀念越來越普及，但是在和資產相關的私法領域，法律代碼卻是從封建社會的財產法衍生而來。幾個世紀以前將地產編寫成資本的法律代碼，現在仍被用來將債券、股票、觀念等編寫成資本。這樣一個繫統性地對某類資產賦予排他性特權的法律秩序，必然會導致不平等的日益加劇，同時也剝奪了公民的民主權利。皮斯特據此對於不平等問題給出了從改良法律入手的解決方案。
對資本主義的反思與對左派政治的召喚一脈相承。在當今美國社會，與特朗普所倡導的以法西斯主義為底色的右派經濟民族主義針鋒相對的，是旨在回歸羅斯福“新政”傳統的左派經濟民族主義。在2016 年和 2020 年兩次總統大選中呼聲頗高的桑德斯終結了“社會主義”在美國遭受污名化的歷史，他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繼承蒲魯東和巴枯寧傳統的“自由意志社會主義”。
如何在實踐層面改造資本主義？法學家、政治活動家蒂僑特將反壟斷視為當務之急。 1916 年至 1939 年擔任美國法院大法官的布蘭代斯將保衛民主視為反壟斷的核心，將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視為民主的對立面。這一理念曾是 20 世紀上半葉美國構建反壟斷法律體繫的指南。然而，從 1979 年開始，在主張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學派之“法與經濟學”思想的影響下，“保衛消費者福利”成為美國反壟斷的司法指南，隻要不會導致消費者支付高價格，壟斷就不是問題。像沃爾瑪和亞馬遜這樣“以本傷人”將競爭對手逐一擊垮並收購的巨無霸壟斷者，或是像打車公司優步這樣的新興互聯網巨頭，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以前都屬於反壟斷法的懲治對像，現在卻能暢行無阻。蒂僑特呼吁回到布蘭代斯的立場，以公民權利反壟斷。
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難以化解的失業率高的問題，作為主流宏觀經濟學對立面的“現代貨幣理論”構想的解決方案是，政府通過“就業保障計劃”創造工作崗位，並啟動經濟中總是存在的閑置資源，而不必擔心通脹。主流宏觀經濟學認為，如果央行試圖用貨幣政策將失業率壓低到所謂“自然失業率”以下，通脹將無限加速並摧毀就業，因此央行的貨幣政策必須隻關注如何達到通脹目標，而不是背負降低失業率的過度責任。換言之，央行需要利用一定比例的失業人口作為防御通脹的工具。而在“現代貨幣理論”看來，“就業保障計劃”作為一種定向支出，可以精準涵蓋那些願意工作的失業者，不會對工資和物價造成直接壓力，不會比任由這些人失業更容易引發通脹。雖然“現代貨幣理論”迄今為止一直備受爭議，但是它正在間接地重塑當今世界的宏觀經濟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