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傳播研究的星空
阿爾伯特·H.坎特裡爾（Albert H. Cantril，1906—1969）
阿爾吉達斯·朱利安·格雷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1917—1992）
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1936— ）
伯納德·貝雷爾森（Bernard Berelson，1912—1979）
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1952—2020）
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 1947—2022）
卡爾·I.霍夫蘭（Carl I. Hovland, 1912—1961）
查爾斯·H.庫利（Charles H. Cooley, 1864—1929）
查爾斯·S.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1839—1914）
克裡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1976— ）
達拉斯·W.斯邁思（Dallas W. Smythe, 1907—1992）
丹·席勒（Dan Schiller, 1950— ）
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1917—1980）
戴維·莫利（David Morley，1949— ）
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 1921— ）
愛德華·T.霍爾（Edward T. Hall, Jr., 1914—2009）
伊萊休·卡茨（Elihu Katz，1926—2021）
伊麗莎白·諾埃勒-諾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 1916—2010）
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
埃弗雷特·M.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1931—2004）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
弗裡德裡希·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 1943—2011）
喬治·格伯納（George Gerbner，1919—2005）
喬治·H.米德（George H. Mead, 1863—1931）
格雷阨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 1946— ）
居伊·德波（Guy Debord，1931—1994）
哈羅德·D.拉斯韋爾（Harold D. Lasswell，1902—1978）
哈羅德·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
赫伯特·布魯默（Herbert Blumer, 1900—1987)
赫伯特·I.席勒（Herbert I. Schiller，1919—2000）
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 Gibson, 1904—1979）
詹姆斯·W.凱瑞（James W. Carey, 1934—2006)
讓·鮑德裡亞（Jean Baudrillard，1929—2007）
約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
約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1958— ）
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1939—2021）
約書亞·梅羅維茨（ Meyrowitz, 1949— ）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
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1890—1947）
列奧·洛文塔爾 （Leo Lowenthal，1900—1993）
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
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
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1942— ）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1911—1980）
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
麥克斯韋爾·E.麥庫姆斯（Maxwell E. McCombs，1938— ）
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 1946— ）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31—2003）
保羅·F.拉扎斯菲爾德（Paul F. Lazarsfeld，1901—1976）
保羅·萊文森（Paul Levinson, 1947— ）
保羅·維利裡奧（Paul Virilio， 1932—2018）
菲利普·J.蒂奇諾（Phillip J. Tichenor, 1931— ）
皮埃爾·布爾迪阨（Pierre Bourdieu，1930—2002）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1940— ）
羅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
羅伯特·K.默頓（Robert K. Merton, 1910—2003）
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 1952—）
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nZizek， 1949— ）
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 1932—2014）
西奧多·W.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1903—1969）
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 1943—2022）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
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1948— ）
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
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
沃爾特·P.戴維森（Walter P. Davison，1918— ）
威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
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1902—1989）
傳播學譜繫圖
版後記
第二版後記

伊萊休·卡茨（Elihu Katz，1926—2021）

學術生平

伊萊休·卡茨1926年5月31日生於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是猶太裔美國人。他於1948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繫，師從洛文塔爾，攻讀碩士學位，並終在該校獲得博士學位。1955年，他與保羅· 拉扎斯菲爾德合著《人際影響：個人在大眾傳播中的作用》（也譯為《親身影響》）一書，從此踏上了傳播研究之路。盡管卡茨也出版過一些社會學方面的論著，但他的作品基本以傳播學為主。洛文塔爾和拉扎斯菲爾德的雙重影響幾乎框定了卡茨一生的研究風格，他擅長定量研究，但又對文化研究和批判學派很了解。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之後，卡茨在芝加哥大學任職，還一度堅持在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社會研究局從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間，他創建了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傳媒學院，並被聘任為該校社會學與傳播學榮譽教授。因此，他經常往返於美國和以色列之間。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卡茨在歐美承接了大量研究項目，學術創造力驚人。他與社會學家科爾曼和門澤爾合作，在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社會研究局進行了關於醫藥擴散的專門研究。他還先後接受以色列政府和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邀請，在以色列從事引入電視廣播的研究，同時展開關於第三世界國家引入廣播及BBC廣播的接收與效果的研究。基於他的學術成就，伊萊休·卡茨曾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加拿大麥克盧漢獎、德國博達媒介研究獎；另外，他還被根特大學、蒙特利爾大學、巴黎大學、海法大學等大學授予榮譽學位，並且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2005年，卡茨被授予“馬歇爾·斯克拉雷獎”，該獎項旨在表彰為猶太國家的社會科學做出傑出貢獻的學者。自1992年起，他受聘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校董講座教授，並於2014年退休。2010年，他還應邀到中國人民大學講學。他與傳播學有關的代表作包括《人際影響：個人在大眾傳播中的作用》（1955）、《大眾傳播調查和通俗文化研究》（1959）、《醫療革新》(1966)、《大眾傳播的使用》(1974)、《第三世界的廣播》（1977）、《廣播的社會研究》（1977）、《臨近午夜：晚間新聞改革》（1980）、《大眾傳媒與社會變遷》（1980）、《意義的輸出：〈達拉斯〉的跨文化解讀》（1990）、《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1992)等。

主要理論（方法）貢獻
卡茨對於傳播學研究的主要貢獻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開創了“積極的受眾”理論；二是討論了人際傳播對於傳播過程的影響，如意見領袖和傳播流；三是提出“媒介事件”理論。卡茨的“積極的受眾觀”主要體現為他所提出的“使用與滿足”理論。
在《個人對大眾傳播的使用》一文中，他將媒介接觸行為概括為一個“社會因素 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觸—需求滿足”的因果連鎖過程，提出了“使用與滿足”過程的基本模式。“使用與滿足”以大眾傳播的受傳者為出發點，而不是以大眾傳播的內容為出發點，它視受眾為大眾傳播內容的積極使用者，而不是消極被動的接受者。因此，該理論不企圖尋找大眾傳播的內容與效果之間有什麼直接聯繫，而是研究受傳者如何運用大眾傳播的信息及這種運用在產生效果的過程中怎樣起作用。因此，卡茨的“使用與滿足”研究就是研究大眾傳播媒介怎樣對人有用、怎樣滿足受眾的需要，或者受眾如何使用大眾傳播媒介、如何從大眾傳播媒介那裡得到滿足。這項研究在大眾傳播研究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此前的效果研究主要是從傳播者或傳媒的角度出發，考察傳媒活動是否達到了預期目的或者對受眾產生了什麼影響，而“使用與滿足”研究則是從受眾角度出發，通過分析受眾的媒介接觸動機以及這些接觸滿足了他們的什麼需求，來考察大眾傳播給人們帶來的心理與行為方面的影響。因此，這一研究開了從受眾角度出發考察大眾傳播過程的先河，對“有限效果論”也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和發展。
卡茨的另一項受眾研究成果，就是與利貝斯合作的《意義的輸出：〈達拉斯〉的跨文化解讀》一書。該書采用實證方法研究了跨文化群體對肥皂劇《達拉斯》的接受程度。該書把卡茨關於“使用與滿足”理論的著作與關於創新擴散和社群網絡的著作結合起來，在不同文化中考察電視劇的主旨與受眾接受的多種過程的關繫，對《達拉斯》的“全球電視觀眾共同體”進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樣本不僅具有國家、種族、文化方面的差異，也兼顧了迷戀和拒絕《達拉斯》全球盛宴的不同族群，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手觀察材料，揭示了地方文化對美國文化產品的抵制。這種文化上的抵制是通過（亞）文化的整合來實現的，而不是拒絕或回避（除日本以外），從而強化了有關文化帝國主義的討論，積極的受眾的概念也在這個過程中得以豐富。
正是這兩項研究肯定了受眾與媒介接觸是基於自己的需求對媒介內容進行選擇的能動性活動，提示了受眾媒介使用形態的多樣性，有助於糾正大眾社會論中的“受眾被動”的觀點。
卡茨認為在研究大眾傳播的過程中，不可孤立地研究傳統的大眾傳播形式，更需要考察人際交往對大眾傳播效果的影響。與之相關的就是對於意見領袖的研究，卡茨主要參與了《人際影響：個人在大眾傳播中的作用》的創作。卡茨等人發現，相當一部分受眾不依靠直接接觸媒介訊息獲得新聞和信息，而是間接地從其他人那裡獲得。在每個社會階層，都存在著某些意見領袖，他們更可能接觸那些與自己的興趣和受教育層次相匹配的雜志和廣播。這似乎暗示意見領袖受到大眾媒介的影響，然後再把這些影響傳達給其他人。因此，若大眾傳播媒介想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就必須考察受眾所屬的社會群體以及人際關繫，並對意見領袖施加影響。卡茨認為，意見領袖似乎表明了所謂的大眾媒介效果的二級傳播，因而與拉扎斯菲爾德一道提出了“政治既有傾向的作用”“選擇性接觸”“意見領袖與二級傳播”等理論，對後來的傳播效果研究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卡茨等人的研究和以往的研究不同的一點在於，他們並不關注受眾的個體屬性與心理屬性，而是更加關注受眾的社會屬性——生命周期、社會經濟地位、社會分層及社會交往對接受行為的影響，因此引導人們研究傳播效果中的許多新的重要問題：人際傳播與偏見散布、創新吸納和新聞交流等的關繫問題。
基於二級傳播的理念，卡茨又提出了傳播流的概念，對《人際影響：個人在大眾傳播中的作用》中提到的許多觀點進行了重要的修正和補充，並把“二級傳播”模式發展為“多級”或“N 級”傳播模式。傳播流（the flow of communication）指的是由大眾傳媒發出的信息，經過各種中間環節，“流”向傳播對像的社會過程。它可以被看作二級傳播模式的擴展。對於傳播流的研究揭示了大眾傳播效果的產生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社會過程，其間存在著眾多的中間環節和制約因素，單一的大眾傳播媒介並不能左右人們的態度。這些結論，從正面否定了強調“刺激—反應”關繫的“魔彈論”觀點。
卡茨關於群體和人際關繫的受眾觀被稱為社會關繫論，這個理論是拉扎斯菲爾德、貝雷爾森和卡茨等傳播學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果。卡茨認為，受眾互相往來，其關繫極為錯綜復雜。受眾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又屬於各種社會團體，而且還和別的團體的成員打交道。這些社會關繫不僅涉及團體規範、人際關繫網絡和意見領袖等，還涉及他們所參加的行會（工會）、政治或宗教組織、俱樂部以及各種非正式群體等。社會關繫構成了媒介和受眾之間的“過濾器”，對受眾接收媒介信息的行為會造成各種各樣的影響。接收來自大眾傳媒的信息時，受眾不是單獨的個體，在他身後的是他所屬的那個群體以及那個群體所遵循的價值規範、群體理念。由於存在由種種社會關繫交織而成的社會網絡的掣肘，傳播媒介便不能為所欲為。這樣，社會關繫便經常起到加強或削弱（往往是削弱）媒介的力量的作用。因此，社會關繫理論的提出改變了先前傳播學研究者所秉承的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應該被區分開來加以研究的傳統，而主張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認為這樣更貼近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的本來面目，更能揭示真正的問題。
卡茨晚近提出的主要概念是“媒介事件”。卡茨在《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中把這一概念定義為“對電視的節日性收看，即那些令國人乃至世人屏息駐足的電視直播的歷史事件”。卡茨向人們展示了新聞傳媒如何通過充當聚焦公眾注意力的工具以及通過同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相結合而形成輿論，並服務於民主政治。現代媒介事件是指電視媒體隆重慶祝一些民族性或國際性的“競賽”“征服”和“加冕”儀典的方式。媒介事件體現了電視媒體的威力，可以將重大的歷史時刻同步和直接地傳遞給“每一個人”，令麥克盧漢的“地球村”構想成為現實。雖說傳播學界對媒介事件的研究並不鮮見，但是像卡茨這樣就媒介事件及其類型、特性、表現和效果，以及媒介事件的出現和它所引發的諸多理論與實際問題進行全方位、繫統和深入的研究仍不多見。在《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一書裡，卡茨和戴揚集中研究了經過策劃的歷史事件對政治的衝擊，比如薩達特去往耶路撒冷、教皇保羅二世出訪波蘭、肯尼迪總統的葬禮以及查爾斯和黛安娜的皇室婚禮等。卡茨等人注意到這樣的媒介事件吸引了世界上各種各樣的電視觀眾，使公眾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參與民主生活。媒介事件有助於政治整合，“大眾傳播的盛大節日” 使人們進入“社會的神聖中心”，“集體記憶”被喚起。
在研究方法方面，卡茨也有突出的貢獻。一方面，卡茨的研究和實驗都帶有明確的目的性、實用性和功能性，是經驗學派的代表。在研究意見領袖和“使用與滿足”理論時，他使用了社會計量法等心理學研究中的定量測試方法，在研究技術上取得重大突破。而到了《意義的輸出：〈達拉斯〉的跨文化解讀》一書，這種方法被進一步完善。在研究《達拉斯》的觀眾的過程中，從選擇調查樣本、確認背景問卷中的一些假設，到焦點小組討論、設計編碼方案，每一個環節都經歷了摸索與實踐。卡茨等人不僅陳述怎麼做實驗，而且以客觀的態度解釋為什麼這麼做、這麼做會產生什麼效果，並且根據實際情況進一步完善調查方法。另一方面，他廣泛地從其他學科汲取有用的理論與方法。《意義的輸出：〈達拉斯〉的跨文化解讀》一書綜合了不同的學科（文學理論、語言學、社會學、大眾傳播學）、方法論（行政管理的、批判的）、傳播要素（受眾、傳播內容、背景）和測量手段（量化和質性的受眾研究、語義學），是一部跨學科研究的經典之作。

對傳播學學科建制的貢獻
從卡茨一生的理論工作和學術貢獻來看，他對傳播學研究是頗有創見的，可以說是傳播學界勇於變革和創新的學者。他在以下三個方面為美國傳播學的建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卡茨本人的經歷和著作反映了所謂的批判學派和行政學派（或稱實證學派）結合的努力。盡管卡茨是美國政府戰後設立的對行政研究有益的大眾傳播學研究基金政策的受益人，而且他不斷地攻擊法蘭克福學派研究媒介的方法，但是卡茨通過洛文塔爾，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傳統有著直接的聯繫。他把傳播學對行政學派與批判學劃分評價為陳舊的，甚至是錯誤的兩分法。他在《意義的輸出：〈達拉斯〉的跨文化解讀》一書中身體力行，表明傳播學中的行政學派和批判學派是有可能結合起來為傳播學研究服務的。
第二,卡茨及其同人對意見領袖以及人際關繫的研究成果駁斥了大眾傳播媒介的強大效果論——受眾如應聲倒地的靶子，接觸到媒介就會受其影響。他們用翔實的材料、精確的數字、完整的調查過程、苛刻的標準以及細致的數據分析，駁斥了這種流行了很長時間的假說，創造了主導性的“有限效果範式”。這一範式影響了後來的一大批研究者，如羅傑斯、克拉珀都得出了大眾傳播媒介的有限效果論。
第三，卡茨推動了20世紀60年代以後傳播學的範式轉型。針對貝雷爾森提出的傳播學的危機，卡茨提出了積極的受眾觀予以應對。此後通過在“使用與滿足”理論等領域的開拓，卡茨確立了傳播學研究以受眾為中心的研究範式，並使其漸漸替代“有限效果範式”而成為傳播學領域新的主流範式。這讓卡茨成為傳播學史上開創了兩大主流範式的人。

擴展閱讀

原作
〔美〕伊萊休·卡茨、保羅·F.拉扎斯菲爾德：《人際影響：個人在大眾傳播中的作用》，張寧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丹尼爾·戴揚、伊萊休·卡茨：《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麻爭旗譯，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
〔以色列〕泰瑪·利貝斯、〔美〕艾利休·凱茨：《意義的輸出：〈達拉斯〉的跨文化解讀》，劉自雄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
Jay G. Blumler and Elihu Katz,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Beverly Hills，CA: Sage Publications, 1974.
Elihu Katz，“Communications Research since Lazarsfeld,”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87, 51： 25-45.

相關思想史或評傳
〔英〕奧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裡斯·紐博爾德編：《媒介研究的進路：經典文獻讀本》，汪凱、劉曉紅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