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悟拉丁美洲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讀《拉丁美洲的政治與發展》(英文第8版)
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和拉丁美洲各國之間關繫迅猛發展,相互間合作的領域從政治、經貿、金融轉入科教、文化層面,且規模不斷拓寬加深。拉美地區已經成為中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伙伴。中拉雙方正在構築以貿易帶動投資,以投資促進貿易的利益共同體;整體合作水平的提升及結構的優化,已經成為彼此間的共識與訴求。
2014年,中拉貿易額已經達到263,相當於2000年的21倍。目前,中國是拉美地區的第二大貿易伙伴。2014年中國對拉丁美洲的投資為22,超過了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的總和。至同年底,中方在拉美地區直接投資(FDI)存量已達106,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12%。同年,中國已與智利、秘魯和哥斯達黎加簽署並實施了自由貿易協定,還在與其他拉美國家積極探討商簽自貿協定。2014年7月,中國領導人訪問拉美期間,倡議雙方共同構建“1 3 6”合作新框架,為提升中國/拉丁美洲整體合作水平明確了方向和目標。“1 3 6”方案,即一個“計劃”、三個“引擎”(貿易、投資和金融合作)和六個“領域”,包括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建設、農業、制造業、科技創新和信息技術。
2015年1月,雙方在中國北京召開了“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共同體”首屆部長級會議,中國領導人重申了中國在該地區累計250的投資預測以及500的貿易預測。與此同時,雙方的人文交流也將相應推進。根據中國—拉共體首屆部長級會議通過的中拉2015—2019年合作規劃,中國將在規劃期的5年內向拉美提供6000個政府獎學金名額、6000個來華培訓名額和400個在職碩士名額。
中拉雙方在邁向21世紀的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共同的利益訴求。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裡的頻繁交流迫切需要一大批專業人纔來投入這項具有深遠意義的嶄新工作。但是,畢竟相隔萬裡和歷史上疏於往來,中國對拉美的認知度有待提升。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李慎之先生就提出,我們對拉丁美洲的認識,往往是“抽像的概念多於具體的知識,模糊的印像多於確切的體驗”。二十多年過去了,從學理的背景上考察,這種狀況並未得到根本的改善。
基於這樣的現實和滿足國人對拉丁美洲了解的需要,作為*國別和區域研究培育基地的西南科技大學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ILACSSWUST)專門設立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智庫叢書”項目,組織力量翻譯和出版有關拉丁美洲的基礎讀物。它已出版的譯著有《拉丁美洲與和平幻像》(2015年,當代中國出版社)和《拉丁美洲獨立後的經濟》(2017年,上海譯文出版社)。
《拉丁美洲的政治與發展》(英文第8版),自1979年問世以來至今已有30多年歷史,經受著時間的磨礪,被公認是一本深入了解拉丁美洲的入門書。本書主編者霍華德·威亞爾達教授是美國著名的比較政治學領軍人物,曾在美國、歐洲、亞洲、俄羅斯以及拉美許多學術機構和髙等學府擔任研究員和客座教授,曾被美國總統親自提名在白宮內數個特別工作組和對外決策機構中出任顧問,包括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中美洲危機時被聘為美國兩黨(基辛格)中美洲委員會首席顧問。他著有:《公民社會:美國模式和第三世界的發展》《比較政治學的新方向》《合作主義與比較政治》《伊比利亞政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治體制》和《拉丁美洲的威權主義和社團主義》等。本書另一位主編者哈維·克萊恩教授長期從事拉美研究,曾三次獲得富布賴特基金會的資助在哥倫比亞從事研究和教學,出版了8本有關哥倫比亞的專著,如《受到攻擊的民主國家》《哥倫比亞的囯家建設和衝突的解決》《怒向惡魔》和《哥倫比亞歷史詞典》等。
通讀本書之後,我覺得它有如下幾個看點,可能會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
(一)把握好拉丁美洲各國的相似性與差異性、共性與獨特性、統一性與多樣性。
本書共分四大部分,、四部分綜合論述拉美地區的政治背景、歷史發展模式,利益集團和政治黨派,政府機器、國家的角色和國家政策,以及爭取民主的鬥爭進程和未來的前景。第二、三部分則是對20個拉美國家逐一進行詳細的討論。需要明確的是,本書所指的拉丁美洲不包括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纔獨立的12個講英語、1個講荷蘭語的加勒比國家。它論述的20個拉美國家,指的是19世紀初獨立的l8個講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的國家以及分別於1902年和1903年獨立的古巴和巴拿馬。國際上把上述20國和新近獨立的13國(合計33國)以及12個未獨立地區統稱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有的人把它稱為“Extended
Latin America”(意為擴展的拉丁美洲)。本書分國敘述時,交待的重點是拉美地區三個大國(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四個中等規模的國家(秘魯、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智利)和一個獨特的國家——古巴。本書主編者指出,拉美有一個共同的歷史背景,保持著許多共同的特征,“多樣性中的統一性是貫穿這本書的一個主題”,然而由於地理、地貌、資源、種族混合等原因,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發展路徑,而且正變得越來越不同,而不是相同。在長達300多年的殖民地時期,差異性就已顯而易見,但在19世紀和20世紀進一步擴大,到剛過去的幾十年裡,變化的進程又大大地加快。政治文化和價值觀的變化、經濟的變化、社會和階級結構的變化、政治團體和組織的變化、國家政策和國際環境的變化,既表明拉美國家發展的總趨勢,又日益呈現分道揚鑣的特征。在各國發展的總趨勢下,傳統與現代之間,連續性(傳統)與變革之間,威權主義與民主制度之間,重商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世界的訴求與第三世界的現狀之間,不斷產生衝撞、摩擦,各國之間的多樣性明顯增強。何怪乎本書主編者多次強調拉美“一直是世界上令人興奮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的活生生的實驗室之一”,它們兼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趨同/趨異的變量,世界上現存的幾乎所有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和政策都能在拉丁美洲找到,而“世界上恐怕再沒有其他地區能夠做到了”。
長期以來,我們對拉美問題的理解往往從一般特征出發居多,對拉美國家之間的差異性、特殊性、不平衡性和歷史進程的不同步性等復雜情況重視不夠。由於拉丁美洲常常被當作一個整體加以看待,對它的一致性看得較多,而事實上拉美各國的差異性(多樣性)並不遜於它們的一致性。拉美的概貌和總體特征通常並不能涵蓋個別國家的差異性和特殊情況。在當前的情形下,重視研究拉丁美洲各國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既要對拉丁美洲共同特征和面臨的普遍問題進行總體研究,又要重視對各國存在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進行深入考察,這是國人了解並走進拉丁美洲的不二法門。本書在這方面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本書第二、三部分雖然是由20多位學者分別撰寫,讀者也能從國別敘述的內容中體味到本書主編者這種冀圖。
(二)對拉丁美洲總體發展趨勢的評估比較客觀、言之成理。
本書指出,拉美上個世紀70年代是一個威權主義和壓迫的時期,80年代是一個民主化席卷的時期,90年代各國經濟開始復蘇,經濟和政治改革進程取得了成果。進入21世紀之後,經濟改革面對如何擺脫過度的中央經濟統制和效率低下的經濟體制問題,政治領域針對如何擺脫陳舊的威權體制和不斷推行民主制度問題,“如果拉丁美洲希望在21世紀的世界裡擁有競爭力,成為一位重要的參與者,那麼,它就必須繼續進行政治和經濟兩大改革”。這是本書對拉美50多年發展進程的概括與評估,大體上符合實際狀況,當然學界可能存在異見,隻要言之有據,可以求同存異,互相補充。
本書告訴我們,拉美正處於一個過渡階段,尚未實現它面臨的現代化使命;現代化的完全實現,需要拉美幾代人的持續發展;拉美當下的現代化進程是不平衡的,城市快於農村,城市與農村存在著明顯不平衡;現代化的受益面也是不平衡的,增長與公平往往發生衝突,從而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一部分擁有各種豐富資源、推行健全的制度和合適政策的國家(如智利、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墨西哥和巴西),就比其他拉美國家獲得更多更快的發展。
就全地區而言,變化與不變化(傳統、延續性)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政治領域裡,正在發生“向民主國家的戲劇性的變化”,威權主義似乎已經開始衰落,中產階級和溫和派正在變得越來越多,人權和民主準則正被越來越多地寫進拉美的基本法。然而,盡管選舉民主制“是拉美政府壓倒多數的形式”,舊的政治制度、自由主義民主和委任式民主同時存在,因此一些拉美國家的民主制是脆弱的,一個強大的行政機構和軍方的干預還有可能出現。其二,經濟領域裡,拉美現在是全球市場經濟的一部分,除了向全球貿易和投資開放它的市場外,幾乎沒有選擇。但是回到舊的重商主義和中央集權制的誘惑力仍然不小。中央集權下的統制經濟與開放市場、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與社會正義之間難以保持精確的平衡。拉美“仍在為自己遵循什麼樣的基本模式的選樣爭辯不休”。其三,在國際領域裡,拉美不再生存在孤獨之中,全球化給它帶來新的品味和行為方式,還帶來了民主和人權的要求。全球化也意味著經濟競爭,要求它裁員、私有化和減少保護。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把拉美和世界連接在一起。拉美似乎比它在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要做得更好。但是,拉美效率低下的經濟體制和陳舊的政治體制使它在世界競爭力的排位中依然處於落後水平。
本書指出,20世紀和21世紀偉大的變革力量——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民主化和現在的全球化——正在突破、改變傳統的拉丁美洲社會的基礎。拉美的變化是那麼的令人激動,有有望成功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有不斷加強的為自己未來承擔責任的國家意識,有加入現代國際社會的強烈渴望。但是許多老問題一如既往,經濟和政治制度太脆弱而往往經不起折騰,貧富差距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都更嚴重,政治制度往往是腐敗和無效的;毒品、暴力犯罪集團造成的不安全感不斷加深;經濟和社會領域裡的頻繁變化,比政治制度所能應付的速度快得多,因而社會的分裂、崩潰和政府的不可治理性,依然是拉美潛在的威脅。因此,拉美的變化“是如何有限的、不完整和(或許)甚至可逆轉的。歷史在拉丁美洲尚未結束”。作者勾勒的拉美近幾十年來政治與發展的輪廓圖,對我們了解這個地區的變化頗有裨益。
(三)在敘述拉美國家向民主制轉型時力求有條不紊,便於讀者心中有數。
本書的基調是,拉美通過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漸漸走出中世紀的依附、封建主義、半封建主義社會的牢籠,直到20世紀80年代纔向選舉民主制過渡,雖然整體上比前三四十年更加民主,但“民主制往往是有限的,不完整的,兼有威權主義和社團主義的一些特征”。主編者就截至21世紀頭10年為止,對民主力量的盛衰在19個拉美國家的排名,分為以下幾類:(1)自由民主的,有智利、哥斯達黎加和烏拉圭,共3個國家;(2)民主還沒有完全鞏固的,有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多米尼加共和國、墨西哥和巴拿馬,共6個國家;(3)過去民主,但現在受到威脅的,有委內瑞拉;(4)形式上是民主的,但制度上乏力的,有玻利維亞、阨瓜多爾、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和秘魯,共8個國家;(5)缺乏民主基礎的,有海地。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19個拉美國家中有正規的選舉,但權力依然主要在少數精英手中,任人唯親和世襲制仍在大行其道,大量的民眾仍被排除在有效參與直接地影響到他們的決策之外。選舉隻是實現民主政治的良好開端;它離不開人權、自由與平等、公民意識、社會正義等條件。故拉美有五花八門的民主制,如1958—1974年哥倫比亞的妥協式民主制、秘魯籐森所謂的“直接民主制”和委內瑞拉查韋斯所謂的“委任式民主”。許多情況下,民主是外殼,實際上是專權者以合乎憲法的名義進行施政。它們多半是一種民粹主義的,半威權主義的;稱它不是民主的,或許更合適。普遍的腐敗和庇護與高效率的公司和新的國家機構相輔相成;動蕩、混亂和政府的不可理治性並行不悖。主編者稱: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秘魯的籐森、阿根廷的基什內爾夫婦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PRI),似乎要把“民主的傾向與威權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傾向糅合在一起”,他們在縮小傳統與現代、威權主義與民主、中央集權下的重商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進程中,“顯示了天纔”。主編者在書中列舉了自由主義民主的10個特征,也闡釋了吉列爾莫·奧唐奈關於“委任式民主”的5個特征。從其實質內容看,所謂拉美向民主轉型,大體上隻有上述智利、烏拉圭和哥斯達黎加三國纔稱得上合格,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拉美的民主實踐是有限的、膚淺的、“低強度的”和“自相矛盾的民主”。在所有人實現公平、公正之前,拉美與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仍有遙遠的距離。
從拉美各國這幾十年向民主制轉型的實踐來看,主要的成果是確立了選舉制,而所謂的民主政治依然是精英(Elite)當家,草根(Grassroots)被操控、被拿捏而已,還談不上什麼真正的人民當家做主。民主是一個繫統,是由許多環節環環相扣連接成一個的閉合繫統,有自己的運行規律。民主有幾大要素,如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地方自治、一人一票、政黨政治、人權保障和議會財政等。更重要的是,常規的民主制與完善的市場經濟相生相克;草根階層得不到安居樂業,所謂的民主大都是空幻的。拉美至今也隻有少數幾個國家能運行和實施。這些年,如查韋斯主義大聲叫嚷民主的口號,鼓吹高福利主義的平等,結果造成經濟崩潰和政局動蕩,終還是絕大多數草根群眾生活在苦難之中。通常認為民主可能是“不壞的制度”,但是民主制一旦被專權者操控、拿捏,就隻能另當別論了。結論是,拉美當下的選舉民主,與真正的自由民主也許完全是兩回事。拉美國家在民主轉型上的經驗教訓,頗有現實意義。主編者稱拉美是“活生生的實驗室”,意味雋永。
(四)作者分析拉美的政治與發展進程時,時不時與美國進行比較對照,因而增加了本書的可讀性。本書是專為美國人寫的基礎課本,歷史上其南部鄰國甚至比它更早開化,作者自然要針對拉美各國與其自身進行對照,以使讀者留下深刻印像。誠然,通過對不同“政治文化”的解剖,拉美與美國的差別是十分鮮明的。政治文化專指與政治制度有效運行所適配的國民信仰、價值觀、文化傳統、生活方式、政治參與、知識、經驗和技能等非制度性軟因素。政治文化是一種重要的解釋工具,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裡(精英與草根、右翼與左翼)可能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政治文化和不同的觀點與價值取向。
本書表21列舉了拉美與北美自1492年至17世紀間雙方社會基礎方面的不同特征。作者指出,拉美的政治文化一直是精英主義的、威權主義的、等級森嚴的、社團主義的和世襲的。而美國致力於代議制民主,信奉自由主義民主,與拉美是南轅北轍的。美國一直是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因為自南北戰爭以後它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地位。但直到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拉美卻在三種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徘徊,沒有任何一種政治文化占優勢,因此政治、經濟與社會缺乏穩定,造成國民信仰、價值觀、文化傳統及生活方式的撕裂。三種不同的政治文化,是指以威權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為代表的政治文化,哪一個都上升不到決定性的地位。盡管威權主義的政治文化,包括等級制和庇護制(教會勢力、土地寡頭、中上層軍官等是它們的擁躉)正在失去影響或改頭換面,它的遺產與遺風卻移植到社團主義身上,故而庇護制仍得以大行其道。通常的表現是,以政府職位、政府合同、項目工程和就業機會來回報選票、招徠選票。本書主編稱,“庇護和世襲制看來好像一如既往”。陳舊的政治文化在拉美大勢已去,但采用什麼新的政治文化尚未確定,選來選去而遊移不定。當然,它終會出現一種符合其國情的民主制度和混合經濟制度,難免會走一段悠長的、多少還要折騰的路程。
本書關注美拉之間的差異性是到位的,但對美國作為一個強鄰對拉美政治與發展的影響,卻缺乏總體而繫統的分析。美國自19世紀末以來,強烈地左右南部各國的政治取向和發展進程,它比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更深刻地在拉美大地留下刻痕。如果不論及美國的政策及其造成的後果,拉美各國的現代史就說不清楚。撇除二戰前的劣跡不說,美國在1945—1989年冷戰期間的大約40多年中,始終以反共為旗號,心懷叵測地站在軍事威權主義政府一邊,阻礙拉美國家正義事業的正常發展。作者明確指出:“在許多新的熱點問題上(包括毒品、貿易、移民、旅遊、能源、投資、環境、民主和人權)美國和拉丁美洲已經日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互相依賴。”美國的作用和影響力因素,與拉美各國當前的政治與發展絲絲入扣;美國對南部鄰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絕非一個“冷眼旁觀”者、“置身事外”者。美國因素對現代拉丁美洲的影響縱橫交錯,盤根錯節,恩恩怨怨,涇渭分明,不足為奇。也許在分國敘述的章節中,作者並沒有故意隱瞞這些史實,但在本書、四部分卻鮮有全面深入的分析與論述,隻留下七折八扣的文字。這顯然是本書不該留下的缺漏。
本書的另一個不足之處是,有的分國敘述筆力不夠,重點不突出,如本書第16章在交待墨西哥毒品走私、槍支犯罪、移民等問題上是到位的,但對於墨西哥革命黨(PRI)將近70年的“完美的獨裁”、與國家行動黨(PA)的輪替執政以及墨西哥革命黨、國家行動黨和民主行動黨(PRD)三黨鼎立的格局等重大政治趨向上大而化之,缺乏細針密縷的解析,浮光掠影,草草了事,令我有索然之感。盡管本書主編者在本書部分就拉美的歷史、政治、社會和發展的模式和進程,提出了一個總的寫作大綱和方法,但要求20多位作者人人都能達到目標也許是苛求吧!
本書主編者濃墨重彩地說:拉美依然是“一座令人激動、創新立異、不斷變化、魅力無窮的活生生的實驗室”。愚以為,這句話對我們中國人當下深入了解並徐徐走進拉美,也是無可非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