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讀者

皮埃爾·布爾迪阨

本書是一些男人和女人對他們的生活狀況和所遇困難作出的見證。正如學術研究的要求所允許我們做的那樣，我們做了一些組織和編輯工作，希望讀者能夠諒解和關注。出於同一理由，我們也希望讀者接受本書的編排體例，盡管我們能夠理解，有些讀者看到一些“個案研究”有點類似短篇故事，寧願隨意翻閱，以至於跳過我們覺得正確理解各篇訪談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論前提和理論分析。的確，這裡都是一些私人話題，一些在彼此信任的關繫之下彙集起來的心聲吐露，現在把它們公之於眾，我們怎麼會毫無顧忌呢？誠然，對於如何使用這些談話內容，我們的采訪對像完全信任我們，然而，信任的契約承載著從未如此沉重的心照不宣的要求。因此，我們首先要盡力保護信任我們的人（所以我們纔經常改動可能被核實的名稱，例如地名和人名）；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非常注意不使他們的本意被曲解。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惡，唯求理解。”斯賓諾莎的這條格言，社會學者如果拿不出恪守它的辦法，則縱然以之自律也是沒用的。然而，如何指出按照人們的本來面目去理解他們的辦法？這就需要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找到他們之所以必然如此的完整原因，以及能夠說明這種必然性的理由。可是，怎樣纔能避免解說工作糾纏於個別案例呢？例如，怎樣纔能避免訪談筆錄——連同其分析性導言——看起來像是一份冠以診斷書名稱的臨床病例？分析者的干預既非易事，又十分必要，因為干預者必須毫不隱諱地開誠布公，同時盡可能始終忘掉自己的存在。因此，我們將分析案例加以組織時，盡量把不同觀點放在同一個閱讀單位之內，讓它們有機會發生交集甚至踫撞；這種體例還可以彰顯得到直接分析的案例的代表性。無論事關一位教授還是一位商人，我們都圍繞著這個人組織起一個有不同說法的“個案”。謄寫訪談時，口頭談話必然會發生一些變化。訪談錄的大小標題（無例外地從采訪對像的話語裡提取），特別是置於對話之前的文本，都是為了方便讀者注意到談話的要點，即不經意的、毫無警覺的知覺活動可能遺漏的東西。它們的作用是提示說話者所處社會環境和所受制約（人生軌跡、教育水平、職業經歷），即一切言語記錄既遮蔽又顯示的東西。這些東西不僅存在於筆錄無法顯示的語氣和語調裡，而且存在於所有肢體語言當中，動作、姿式、模仿手勢、目光等，此外還有沉默、弦外之音和口誤。

分析者的干預是不可避免的。要讓讀者能夠接受這種干預，隻能靠書寫活動，這是調和下列矛盾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一方面提供一切素，以便客觀地分析采訪對像的立場和理解其觀點，然而不可生造客觀的距離，以免把分析降格為一種昆蟲學的好奇心；另一方面，采取一個盡可能接近自己的觀點的角度，但要避免把自己不合理地設想為第二自我（alter ego）——因為無論是否願意，它仍然是一個對像——從而不適當地使自己成為後者的世界觀的主體。建構活動充滿批評性思考，分析者必須使之看起來不言而喻和順理成章，甚至無條件地服從既有事實，這樣纔能成功地介入對像化的過程。

脆弱的平衡

20多年前，安東尼奧和琳達•德姆拉離開葡萄牙，來到法國找工作。曾經是一位出色的足球運動員的安東尼奧獲得了一紙當建築工人的合同，為期三年。家裡留下了妻子和三個年紀尚幼的孩子。來法一年後他纔有能力把家人接來團聚，安頓在一套狹小的公寓裡。“睡覺連被子、床單都沒有，一件家具也沒有”，一切必需品都是陸陸續續購入的。兩口子都工作，安東尼奧在機械維修廠當領班，妻子在學校裡做雜務，也曾經在城裡的大戶人家幫傭。倆人付出了許多辛勞，省喫儉用地攢錢，在聖馬瑟蘭（SaintMarcelin）的一個安靜的街區蓋起了一座小小的獨棟房。旁邊是幾座小型廉租樓房。他們感到終於能夠“像別人一樣過日子”了。

憑借不懈的辛勤工作，他們甚至自信博得了這座小城鎮的頭面人物的認可。安東尼奧擔任本地足球俱樂部的教練，有機會接觸許多名流，而且為當地人服務（例如為俱樂部奉獻了很多時間和金錢，730為訪客提供住宿）。妻子待人友善，隨時樂於幫忙，以至於“連聖誕節那幾天，老板都會叫我過去。我真的去過，盛情難卻嘛”。 入耳的恭維話，加之幫傭促成的主僕一家的情感，使她有一種歸屬感。

經歷數載苦干（“經常一天干14個小時”）和不計回報地奉獻之後，房子蓋起來了，他們也能促成孩子們繼續學業了，現在他們能夠對離開葡萄牙以來走過的道路回味一番。特別是琳達，她10歲時成為孤兒，很早就為照顧三個妹妹而輟學，進了一家首飾廠當工人。她覺得自己“有理由擺脫這些”。

阨運突然降臨。1985年，琳達在46歲時因中風偏癱。1990年，安東尼奧又被割草機切掉了腳趾。這一下天塌地陷。失掉了工作，眾叛親離，他們喪失了“融入”（良好的）法國社會的夢想。倆人千辛萬苦掙來的穩定的經濟局面原來不堪一擊。被辭退以後，安東尼奧不得不屈就“一份體力勞動”，每小時隻掙24.06法郎。琳達則發現，她根本不能領取失業補助金，也無權享受社會保險。他們再也付不起建房貸款，而且欠銀行一大筆透支款。“在巴黎讀法律學位”的大女兒也中斷了學業。

為了使自己的權利得到承認，他們嘗試過多種途徑，可是仍然“處處遭到拒絕”。他們感到被欺騙了：他們的雇主，無論是私營公營，早就應該把真實情況告知他們（“難道他們不能告訴她，鎮政府就不能告訴她嗎？”），或者至少提出一點建議。他們提到，有些他們視為朋友的人士也沒有幫助他們脫離困境，他們對此感到十分驚訝。他們看到，他們一度如此盼望能夠融入的法國社會根本不認可、不承認他們，這使他們大為失望（“這一點我沒有料到，根本沒有。”“我原來想，法國社會，特別是發放救濟金的機構，多少會承認一個工作了一輩子的人”）。他們初考慮過申請入籍，以為自己是成功“融入”的樣板，如今卻心懷“反法”情緒。

他們發現，盡管曾經為取得相對的成功而欣喜，覺得雖然千辛萬苦，終究被完全接納，他們卻忘記了享有穩定工作的人——以時刻警覺為代價——維持的是一種脆弱的平衡，重新墜落的危險始終存在。許多事件可能導致這種惡果：失業，喪失親人，離婚，疾病，而且隨時可能發生。不過，在做出社會原因無法解釋的結論之前，必須看到，這一類變故隻是一些偶然因素，除了在某些生活條件下極有可能發生以外，其作用很像扣動扳機，732能夠觸發一些在一些經濟和社會環境中潛藏的後果。一觸即發產生的效力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被施加於德姆拉夫婦這樣的模範移民，他們自信已經成功融入了法國的經濟和社會，他們也許高估了自己享有的保障。他們的苦惱和惶惑之所以強烈，是因為僅當變故發生之時，他們纔發現自己缺少法定的保障，也缺少親朋關繫——“真正的法國人”能夠指望的後一層保護網（至少他們這樣認為）。

一對葡萄牙籍夫婦

采訪者：加布裡埃拉•巴拉茲、讓•巴翰

“為了融入法國社會，能做的我都做了”

德姆拉先生：您知道，那些事用一兩句話很難說清楚，因為到處都有不公平……

——的確如此……您是怎麼感受到不公平的？

德姆拉先生：您知道，我曾經那麼向往法國，這是我要說的點。五年前，我也不樂意聽到別人講法國的壞話，因為這是一個團結一致的國家，對窮人很關注。但是，這五年以來，現實真的完全相反，完全相反。我要說的話很多很多。

——為什麼是五年以來呢？這五年裡出了什麼事？

德姆拉先生：說起來很容易。如果您日子過得不錯，屬於某個層次，社會層次……中等吧，還算過得去。可是，一旦屬於……真正的底層，您就啥也不是了。

——在誰的眼裡啥也不是？

德姆拉先生：在所有人眼裡，眾人，幾乎所有人吧……我說的所有人，當然是指像我這樣的……

德姆拉太太：在管理部門的眼裡，尤其在鎮政府看來，我是說，電話另一頭沒人搭理了，沒有人會為一個人……這個人忙著……

德姆拉先生：是這樣，我來給您歸納一下我的情況。來法國以後，為了融入法國社會，能做的我都做了。首先是因為，我身在異國他鄉；其次是因為我沒法把自己的語言和習慣強加給別人，隻能反過來去適應。沒錯，我融入得很不錯，很快就參加了鎮上的體育隊。我是葡萄牙人，我們創辦了一個協會，一個民俗小組，還創建了一個足球俱樂部。在鎮政府的幫助下，我們還給協會蓋起了一棟房子。這些都再正常不過。我一直住在這個鎮上，所以我屬於這個鎮子，我當過六七年足球教練，直到兩年前，還是足球俱樂部的成員\\[激動起來\\]。隻要我還能奉獻，能夠付出，大門就向我敞開。一旦我不行了，就什麼都沒有了，大門就都關上了，朋友們也都不見了。

——那是在您出事故之後吧？

德姆拉先生：是足球引起的問題，我那陣子還能露面，日子過得不錯，還能奉獻和付出，不要人家一分錢，什麼問題也沒有，一切都挺好。我接待過從土魯茲來的業餘球員，他們都住在我家裡，我還屬於協會，等到我不能這麼做了，也就不屬於協會了。

——是嗎？就是說，被足球協會丟在一邊了？

德姆拉先生：徹底丟棄。以至於……為足球俱樂部服務了18年，奉獻很多，拿出好多錢，不光是錢，還到處奔波，花時間，每個賽季下來，給俱樂部掙來好名聲，可是一分錢也沒拿過俱樂部的。我自己出的錢，因為都是我身邊的人。現在倒好，進球場我還得買票。您瞧，這有多麼不公平。19年原文如此。——譯者注為足球俱樂部服務，從來沒有享受到一丁點好處，總是奉獻。我是教練，我帶來的榮譽多，培訓的球員多，鬧了個啥都不是。所有人都得到了鎮政府的服務獎章。我卻什麼也沒得到，甭管是什麼。

——沒人承認？

德姆拉先生：沒人承認。因為，假如我的名字是杜邦，或者杜蒙，就能得獎了。可是咱叫德姆拉啊。

——您認為這是原因？

德姆拉先生：當然。我當時不這麼想……（……）可是我現在就是這樣認為。現在我屬於壁壘另一邊的人了，我……

 […………]

因為我叫德姆拉

德姆拉先生：在法國這個地方，實際上有兩個社會，一個是羊群社會，傻笨，我就屬於這群羊。這個就是實際存在的差別。社會上還有好多有毛病的事物，因為有人懂得法律，遇上行政方面的問題，不管是社會福利還是別的什麼他們期待的東西，他們都有自己的權利；我們呢，我們得鬥爭到底。可是葡萄牙人呢，葡萄牙人裡十分之一是廢物，這跟別的種族一樣（……）。這些人，你跟他們沒啥好說的。可是，另一部分人呢，他們有權利，也有義務。我遵守我的義務，可是搞不懂，我的權利他們為什麼不給我。您明白我的話嗎？

——您得不到承認，對吧？

德姆拉先生：得不到承認了。到了什麼程度呢，我得告訴您我的那個事故。我一直到11月27號以前都沒有工作權。我在社會保障局做體檢，因為我名叫德姆拉，醫療顧問告訴我：“從19號起，您就無權工作了。”我的終止期到11月27號結束。19號呢，我還得去工作啊。等一下，這個我得給您解釋解釋。

德姆拉太太：不對，我不覺得……

德姆拉先生： [打斷太太的話，很激動]等著，等著，讓我把話說完。社會保障局讓我穿上矯正靴，我得這樣去上班，穿著矯正靴，您覺得這副樣子正常嗎？社會保障局給我一雙矯正靴，讓我不管怎樣都穿著去上班。我上了班，老板說：“這個不行，你得把靴子脫下來。”於是我跟工作診所的大夫說好，他給社會保障局打了個電話，給我動手術的那個人也給社會保障局打了電話，他們讓我待到1月7號。可是，是誰說的我可以上班？就我這副樣子？可是，既然是工作診所的大夫說的……

德姆拉太太：可是，這個……

德姆拉先生：[不顧別人地接著說下去]我不得不去，沒辦法……

德姆拉太太：[發現他說的話太多，想阻止他]人家沒必要知道這些。

德姆拉先生：您瞧……不對，人家必須知道這些，這些事（……）[對他太太說]你這是怎麼了？[轉向我們]她沒有權利，沒有權利，她那陣子得了偏癱，現在更糟糕了。

德姆拉太太：我現在還有點偏癱，身子右邊。

德姆拉先生：您知道社會保障局為什麼不管她嗎？因為那個時期她還沒有領取……

德姆拉太太：而且我受了不少罪。

德姆拉先生：……因為沒有日常補貼，整整一年啊，得等上一年纔有權領日常補貼。可是，誰把她的日常補貼拿走了? 就是社會保障局嘛。他們說我們根本沒有申請過。那封信我還留著，證明我們申請過，他們隻因為還不到一年就拒絕了她。

德姆拉太太：近有一個記者來調查，我呢，就抱怨了一通法國社會，不過抱怨的是法國領導層，我對周圍的人沒有怨言。如果有誰看我不入眼……我想，他是不喜歡我，我就隨他去。可是當你到了一個法國機構，說話帶著點口音，如果你有什麼要求，人家不會告訴你，你就要受罪了……

德姆拉先生：首先一點，咱消息不靈通。

德姆拉太太：我們消息不靈通。要知道，如果你法語寫得不好，沒有一個……你就玩不轉，我這個人嘛，挺笨的，如果有人為難我的話……

德姆拉先生：還有法語，我會說法語。

德姆拉太太：對，我說得遠了點，這還不是全部。另外因為我們不是誰都認識，人家也不告訴我們真相，這個很討厭。

[德姆拉夫婦談起他們跟法國人打交道的困難。她沒有上過學，不會寫字，丈夫倒是會寫，然而抱怨“在那邊學了一口怪腔調”。]

我到處受擠兌

德姆拉太太：所以說，我發現到處受排擠，到處都是這樣。在社會保障局遭擠兌，我們跟那兒的接待主任談過好幾次，他淨用漂亮話忽悠我們，737說什麼：“你們聽好，我呢……”我說：“聽著，您必須知道，不管怎麼說，我也在法國工作了20年，而且每天不止8小時。我到處跑，老板叫去哪兒就去哪兒，從來沒說過不。不錯，我掙了錢，可是我從來不會說不，生了病還得……”

——生病是什麼時候的事？

德姆拉太太：7年前。

德姆拉先生：1985年。

德姆拉太太：對對，我說多了，是1985年。我那時就在這種情況下，我以為，既然我有個城市雇主，我就有人管了。那時我是保潔員……在學校裡……已經干了13年。有這13年的學校工作，我想，不管怎麼說，我也有人管。您知道，直到現在，我生病期間照領工資，這個很正常，可是……（……） 您知道，無論如何，長期生病期間，我領一半工資，然後呢，三年裡一個子兒也沒拿到……我可是一輩子都在法國工作的，20年了。

——不過，這些屬於社會法律、公益職能的規定，長期生病確實是三年，過後就什麼都沒了。

德姆拉太太：是的，可是我那時有成年殘障人的資格，有正在工作的丈夫，他掙……他們不管我們的開銷。我有一些貸款，兩年當中我每個月纔掙113法郎……

德姆拉先生：107法郎。

德姆拉太太：兩年裡每個月107法郎，這個您不會說，鎮政府不知道，省裡和社會保障局也不知道吧？因為，如果城裡雇用外國人工作，那麼至少應該考慮失業怎麼辦啊？！干嗎要雇用外籍呀？葡萄牙人、阿爾及利亞人、西班牙人，卻不管他們會不會生病，就像我和好多別人這樣？為什麼不說：“注意啦，我們至少得為這批人考慮到失業怎麼辦？” 如果真有失業這回事，那我就高興死了……

——是啊，不過政府部門並沒有說會把失業補貼給它那些……

德姆拉先生：我搞不懂的是，她一生病就被解雇了，卻無權去……

德姆拉太太：無權領補貼。

德姆拉先生：……無權領補貼隻是開始……無權……如果她同時還能干別的，就沒有權利了……

德姆拉太太：他們沒有跟我建議別的工作啊……

德姆拉先生：……就這樣被解雇了，什麼也沒問，我們連她被解雇了都不知道！

德姆拉太太：是的，您知道，我那個月還沒結束呢。

——這個是公益職能的規定，某個時間一到，您就會因為身份失效被解雇。

德姆拉太太：社會保障局沒有認可我。

德姆拉先生：是因為長期生病被解雇的……假如她在工廠工作，她就有權……

德姆拉太太：對，我就能夠享受失業的權利了。

 […………]

——這個工作您做了多少年？

德姆拉太太：20年，我一到這兒就開始干了，那時候睡覺連被子、床單都沒有，一件家具也沒有，多虧了X先生……他是足球俱樂部主席，我帶著四個孩子來了，他家樓頂上有個地方，一個彈簧墊，幾床被子……

德姆拉先生：正因為這個，我不願意說法國的壞話，我一來就得到了人們的幫助。

德姆拉太太：我剛一來就開始工作了。什麼都不知道，我就在手上做記號，為的是第二天能夠說出什麼是拖把，什麼是地板刷子，那時候我開始到處干活兒，有不同的主人……一家旅館，A醫生家，鎮長家，S太太家，工廠老板家，都干過。日子過得很艱苦，帶著四個孩子，家裡啥也沒有。在葡萄牙時也不容易，我都得想法子。我們還能掙錢。然後我馬上就開始工作了，開始重新置辦我們需要的東西。主要是床，因為我們那時還沒安頓下來。然後就是家具，我們一點一點地盡量搞好，然後就是……739我們剛來那會兒，還以為一直會住在同一個地方……一邊使勁工作（……）\\[沉默，嘆口氣\\]。我們還以為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以為那已經結束了……

德姆拉太太：如今，的困難又來了。因為它來的時候，我還有貸款呢。

——哦，你們還要付房子的貸款？

德姆拉先生：還有不少呢。

德姆拉太太：我還有不少呢，還得四年纔能還清。四五年吧，還不算太多。這不，就出了那個意外。還好，我們有一筆小小的醫療保險，不然就沒法……活下去了。

我……經歷過很多不平……雖然我一直在為法國人服務

德姆拉太太：來法國我特別高興，也挺喜歡法國人，可是經歷過很多不平。很多，尤其在我身上！雖然我一直在為法國人服務。

——是的，因為您做了那麼多工作，受雇於……

德姆拉太太：我可以向您保證，如果現在有人說：“隻要需要她，她每天都在。”我就會在那些人那裡獲得證書，那些人……有個老女人，她母親生了重病，這個人跟扶輪社和別的啥組織是一塊兒的，唔，她跟我說：“琳達，我需要你，因為我媽媽不願意要別人，你哪天晚上來一趟吧，你人一到，我就來接你去。”您知道，中聽的話我經常聽到，可是我琢磨，這個事跟錢肯定沒關繫，既然人家喜歡我，這個沒法拒絕。三年當中，多少次啊，她母親癱瘓在家……我早上四點就去，這個時候她們到來。因為扶輪社的集會經常很晚，夜裡。於是，她們早上四點鐘來這兒接我。我不遺憾，因為我幫助了別人，雖說她們付給我工錢。這個鐘點價錢很貴，可是我都是按正常鐘點拿錢。所以說，我沒有……740

德姆拉先生：有幾次沒拿錢。

德姆拉太太：那是別的情況，很正常。反正我也沒指望錢。不過，我原來想，法國社會，特別是發放救濟金的機構，多少會承認一個工作了一輩子的人，我一直……假如我知道會生病，知道會出這種事，我本來應該找個工廠的工作。那時候我需要工作，本來會去工廠找工作，就不去這種沒有工作保障的機構了。再說，如果他們對我好，本來應該告訴我再去找個事干干，因為你得等，我想等15年吧，纔有權領取……領取那個……

德姆拉先生：[氣憤地] 難道他們不能告訴她，鎮政府就不能告訴她嗎？

德姆拉太太：就不能告訴我一下？ 能！他們能！

——沒錯，沒錯。

德姆拉先生：這裡頭有一個社會方面的原因。

德姆拉太太：總之是一種疏忽，在……

德姆拉先生：他們根本不在乎！

德姆拉太太：我為鎮政府工作了13年，13年啊！

[…………]

德姆拉先生：反正這裡頭很復雜。對於法國人來說，已經夠復雜的，對於我們這些外國人來說就更……她的情況和卷宗我根本沒見過，是部委層級的卷宗……

——他們本來應該……沒跟你們解釋過嗎？

德姆拉太太：這正是我責怪他們的地方，而且，在我的頭腦裡，我不想用種族主義這個字眼，可是……我覺得，反正有什麼人不願意外國人參加服務工作。這個想法雖然我不說，但還是在我頭腦裡。我這麼想，是因為有一次，就在這張桌子旁邊，我跟鎮政府的一個顧問談話，我一直覺得他是朋友，他說什麼：“無論如何，我不希望把位置……一個行政部門的位置，交給一個外國人。”我於是說：“不，您聽好……”

德姆拉先生：跟另外那個不願意我們領取家庭補貼的人一樣。

德姆拉太太：正是，我於是問他：“那是為什麼？”741

德姆拉先生：外國人為什麼能夠領取家庭補貼？原因他並不知道。

德姆拉太太：被找去做這個工作以前，我並沒有向鎮政府提出過申請，因為那個時候，人們都知道我這個人到處跑，那一年氣溫特別高，是1976年吧？1976年……保潔女工全都病倒了，她們受不了高溫，還有兩個人動了膽囊手術……我接到一個電話，那時候我打算出去工作，是一個學校保潔女工打來的，我不認識她。我就說：“行，我去干幾個小時，幫幫忙吧……”接下來，鎮政府就把我留下了。 所以說，您看，我連申請都沒提交過，對吧？那陣子，我不是沒活兒干，不是沒有，時不時找上門來，都招架不過來了。這不，後來就把我留下了。再後來，有一位顧問對我說：“我希望這個工作留給法國人做。”這不行……這件事讓我頭腦裡有個想法，那個家伙的名字我可以告訴您，不過……

德姆拉先生：別說，別說出來。

德姆拉太太：我於是問他：“那是為什麼？”我還跟他爭辯了一通，說：“嘿！怎麼說呢？我們跟別人一樣納稅呀，一切開支我們都有份啊。”再說，我本人從來沒有享受過社會救助，直到今天還是如此，更別說那個時期，當時我本來應該享受的。這一點就行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說的是當初，我告訴他：“您聽好，我像別人一樣工作，這份工作是他們建議我去做的，我感到孩子們開始長大，我不出去收拾打掃，他們也能生活下去，我們的處境穩定得多了。”（……）

德姆拉太太：錯誤啊，嚴重錯誤。

德姆拉太太：我於是就接受了。他說：“不不，我跟您直說吧，這些活兒不應該交給外國人，我希望留給法國人干。”鎮政府的各個部門裡有外國人，不過都入籍了。（……）我也申請了入籍，然後，不知道哪個層次缺了點什麼……我就沒再去管它，也不知道會生一場大病，再說，那些法律我都不了解，要是早知道，742我就會啟動國籍申請了。（……）L太太我當初覺得是個好人，現在有那麼點……有點懷疑了，（……）她對我說：“德姆拉太太，您來一趟吧，我要見見您，談談您的工作問題，您生病兩年了，到了第三年頭上，我們就必須給您推薦一個半職的工作，要麼就得……”可是沒有人動彈！我要是知道，早就……我還是去見了她，我說：“L太太，您還是去問問顧問或者鎮長，看看有沒有半職工作給我吧。”早知道事情會是這樣，我就會說點什麼。

德姆拉先生：她留下了，被解雇了。她去過鎮議會，他們知道，不出兩三個月，她就會被解雇。

德姆拉太太：今年五月。

德姆拉太太：您看到事情的經過了吧？\\[提高嗓門\\]必須去找，去找！

必須弄清楚，他們是願意我們融入社會呢，還是要我們撒謊、造假……

德姆拉太太：這就是說，我和我丈夫失去了好多好多工資，因為生病以後的兩個月，工廠發工資的時候，拿掉了獎金。可是第三個月，他拿到四千法郎，我什麼也沒有，隻拿到107法郎，這樣一來，我們就接不上了，一張一千一百多法郎的水費賬單。於是，您知道，我當時很生氣，就寫了一封信，拿去給鎮長看，信裡說：“破天荒頭一次，我要申請救助，因為我無法應付病後的開支和鎮政府的疏忽；其次，我丈夫剛剛出了事故——這事無人不曉——我無力償付……因此請求社會救助局幫我付清這張賬單。”一個月過後，稅務官給我寄來了通知。一個星期五，我給鎮政府打電話，說：“我要跟鎮長先生說話。”人家說：“不行，他不在。”我:“太太，請問社會扶助辦公室誰管？”“是我啊，A太太。”我就問：“那麼，A太太，我是德姆拉太太，至少一個半月以前，我給您送去了一封信，是為了一個申請……”743她說：“是的，可是那個申請沒批準！”“憑什麼？我就不值得你們回復一下?這個鎮政府是怎麼搞的？申請被拒，這個您是知道的，你們連個回復也不給。”她說：“那您來一趟，見見X先生吧。”那個人是管不知什麼技術的，我就說：“我跟他說不著，我要見的是鎮長先生。”我去了鎮政府，沒跟我丈夫提一個字，我進去就說：“鎮長先生，我來見您。”他說：“A太太已經跟我說了，您的賬單會付清的。”那位鎮長，我對他有點意見，因為我丈夫每天幫助他打理足球俱樂部，連星期天都搭進去了。那是我那心肝兒的一切，他的全部。可是，他出事以後，鎮長連個電話也沒打過。當時，曾經有……鎮警察局，一塊踢球的伙伴，他們一聽到救護車的警笛就都來了，都知道準是他。都是朋友，都來了。還有其他人，鎮議會的，他們20號那天知道我提出了申請，他們提到了我們付不起賬單。於是，第二天，那是個星期六，鎮議會的議員都給我們打電話，告訴我們：“這個太不像話了。你們遇到的事我們剛剛得知，我們一直不知道，那好吧……你有什麼需要就提出來好了。”

[議論了一番鎮議會。]

德姆拉太太：三年前，我生病的時候，鎮長給我打過電話，說：“德姆拉太太，這個事現在很棘手，我們正在領聖體呢。”那是在五月裡，所以“人們都很忙，法國人說得接待客人……我這兒忙得不可開交，還不知道安排他們去哪兒睡覺呢”。我說：“鎮長先生，您希望我做什麼，盡管說。跟以往一樣，我可以接待兩個人喫飯，可以安排單身的在我家睡覺。”他說：“那太好了，您人真好。”我不願意把這些事都攤在桌面上，可是我覺得，有一天我得跟他說說，因為，直到今天，他有需要的時候，他心裡很清楚，那些一向配合他的人還會挺身而出。不過，為了不使我們的生活面臨險境，他得告知議員們和做出一些必要的安排……因為，您知道，我的住房之所以還沒有被沒收，我告訴您是什麼原因吧：因為我的孩子們一直是……用葡萄牙語養大的，744他們給了我們錢。 因為我們的房子……一個時期裡沒付錢，還有汽車貸款，現在還清了。

[…………]

德姆拉太太：這不是盯住別人不放，我也不認為人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我是衝著法國行政部門來的。

德姆拉先生：您知道，有時候我會暗琢磨，為什麼要融入社會？他們是對的。我呢，本來應該做的，是在這兒靠救助過日子，盡量搜刮，再寄往葡萄牙。這邊喫救助，那邊發點財？不不，這不是發瘋嗎？！必須弄清楚，他們是願意我們融入社會呢，還是要我們撒謊、造假、鑽法律的空子？不，這不行，我們既有權利，也有義務。那麼好，既然我承擔義務，你就該把權利還給我。這個纔是讓我氣憤不平的。（……）因為我屬於家庭，一切都運轉得不錯，都很好，可是一旦你掉進糞坑裡，就一個人都不見了。有權利也沒用。

1990年12月

文摘③ 

總序

根植於馬克思、韋伯和塗爾干所代表的歐洲社會學傳統，以20世紀60年代法國學術圈為背景，布爾迪阨的作品既是一個延續，也是一個斷裂，是對來自不同路徑的既得知識的帶有批判性的繫統化。如果用塗爾干與“常識”決裂的經典視角來解讀的話，其作品也可以被描述為社會科學領域的一次“像征革命”。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布爾迪阨在一繫列經典對立關繫中發現第三個立場的能力，如個人與社會、心理結構和社會結構、歷史和結構、自由和決定論、相對歷史主義和普世理性主義、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積極投入和保持距離等對立關繫。正是通過這一能力，布爾迪阨逐漸建立了一種範式，可以總結為“資本”“場域”“慣習”的概念三部曲。這一範式與反思的原則不可分割，而這一反思的原則可以被理解為使客觀化主體科學地客觀化的過程：對於自我的認知，事實上在這裡被視作發表關於世界現實的言論的一個必要前提。基於經驗研究，布爾迪阨的作品可以被描述成一部“像征資本的經濟學”（其“資本”的概念可以拆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像征資本”，後又可依照各個相對獨立的場域，被界定為相應的特定資本）；他的“再生產理論”對於資本分配的不平等的描述（包括其中的“失敗者”和“奇跡般的成功者”）印證了這一點，其像征衝突和像征革命理論（在文學領域通過分析福樓拜來展示，在藝術領域通過分析馬奈來進行）也體現了這一點；再如其“實踐總體理論”（在分析中呈現為慣習和場域的踫撞）；又如他的“統治關繫理論”以及形式繁多的像征暴力在不同社會空間中的體現（階層統治、男權統治、殖民統治等）；後，他未能完成的“場域總體理論”中也呈現了這一點。

今天，布爾迪阨的作品被當代知識界的不同領域使用、引用、討論和批判，這些領域從教育社會學到語言哲學，再到認識論，還包括了民族學、政治學、制度主義經濟學。如果說布爾迪阨可以被視作我們這一時代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其作品角度的多維性和形式的多樣性則使得其無法被慣用的學科劃分方法歸類，無法判定其作品隻屬於某一學科。如果說布爾迪阨確實是一名社會學家的話，則同時也可以說他是一位哲學家：20世紀50年代末他所著手解決的正是一組哲學問題，他所采用的方法使人想起塗爾干的研究路徑，後者在20世紀剛剛來臨時，嘗試使康德的哲學“社會學化”。而布爾迪阨也是一個“社會科學家”：正如對於他的作品的不同形式的采納和接受所印證的，他的作品涉及了大部分社會人文學科，如語言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人口學、歷史學，乃至認知科學。

出於介紹其作品的目的，我想提幾個在理解他的作品時，尤其是在其作品傳播到遙遠的國度時會產生的障礙。我堅信對這些問題的了解，可以幫助讀者提高逾越這些障礙的可能性，雖然這可能隻是一個幻想。

首先，我們不能否認布爾迪阨文字中固有的、在語義上和句法上的理解難度。即便是內行的讀者，也無法避免在理解他的作品時出現困難（當然，對於翻譯者也是如此）。這一困境與他論述過程的稠密度有關，與其舉例的豐富度有關，還因其經常側面指出其引用的例子可能具有的同源性(homologie)，也因其總是考慮到界定他的論述的有效條件和範圍，預見到可能出現的異議或者誤讀，還由於他經常使用為了切斷與常識的聯繫而建構的概念上的習慣用語，更由於他的句子結構總是那麼復雜，而這一復雜句式的建構一方面反映了社會過程相互聯繫的特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個自省的思想是如何進行的。

布爾迪阨的著作對於外行來說難以接近，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出於不同的原因，閱讀起來也並不容易。除了屬於知識分子們自己特有的經院環境以外，布爾迪阨的作品切斷了知識分子和社會世界之間迷人的聯繫和知識分子與他們自身社會地位的聯繫，他擺脫了主體性哲學、存在主義者的人道主義、60年代末以薩特為代表的激進主觀主義，也擺脫了無主體性哲學、結構主義下的反人道主義和列維斯特勞斯所代表的客觀主義。與此同時，其著作與文學哲學傳統下統治整個法國知識界的理論至上主義決裂，也與支配著全世界研究走向的美國社會學所推廣的實證經驗主義相抗衡。正因如此，布爾迪阨的著作被主觀主義者視作“客觀主義”，被結構主義者定義為“人道主義”，被經驗主義者劃分為“理論主義”，並被歷史哲學家視作“實證主義”，其著作的接受過程曾經在很大程度上由不真實的邊界和人為的分割所左右，正是這些邊界劃分著一個國家所有的領域，並一直被布爾迪阨質疑(Brubaker,1985)。

雖說布爾迪阨的著作具有讓知識分子們感到為難的所有特質，但在理解過程中容易出現的問題大概在於把其著作矮化為純理論著作的閱讀方式，以及通過這種方式來評論書中的概念，而不是使用它們。對其著作的誤解一方面產生於對其研究路徑的誤讀，另一方面來自對其研究意圖的錯誤認識。布爾迪阨在知識生產上的實踐不能被簡單歸類為“理論生產”：“我建構的理論工具不是為寫評論或者寫注釋而設計的，而是為了在新的研究中使用的。”(Bourdieu, 1993 :27)如果布爾迪阨提醒人們不要拿他的著作來進行“哲學性”閱讀或“理論性”閱讀，這是因為他想傳遞的是一種“科研慣習”，是一個普適的、對於社會學者這一職業必不可少的傾向性(disposition)繫統。對理論至上主義的提防導致對經驗主義的警惕：沉浸在經驗現實中會使人自然而然地把觀察到的案例建構為一種可能性，而這一可能性又被置於一個可能出現的形勢是被限定的世界中。

除了這些困難，還要加上國際觀念貿易自身形成的一些障礙(Bourdieu,2002)。除了語言障礙、民族主義障礙、偏見和刻板印像這些在知識生活中大概不比其他社會領域要少的問題，還有根植於國際觀念貿易邏輯的誤解的結構性原因。借鋻了馬克思的觀念，布爾迪阨用“無上下文的文本流通”來分析這一結構性障礙。各國的知識領域的結構如同國際觀念貿易中的一個文化中介；出口國的結構決定產品的形式，而接受國如同某種思維透鏡一般挑選、曲解那些可以在它們自己的背景中找到共鳴的思想，並用地方上的理論方言把這些思想轉譯出來。然而，接受了這些進口觀念的人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忽視了生產這些觀念的場域，忽略了構想它們的場域在科學層面的可能性以及這些觀念原本的意義和作用。在此之上，它們自發地依據接受地的場域結構重新闡發了這些觀念，並通過感知模式和闡釋模式把它們與接受地的背景聯繫起來。一個來自外國的文本所持有的意義和作用正是這樣被確定下來的，至少無論對於接受地還是對於來源地都是一樣的。“錯位誤讀”效應與觀念的國際化流通密不可分，這一效應基本上表明了引進著作在來源地的含義和客觀地位與其接受者在接受地的立場不可避免的相互影響。與來源地的知識界在距離上的遙遠和熟悉感上的缺失使人傾向於把布爾迪阨作品的復雜性歸咎於巴黎知識界的特殊性（“法國例外論”）。翻譯所固有的碎片化（正如與此相反的使一部著作的不同階段同步化）使人們無法理解一個著作的闡釋邏輯：它中斷的地方、它修正的地方、它重讀和修改的地方。超越這些障礙意味著采用一種社會衍生學的角度來看待一部作品：超越關於一個國家內部生產場域的社會學和其中孕育的國家性的思維分類法。在這一視角下，人們應該把這一分類法解釋清楚，通過研究教育制度史和文化生產的場域，使一個國家在文化上的潛意識結構浮出水面，而這正是思維體繫的歷史基石。這樣，我們纔可以把社會科學在超越各國內部知識生產場域界限而流通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扭曲誤解變得顯而易見，而這一過程可能可以抵消或者減少這些曲解。

但是，正因為“所有的科學都藏在某處”，又因為鬥爭的輸贏纔是社會學的研究對像，我覺得理解布爾迪阨著作的主要困難不在於其復雜的句法和晦澀的措辭，不在於知識分子學究式的偏好，亦不在於國際觀念市場的內在困難，而在於整個批判社會學事業所帶來的困境。對其著作的理解消化首先踫觸到的，是或多或少被牢牢內化的反對所有社會學嘗試揭露內情時會遇到的阻力，這不僅僅是有時社會學質疑的一些關鍵利益，還有常識上的一些模式。社會學的工作很少使我們到達被稱為清晰的境界，換句話說就是為情理之中的事情提供證據：主體性哲學和各種形式的主觀主義幻覺都明顯比社會學的客觀化過程所帶來的結果離常識想法更近，所以“理性選擇理論”也明顯比“慣習理論”離常識的距離更近。此外，作為除魅者，社會學的主張經常被（錯誤地）視作囚禁在一種命運裡，而社會學家也經常被看成掃興者。與其說社會學真的是一門除魅或者滅聖的科學，不如說它其實是一門“擾人的科學”(Bourdieu,1980)。因為它揭露出隱藏在背後的有時被抑制的東西，還因為它經常與統治者的利益相違背，部分由於這些利益隱匿於緘默的表面之下或於情理之後，而情理經常告訴人們事情就應該是這樣的且無法是其他的樣子。

熱拉爾•莫熱(Gérard Mauger)

2016年4月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