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社會性別與生態文明

內容簡介

本書旨在從社會性別視角探討全球化語境下社會性別與生態文明關繫的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書中的篇什既考察了國際宏觀政策的動態流變，也探究了轉型中國的本土經驗尤其是微觀村落層而的發展動向，內容涉及就業、農作實踐、土地利用、三農問題、氣候變化、艾滋病及健康與保健等一些當代中國*挑戰性的發展問題。

作者簡介

胡玉坤博士，現任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導師，譯著有《中國北方村落的社會性別與權力》《中國婦女與農村發展》等。

自序
知識譜繫、話語權力與婦女發展
婦女、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社會性別、環境與發展的交叉互動
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國際農村婦女政策
農地制、土地利用與可持續發展
轉型中國的三農危機與社會性別問題
“三年困難”時期的農家生存策略
性別勞動分工與“農業的女性化”
將社會性別納入農村水供應與衛生項目的主流
社會性別視閾下應對氣候變化問題
全球化、社會性別與艾滋病問題
全球化時代的農村婦女健康
鳴謝

自序

社會性別、族裔與差異

知識譜繫、話語權力與婦女發展

婦女、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社會性別、環境與發展的交叉互動

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國際農村婦女政策

國家、市場與農村婦女就業

農地制、土地利用與可持續發展

轉型中國的三農危機與社會性別問題

“三年困難”時期的農家生存策略

性別勞動分工與“農業的女性化”

從承諾到行動：中國的婦女環境運動

將社會性別納入農村水供應與衛生項目的主流

社會性別視閾下應對氣候變化問題

全球化、社會性別與艾滋病問題

全球化時代的農村婦女健康

鳴謝

在線試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已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社會與環境的互動關繫。在應對生態危機的嚴峻挑戰中，人類跨入了以可持續發展為焦點的生態文明時代。早在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布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就率先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很快成為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的一個基本共識。這就迫切需要深刻反省既往發展模式，更寬泛地理解可持續發展，並進而對生態文明進行整合性探究。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環境和社會性別這兩個長期被忽視的發展問題幾乎同時被提上了國際發展議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1992年通過的《21世紀議程》，提出了從全球到地方各級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藍圖和制度框架。該《議程》有18處提到社會性別，有252處提到婦女，並在第24章“為婦女謀求可持續和公平發展的全球行動”中繫統闡述了婦女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繫。從那時以來，在各種國際政策和實踐中，社會性別便成為所有發展問題中的一個交叉性主題，被貫穿於可持續發展不可分割的三個維度（經濟、社會和環境）之中。
中國政府幾乎與國際社會同步將“可持續發展”理念轉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政策和話語。1994年制定的《中國21世紀議程》，為我國走向可持續發展之路定下了基調。200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2007年，十七大首次將“建設生態文明”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2年，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繫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既是對“可持續發展”這個時代命題的積極回應，也是在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逼迫下反思中國發展模式的產物。自改革開放以來，不論在城市抑或農村，在一味追求GDP的發展導向之下，高投入、低產出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在城鄉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一些短視性和功利化的機會主義行為和“搭便車”現像大行其道，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亦泛濫成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無疑已危及子孫後代的福祉和發展。在上述背景下，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不啻發展理念上的一場“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已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社會與環境的互動關繫。在應對生態危機的嚴峻挑戰中，人類跨入了以可持續發展為焦點的生態文明時代。早在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布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就率先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很快成為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的一個基本共識。這就迫切需要深刻反省既往發展模式，更寬泛地理解可持續發展，並進而對生態文明進行整合性探究。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環境和社會性別這兩個長期被忽視的發展問題幾乎同時被提上了國際發展議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1992年通過的《21世紀議程》，提出了從全球到地方各級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藍圖和制度框架。該《議程》有18處提到社會性別，有252處提到婦女，並在第24章“為婦女謀求可持續和公平發展的全球行動”中繫統闡述了婦女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繫。從那時以來，在各種國際政策和實踐中，社會性別便成為所有發展問題中的一個交叉性主題，被貫穿於可持續發展不可分割的三個維度（經濟、社會和環境）之中。

中國政府幾乎與國際社會同步將“可持續發展”理念轉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政策和話語。1994年制定的《中國21世紀議程》，為我國走向可持續發展之路定下了基調。200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2007年，十七大首次將“建設生態文明”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2年，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繫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既是對“可持續發展”這個時代命題的積極回應，也是在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逼迫下反思中國發展模式的產物。自改革開放以來，不論在城市抑或農村，在一味追求GDP的發展導向之下，高投入、低產出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在城鄉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一些短視性和功利化的機會主義行為和“搭便車”現像大行其道，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亦泛濫成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無疑已危及子孫後代的福祉和發展。在上述背景下，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不啻發展理念上的一場“革命”。

社會性別是影響生態文明的一個重要變量。比照男性，婦女不僅承擔著生產者、生育者、消費者及照料者的多重角色，她們還負責提供並管理食物、飲水、燃柴等生活必需品，有的還擔負了促進家庭、社區保健和環境衛生的責任。因兩性角色和責任的不同，婦女使用和管理土地、水、林木等環境資源的經歷，可能有別於男性。但由於無所不在且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和歧視，婦女和男性擁有和控制環境資源的權力與責任常常是明顯失衡的。環境資源的耗竭、生態環境的退化往往同各種社會不平等、貧困、性別歧視及政策制度不健全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致使一些邊緣化婦女難以平等地參與發展進程並公平地受惠於社會與經濟發展，有的還會不同程度地承擔環境污染、土地退化、森林砍伐、生物多樣性喪失及氣候變化等生態危機的負擔和代價。

社會性別也是觀察生態文明的一個獨特視角。社會性別視角有助於審視和檢討環境與發展領域的社會性別不平等及其與地區、城鄉等其他社會不平等的交互作用。例如，小流域治理、退耕還林、水土保持、防沙治沙及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環境政策或生態項目，都不是社會性別中立的。它們有可能對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城鄉兩性帶來迥然有別的益處或負面效應。但迄今為止，環境與發展方面的決策通常帶著社會性別“盲點”或偏見，因而往往漠視或貶低婦女的相關知識、需求和權利。

生態文明的根基是社會、經濟和環境三者交融的可持續發展，將社會性別與生態文明勾連起來，將有助於從這三個維度更好地解讀和促進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半邊天”，在環境資源利用與管理、防災減災、節能減排、保護環境、消除貧困以及控制人口等各個領域，婦女都起了不可或缺的關鍵性作用。人是發展的中心和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這是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運動的核心，也是中國政府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願景的精髓所在。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地關繫高度緊張、自然災害頻仍的發展中大國，倘若占人口半數的婦女不能充分發揮其潛力和作用的話，那麼，如何能實現生態文明建設和“美麗中國”的願景呢？從上述角度講，探究社會性別與生態文明建設這個課題，不論對於學術研究還是政策干預，都是十分必要且非常迫切的。

本書旨在從社會性別視角探討全球化語境下社會性別與生態文明關繫中的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在西方發達國家，許多致力於社會性別與環境研究的學者，往往傾向於對人口、貧困、環境、人權、健康及性別不平等這幾個主題進行整合性的綜合考察。本書在秉承尊重、理解這一學術取向的基礎上，立足於現代化-全球化進程這一時代大趨勢，不僅探究有關社會性別的國際宏觀政策的動態流變，而且探討轉型中國的本土經驗，特別是微觀村落層面的發展動向,其內容涉及就業、農作實踐、土地利用、三農問題、氣候變化、艾滋病及健康與保健等一些當代中國挑戰性的發展問題。

本書也是筆者近十多年來從事社會性別與發展研究相關成果的一個結集，關於人口與健康方面的專題研究成果，將另行結集出版。

期待著學界前輩和朋友們的批評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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