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便簽紙上隻寫著三個字：“幫幫我”。
那是在“派遣合同期滿”等致使生活窮困人群激增的2009年4月。我從未看過比這更令人痛心的文字。
留下這段文字的，是一名男性。他曾經在餐館工作，孤零零地死在了北九州市門司區的家中。他死於饑餓，年僅39歲。
在供奉著母親的佛龕前，雙親皆已離世的男子躺倒在被褥之上，任身體慢慢變冷。“幫幫我”的呼喊是寫給親戚的，而這封簡短的信卻被留在了男子的遺體旁邊。
他至死都未向親戚或朋友坦白自己走投無路的悲慘處境。
為什麼？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成了我們此次采訪的出發點。

得知男性孤獨死的消息，是在2009年6月上旬。NHK北九州地方局在當日的新聞中進行了報道，我又吩咐負責警方新聞長達6年之久的首席記者都築孝明先生去做面向通訊或電視節目的深度采訪。都築記者采訪過無數案件，有著卓越的采訪能力，站在社會弱勢群體的角度上做了大量采訪。
我自2008年7月開始，以北九州地方局新聞采訪部主任的身份全面負責記者采訪事務。在北九州地方局就任兩個月後，美國的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發世界經濟蕭條的“雷曼衝擊”給日本的經濟和就業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在汽車產業、制鐵等制造業聚集的北九州市，也不斷出現停止雇用非正式勞動者的情況。“如何保證就業，維持生活”對身在新聞現場的采訪部主任和記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采訪主題。
此時那名39歲男性的孤獨死所帶來的衝擊可想而知。三十幾歲，正值壯年，為何會發生這種事？

39歲。其實，我今年也剛好39歲。
我出生於1969年。還記得在小學的課堂上，學到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實現了飛躍發展時，我的內心滿是驕傲。社會課參觀去的是汽車工場。當時，日本汽車的產量增加，面向美國等海外國家的出口也在不斷擴大。
我大學入學時，依舊處於泡沫經濟時期，日本的大型企業在美國不斷收購洛克菲勒中心、哥倫比亞影業公司等歷史悠久的美國資本，“痛擊日本”的風潮正盛。我本人是個窮學生，在考入大學之前，也曾經在建築工地打工賺取生活費。當時很容易找工作，小時工資很高的兼職比比皆是。
然而，進入90年代後，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經濟陷入了長期低迷。經濟收緊，企業也在推進合理化。公司員工更是被重視結果的結果主義緊緊箍住。學生就業本就困難，經濟冰河期仍在持續。陷入不穩定的就業狀態的年輕人增加，企業和個人被“勝利組”“失敗組”這種對當事人來說毫不留情的詞彙分為三六九等。收入差距拉大，可以說，如今的“三十代”群體剛好是在個人必須要自力更生的“自我責任”風氣中成長起來的。
雇用環境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三十代”群體正面遭遇嚴峻形勢。畢業時就業形勢已是艱難，大學畢業的非正式勞動者不斷增加，而企業在業績惡化時會選擇裁員，非正式勞動者首當其衝。非正式勞動者成了所謂的調節閥。
如此一來，“三十代”群體中也多見失業者。我們的期節目於2009年7月播出。當時全國的完全失業人口達到了359萬人，完全失業率刷新了以往的紀錄。企業縮減招聘人數，尤其對過了35歲的人而言，再就業形勢極為嚴峻。
通過采訪，我們了解到，完全不打算尋求幫助的“三十代”人群在增加。“不能給家裡人添麻煩”“自己會找到工作盡量解決問題”。他們正是用所謂的“自我責任”來苛責自己，不與任何人溝通，斷絕了與家人、朋友和地域的聯繫，孤立無助。
大家在心中所描繪的“三十代”的群體畫像是自立自強，對社會有所貢獻的樣子吧。然而，描繪出的未來圖景與現實相差甚遠，從我們采訪的“三十代”人群身上，我們深深感受到了他們在自我反省“明明都三十幾歲了”的同時，羞於尋求幫助的心情。
邁進三十大關，會更加真實地感受到彼此生活上的差距。面對組建了家庭、幸福生活的同齡人，不願以自己如今的樣子示人的心境也可略窺一二。

2008年秋天以來，在北九州市內街頭徘徊的流浪者中也出現了三十幾歲的青年人的身影。

節目的采訪得到了NPO法人“北九州流浪漢支援機構”的法人代表奧田知志先生的大力協助。奧田先生並不認為要事無巨細地對無家可歸的人提供幫助，提到“終還是要靠他們自己”。
但同時他也表示，靠自己找到邁向自立的起點很難，全方位援助很有必要。奧田先生的NPO法人團體會幫助無家可歸的群體找工作，提供暫時的住所幫助其自立。
針對一直拒絕發出求助信號的“三十代”，奧田先生在采訪中這樣說道：
“這十年來，社會總是強調這是當事人的責任。即使身陷困境，那也是自己的責任。是我們的社會將這一觀念灌輸給了年輕一代。”
這樣的境況已經不是接受采訪的這部分人群獨有的問題了—這種想法愈發強烈。
如果考不上學。如果找不到工作。如果就職的公司破產了……
或許會有人不以為然，認為他們不夠努力。當然，努力是必須的。可另一方面，當事人卻告訴我們，當人生因為一次失敗或某些原因變得一塌糊塗時，從摔倒的地方爬起來絕非易事。

對“三十代”群體的采訪由北九州地方局的記者和導演3人與福岡地方局的導演2人共同負責。采訪組多次造訪北九州市內無家可歸的人群聚集的食品免費分發點及繁華街區，與他們面對面，深入踫觸到了“三十代”的真實面貌。
雇用環境惡化，再加上社會的封閉，我們所采訪的“三十代”群體呈現出了一種無依無靠、自責、無能為力、不斷自我消耗的狀態。節目播出之後，同樣以“三十代”群體為中心，互聯網上，推特等社交媒體中充斥著“並非與我無關”的共鳴。
“三十代”，或許應該更加積極地去尋求幫助，去實現東山再起。但我們的社會是否已經具備了包容這種求助的聲音的環境呢？
“三十代”的現狀，正反映出了當今社會的樣貌。

聽聞本書要出版文庫本，導演們再次向北九州市進發，進行了現場采訪。
4年了。佇立在街頭或公園中的“三十代”的身影如今還在嗎？導演們一次次地來到當年采訪時經過的地方。在那裡，他們看到的，是人數遠超以往的、因無法開口求助而深陷苦惱的身影。
借文庫本出版之機，我們在第七章加入了的采訪內容，再次直面“三十代”群體的生存現狀。我們所看到的並非隻有扎扎實實地向前看，靠自己站穩腳步的身影。
本應肩抗日本未來的“三十代”究竟為何所困，又在想些什麼呢？
就算是為了構建一個充滿活力、更加美好的社會，我也衷心希望，通過本書，可以將他們的聲音盡可能地傳達給更多的人，引發人們的思考。

松原良祐（NHK北九州地方局新聞采訪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