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簡介：

海因裡希·蓋瑟爾伯格（Heinrich Geiselberger），1977年生於德國魏布林根，2006年至今任蘇爾坎普出版社編輯。

15位撰稿人包括：

阿爾君·阿帕杜萊、齊格蒙·鮑曼、多娜泰拉·德拉波爾塔、南茜·弗雷澤、伊娃·伊魯茲、伊萬·克拉斯特夫、布魯諾·拉圖爾、保羅·梅森、潘卡·米什拉、羅伯特·米希克、奧利弗·納赫特威、塞薩爾·倫杜埃萊斯、沃爾夫岡·斯特裡克、大衛·範雷布魯克、齊澤克。

孫柏 

1975年生於北京，於北京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2001）和文學博士學位（2006），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著有《丑角的復活》《擺渡的場景》《尋找多數》，譯著包括《電影研究關鍵詞》（合譯）、克拉考爾《大眾裝飾：魏瑪時期文論選》（即出）。

前 言/海因裡希·蓋瑟爾伯格

01— 民主的疲勞/阿爾君·阿帕杜萊

02— 尋找目標與命名的癥狀/齊格蒙·鮑曼

03— 晚期新自由主義的進步和倒退的政治/多娜泰拉·德拉波爾塔

04— 進步的新自由主義還是反動的民粹主義：一個霍布森選擇/南茜·弗雷澤

05— 民粹主義或自由派精英的危機—以以色列為例/伊娃·伊魯茲

06— 多數的未來/伊萬·克拉斯特夫

07— 歐洲避難所/布魯諾·拉圖爾

08— 克服對自由的恐懼/保羅·梅森

09— 怨憎時代的政治學，啟蒙的黑暗遺產/潘卡·米什拉

10— 莽夫之勇/羅伯特·米希克

11— 去文明化—論西方民主的衰退趨勢/奧利弗·納赫特韋

12— 從全球衰退到後資本主義反向運動/塞薩爾·倫杜埃萊斯

13— 被排擠者的復歸—新自由資本主義終結的開始/沃爾夫岡·施特雷克

14— 致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勞德·容克的一封信/大衛·範雷布魯克

15— 民粹主義的誘惑/斯拉沃熱·齊澤克

這本文集不僅提供了對民粹主義成功之深層原因的各種分析，還提供了導致其產生的多種不同的視角。

——漢斯–馬丁·勛赫爾–曼（德意志電臺）

我們身處何處？這是在我們的時代很難確定的事情……這本合集對於解答這個問題尤為合適。

——瓦爾特·霍爾施泰因（《新蘇黎世報》）

本書為政治上偏左的傾向提供了多種可能的解釋。

——巴巴拉·庫赫勒（《法蘭克福彙報》）

一本應被討論與辯論的書。

——格齊內·賴希施泰因（不來梅電臺）

一本有有現實意義的出色文集。

——卡羅琳娜·費徹爾（《每日鏡報》）

這本文集，同時在多個國家出版，旨在建立一個國際公共討論空間。這一舉措人們會欣然認同。

——卡爾·亞當（imgegenlicht.wordpress.com）

任何迫切想要了解當代國際政治中發揮作用的深層結構的讀者的之書。

——Hyperallergic

對於想要反思近期政治變革的讀者，本書會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起步。

——LSE Review of Books 

每一個想要闡明在“歐洲愛國者反伊斯蘭化運動”、另類選擇黨、特朗普、英國脫歐、勒龐、歐爾班等這一繫列事件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的人，都無疑應該仔細研讀這本文集。

——literatourismus.net

一場關於大衰退之根源與民主出路的國際論辯，能為當前急迫的形勢轉變做出重要的貢獻。蘇爾坎普出版的這本文集*先對國際形勢提供了一個概觀，以及大量討論的入手點。

——Kulturbuchtipps

閱讀本書的人，能夠獲得多種驚人的洞察和非教條的思考方式。

——ekz.bibliotheksservice

Zygmunt Bauman

齊格蒙·鮑曼

1925年生於波蘭波茲南，2017年逝世於英國利茲，後任教於利茲大學。他獲得過無數獎項，其中包括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市的特奧多爾·阿多諾獎（1998）和阿斯圖裡亞斯女親王獎（2013）。近著《對他人的畏懼——論移民與流言》（Die Angst vor den anderen. Ein Essay über Migration und Panikmache, Berlin: Suhrkamp, 2016）。

遠方傳來了號角聲，我問僕人，這是什麼意思。他一無所知，也一無所聞。在大門口，他攔住了我，問道：“主人，你上哪兒去？”“我不知道。”我說，“我隻想離開此地，隻想離開此地。隻是要離開此地，隻有這樣，纔能達到我的目標。”“那麼你知道你的目標？”他問。“是的，”我回答他，“我方纔不是已經說了麼：‘離開此地’。這就是我的目標。

 ——卡夫卡：《啟程》

越來越多的人聽到號角聲，開始焦躁不安，繼而奔波向前。此時需要提出兩個問題：這些人來自哪裡？他們要奔往何處？僕人可能認為主人會知道，正如卡夫卡所描述的，他們會詢問並一再確定目的地是哪兒。然而，謹慎和負責任的主人，尤其是那些富遠見者可能不願給出直接的答案，他們多敢於解釋“來自哪裡”這一問題（他們渴望從保羅·克利［PaulKlee］和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描繪的歷史天使［Angel of History］的慘痛經歷中汲取教訓。歷史的天使無法阻擋地被推向未來，它背對著未來，面前成堆的殘骸如同山積，直追天空，他的眼睛緊緊盯著過去和現在令人膽寒的愚蠢與恐怖，隻能以的善意猜測與幻想他要前往的目的地）。他們意識到，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奔波向前，但是他們背對著的是“神秘的未知之境”（Great Unknown），關於他們期望到達的目的地線索實在太少。但是這樣的回答可能會令僕人困惑不堪。抑或，這個回答可能會將他們的焦慮和氣憤上升到恐慌和暴怒的程度。

如今，我們覺得，一直以來行之有效——在對抗和應對危機的時候，即使不算萬無一失——的權宜之計與策略已經或即將失去效力。但是我們尚未找到別的方法取而代之。人類歷史的連續跳躍、撲朔迷離已經與自然災害的不可預料、難以控制不分伯仲，更有甚之，人類對歷史的掌控以及由之產生的決心和希望已然消散。

如果我們仍然相信“進步”觀念（這絕非不言而喻的定論），那麼如今，我們傾向於認為它混合著祝福和詛咒，並且隨著祝福所占比重的減少，詛咒正在穩步上升。我們的前輩依然堅信，未來是希望的寄寓之所，為安全也有保障。但我們想得更多的是由此帶來的各種恐懼、焦慮和擔憂：工作崗位日益稀缺，收入降低減少了我們和子孫生活的機會，我們的社會地位更加脆弱，我們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更加轉瞬即逝，我們所掌握的工具、資源、技能與我們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重要的是，我們感覺越來越難以掌控自己的生活。我們就如棋盤上的棋子，被不知名的玩家移來移去；他們——即便對我們並無敵意，也不會殘忍對待我們——並不理會我們的需求，為了追求自己的目標隨時準備犧牲我們。曾幾何時，人們認為未來意味著更為舒適和快捷，可現如今，人們視這個想法為可怕的威脅，擔心自己會被鋻定、歸類為既沒有能力也不適合擔當未來之重任者，丟失價值和尊嚴，由此被邊緣化、被排斥、被遺棄。

我想集中探討一下我們當前狀況的癥狀之一——近期上演、不知何時纔會落幕的“移民恐慌”這一戲劇性事件，以其為窗口來窺探隱藏在我們當前境況之下的某些可怕事實。

首先有出境/入境（emigration/immigration，知道來處/知道去處）；然後出現移民（migration，知道來處，但去往何處？）。它們由一整套不同的法律和邏輯所支配，根源上的分歧決定了它們的差異性。盡管如此，它們產生的影響卻有相似之處，這主要取決於目的國的社會心理狀況的實質。這些差異和相似被不可阻擋的經濟和信息全球化浪潮所放大。前者將所有真正的或假定的主權領土變成了“連通器”，“連通器”內的液態物來回流動，直到兩端達到同等水平。後者將刺激擴散、模仿行為以及“相對剝奪”的區域和尺度延伸到全球範圍。

入境現像——正如慧眼獨具的翁貝托·艾柯（Umberto Eco）在當今移民潮爆發前就曾指出的，“會被加以政治控制，人們會對這一現像或限制，或鼓勵，或接受，或進行規劃。但移民的情況遠非如此”。隨後，艾柯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如果人們交互運動的疆界擴展至全球，是否有可能將入境與移民區分開來？”正如他在回答中所說的：“歐洲仍在努力解決的入境問題，實際上是移民問題。第三世界正在叩擊我們的大門，即使我們不同意，它也會進來……歐洲將成為一個多民族大陸，或‘有色’大陸……無論你喜歡與否，情況必將如此”。而且，讓我補充一句—無論“他們”所有人都喜歡還是“我們”所有人都厭惡。

從什麼時候開始，出境/入境問題變成了移民問題？輕叩我們大門的入境細流在政治上是可控的，從什麼時候開始，它變成了一種準自足、自行的大規模移民浪潮洶湧而至，裹挾著不斷增強的形態各異、臨時拼湊的政治訴求淹沒或繞過我們的大門？從什麼時候開始，量的增加變成了質的變化？此類問題的答案勢必眾說紛纭，飽受爭議，即便我們能夠回溯某一時刻，作為毫無爭議的分水嶺、轉捩點，也仍將如此。

將這兩種現像區分開來的是“同化”（assimilation）問題：這一問題在入境概念中很常見，在移民概念中卻明顯缺席—初隻能用“熔爐”或“雜糅”這些說法來填補，而現在，&ldqu文化主義”開始盛行起來。這一概念是指，在可預見的未來保持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而不是趨向文化同質性、本質上僅僅起臨時刺激作用的一個階段。為了避免造成當今事態與旨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政策之間的混亂—由於曖昧不清，&ldqu文化主義”已經變得聲名狼藉—我們建議用“大離散”（diasporization）這一概念來取代它。這表明，由於移民現像，當今事態出現兩種關鍵特征：一是相較於自上而下的監管，當前事態更多地受制於基層的進程與影響；一是相較於文化凝聚力，散居國外的人（diasporas）更多地依靠勞動分工互相聯繫。

艾柯在1997年發表了一篇文章。他以1990年的紐約市為例，發現當時紐約“白人”占43%，“黑人”占29%，“西班牙人”占21%，“亞洲人”占7%。在20年後的2010年，“白人”卻隻占33%，且人數越來越少，即將成為少數族裔。 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城市數量不斷攀升，在這些城市中，登記在冊的不同種族、宗教和語言類別的人口數量非常相似，分布比例也類似。讓我們回顧一下，這是有史以來次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中大部分都在大城市居住。全球的城市人口，其生活模式往往每天都會進行設定和修改。

不管願意與否，作為城市居民，我們發現自己都正處於這樣的境地，即我們要根據每天的變化開發出新的生活技能，並且很可能這種情況會永久持續。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夢想著文化同化（單邊）或融合（雙邊），並將夢想付諸實踐，現在我們要開始面對——盡管很多情況下我們並不情願，也時常遇到嚴峻的抵抗——交往與摩擦並存的未來前景，這種相互交往與摩擦衝突體現在鄰國不可化約的身份多樣性與離散居民的文化混雜性之間。文化異質性將很快成為人類共居的城市模式不可消除的典型特征。但是這樣的前景並不容易實現，面對文化異質性，人們的反應是拒絕——或是一種堅決的、強力的、好鬥的排斥。

這種不寬容，艾柯認為：

先於任何教義學說。在這個意義上，不寬容有其生物學根源。在動物間，它表現為地盤性，基於通常表面膚淺的情緒反應——我們不能容忍那些與我們有所不同的人，因為他們皮膚的顏色與我們不同，因為他們說的語言我們不懂，因為他們喫青蛙、狗、猴子、豬或大蒜，因為他們文身……

在重點強調為何如此旗幟鮮明地反對共同信仰時，艾柯重申：“差異說不會產生不受控制的不寬容：與此相反，它們隻不過對預先存在、積蓄已久、極易擴散的不寬容加以利用。”這一陳述與著名的挪威人類學家弗雷德裡克·巴爾特（Fredrik Barth）的主張不謀而合，即界限不會因顯而易見的差異而劃定，恰恰相反—由於事先劃定了界限，人們纔注意到或創造了差異。根據這兩位思想家的觀點，人們編造出各類教義學說是為了對已然存在、多數情況下根深蒂固的情感進行回溯性的“理性”解釋和辯護，而這些情感大多是居心叵測的、反對詆毀的、不懷好意的、忿恨難平的、睚眥必報的。

艾柯甚至表示，不寬容的“危險形式”會在沒有任何學說的情況下出現。畢竟，人們可以就某一原則清晰的教義學說進行爭辯，以逐個反駁其明確的斷言，並揭示其潛在的假設。然而，人類的原始衝動與這樣的爭論探討格格不入，甚至對爭論有天然的免疫力。我們或許應該指控原教旨主義者、整體論者、種族主義者和民族沙文主義煽動者助長並利用已然存在的“原始不寬容”來獲得政治利益，從而擴大了其影響，加劇了其病癥——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導致了不寬容這一現像。

那麼，該到哪裡去找尋這一現像的起源與動因呢？歸根結底，我認為是對未知的恐懼。其中，“陌生人”和“外來者”（人們對此定義不足，知之甚少，隻是覺得其行為不可預測，難以應對）即為突出的像征：因為他們近在咫尺，顯而易見，因此顯得觸手可及。在我們錨定了目的地並標明通達目的地之路徑的世界地圖上，他們的位置尚未繪制、依然未知（按照定義：一旦被標定位置，他們就不再屬於陌生人，而是被歸入其他類別）。他們的狀況讓人不禁聯想到古代地圖上的警告標示“此地有獅”（hic sunt leones），這些標示就鐫刻在宜居及已居的城鎮（ο.κουμ.νη）郊外。但是現在，這些神秘邪惡、令人生畏的野獸，披著移民偽裝的獅子，已經離開了它們遙遠的巢穴，悄悄地蹲踞在我們隔壁。如果在此類地圖草創時期，人們還可以謹慎小心地不去它們的巢穴附近冒險，並借助這樣一種簡單策略遠離麻煩，而現在這樣的做法已不再有效。現在，“野獸們”就蹲在我們的門前，隻要出門，你就無法避免地會與它們相遇。

總而言之：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人們可以試圖對入境現像加以控制（即使收效甚微），但就移民而言，無論我們做什麼，它都必然會遵循自己的邏輯。這個過程將持續很長時間，與之伴隨的是，人類境況目前正經歷的另一件更為廣泛也可以說影響為深遠的轉變。這一問題，正如烏爾裡希·貝克這位偉大社會分析家所表明的——他生前專注於研究19和20世紀之交人類社會存在哪些顯著和發展趨勢及其未來前景如何——即，我們的世界性困境已然來臨與我們事實上缺乏世界主義意識、理念或態度這兩者之間的尖銳衝突。我們當前為困惑的窘境、為不解的憂慮與煩惱均根源於此。我們的“世界性困境”，貝克指的是，世界範圍內人類的物質與精神相互高度依賴的境況，也就是別處所稱的全球化。在這一困境與我們調整行動以適應其前所未有之要求的能力之間，橫亙著難以逾越的鴻溝。我們現在掌握的依然是過去服務於自治、獨立、自主等狀況的手段，這些手段是為了解決（其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由於相互依存關繫的確立，領土自治和主權受到損害和削弱而引發的棘手局面。

有很多簡單但合理的方式可以用概述人類往事，其中之一就是關於“我們”時而零散、時而突然的擴張故事——這一故事肇始於一群采集狩獵者（根據古生物學家的推測，人數不會超過150人），然後是部落和帝國之“想像的整體”，直到當代或聯合或結盟的民族國家或“超級大國”。然而，現存的政治組織沒有一個能真正達到“世界性”（cosmopolitan）的標準；所有政治形態均將“我們”與“他們”作為相互對立的陣營。陣營雙方的每一成員兼具整合功能與區隔功能於一身——事實上，雙方正是通過與對方劃清界限的方式纔能實現上述整合功能或區隔功能。

縱觀人類物種歷史，這一“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劃分—兩者時而並置時而拮抗—是人類“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揮之不去的基本特征。“我們”和“他們”正如頭和尾的關繫，是同一硬幣的兩面；而單面硬幣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辭。對立雙方均從“反面定義”對方：“他們”即“不是我們”，“我們”即“不是他們”。

在政治組織一體化逐步發展、不斷深化的早期階段，這種機制運作良好——但隨著興起的“世界性條件”開始對政治議程施加影響，這種機制已不再適用於新的形勢。事實上，它不適合執行人類一體化歷史中的這“後一次飛躍”：將“我們”這一概念及人類共同居住、相互合作和團結一致的各類實踐，提升到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程度。人類歷史長久以來充滿各種小規模的飛躍，而從歷史中脫穎而出的這後一次飛躍絕不僅是量的差異，而是存在質的差別，是前所未有、未經實踐檢驗的一次飛躍。它呼吁的恰恰是將“歸屬”（即自我認同）問題與領土或政治主權問題相分離：一百多年前，為了應對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多民族的現實狀況（multinational realities），奧托·鮑爾（Otto Bauer）、卡爾·萊納（Karl Reiner）和弗拉基米爾·梅內姆（Vladimir Menem）等人曾大聲呼吁過這一主張，但它從未被考慮付諸政治實踐或締結政治條約。

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主張似乎不可能實現。情況恰恰相反：大多數當前的癥狀表明，人們越來越熱衷於搜尋“他們”——好是那些陳舊過時的、確定無疑的、心懷敵意的外來者，這樣人們就可以輕松地強化身份、劃定邊界和設置門檻了。為了應對領土主權的逐步侵蝕，越來越多當權者的“自然”情感和常規反應往往是推卸自己的大國責任，背棄先前贊同共享資源和協調政策的承諾——這樣一來，他們為了應對事實存在的世界性困境所欲采取的各項規劃和事業也就漸行漸遠了。這種情勢隻會加劇全球的混亂，使得現有的政治權力機構不可避免地逐漸失去效力。在這種情勢下，得利者主要是那些披著合法性外衣的跨境金融家、投資基金和大宗商品交易者；而終失敗的主要是那些倡導經濟和社會平等、遵循國內和國際正義原則的人，以及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人口，而這些人的數量可能還會持續增加。

各國政府並沒有鄭重地做出協調一致的長期承諾，來消除由此產生的恐懼感，而是積極醞釀推動社會問題“證券化”（securitization），進而帶動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動“證券化”，以此填補合法性空白，這種空白是社會規範的縮減和戰後建立一個“國際大家庭”努力的消散而留下的。政治精英、海量信息和娛樂媒體不露痕跡地結成緊密聯盟，借助各類蠱惑人心的宣傳，對普遍存在的恐懼感推波助瀾,煽風點火。不管意欲何為，這些恐懼都被視作不斷熔煉政治資本的寶貴礦石——缺乏監管的商業巨頭及其政治遊說團體和政策實施者對這一資本垂涎三尺，雖然他們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是這一政治資本更為正統的各類變種。

整個社會自上而下——連同各色勞動力市場，其吹笛手向我們平民大眾（hoi polloi）奏響和諧歡唱的曲調——出現了一種相互（也是先天的）不信任、懷疑和惡性競爭的氛圍。在這樣的氛圍下，公共精神及互助互利的萌芽開始窒息、枯萎和凋零（假若其蓓蕾尚未被強行掐斷）。就利益協調而言，為共同利益奮鬥的團結行動一天天喪失價值，其潛在影響逐漸暗淡；攜手並進致力於共享利益的想法漸失吸引力，由此，積極參與對話以求相互認可、相互尊重、真誠理解的動力正在消失。

“如果國家成為大型鄰域（neighbourhoods），那麼鄰域也有可能會變成小國。其成員將組織起來對抗陌生人，保護地方政治與文化。歷史上，鄰域已經變成封閉的或地方性的社群……無論何時，國家都是開放的。”——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在30年前從過去積累的經驗中總結到，並預示在不久的未來這種情況將會重演。沃爾澤預示的未來已經成為現實，他的預期與診斷已然得到證實。

成為一個國家，無論大小，意味著同一個基本事實：領土主權，即在自己的邊境內，擁有作為居住者行動的能力，而不需要聽從他人的命令。一段時期以來，鄰域逐漸融合成或被認為注定會融合成民族國家（nation-states）這一更（其前景是人類文化/法律/政治/生活的統一化和均質化，即使不會即刻發生，那麼在不久的將來也會實現）；大國對小國、民族國家對本土性和“地方性團體”宣布曠日持久的戰爭之後，我們進入了“輔助化”（subsidiarization）時代：各國急於推卸自己的義務、責任，推脫整頓（全球化和隨之而來的世界性狀況所導致的）混亂秩序的繁瑣任務；而就在昨天，地方性社群和行政區劃還爭相承擔這些責任，並努力爭取更多責任。當前，顯而易見、富衝突性、爆炸性的標志是，人們意圖放棄康德關於即將到來的“人類公民大聯合”（Bürgerliche Vereinigung der Menschheit）的願景，與之伴隨的則是現實中金融、工業、貿易、信息領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和升級，以及不斷湧現的各種違法形式。這跟一種“小國寡民”式的心態和情感與日益世界性的生存現實之間的對抗交鋒緊密相關。 

事實上，由於全球化和隨之而來的權力與政治分裂，目前各國正在成為稍大一些的鄰域，擠在模糊松散、相互滲透、無法設防的邊界內。舊的鄰域——一度認為會與其他中間政權（pouvoirs intermédiaries）一起被丟進歷史垃圾桶——則奮力扮演“小國”的角色，程度地利用起歷史遺留的準地方政治和國家壟斷特權；正是這種曾被小心翼翼維護、不可剝奪的壟斷特權，將“我們”與“他們”區隔開來（當然反之亦然）。對於這些小國而言，“向前”意味著“重返部落”。

在一個部落遍布的地域內，衝突雙方規避並固執地停止一切說服、勸誡或相互轉變的努力。相異部落的任何一個成員都必須保持其低劣性，這是上天選定、需永生償還的債務，或者至少是這樣被看待和對待的。其他部落的劣等性是其無法磨滅、不可抗拒的境況，是其無法消除的恥辱烙印——注定會抵制任何平反昭雪的嘗試。一旦“我們”和“他們”按照這樣的規則進行區分，那麼對抗雙方的每次相遇都不再是為了緩解衝突，而是發現和創造更多的證據證明任何緩解衝突的措施都是有悖理性和無法實施的。懷揣力求莫惹是非、避免災禍的企圖，不同部落的成員囿於優等/劣等的圈子，彼此擦肩而過，互不交流。

假若居住在（或流放到）灰色的邊界地帶，對作為構建“秩序規則”和“正常狀態”的認知範疇，人們與生俱來或被迫做出的反應是要麼抵抗要麼逃避，這就導致了“因為未知，所以危險”這種境況。他們的原罪或不可饒恕之罪責在於導致了精神和實干能力的喪失，其本身即為他們自然的行為混亂的後果——在此，我們不妨回顧下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對此是如何理解和定義的。此外，鋻於“我們”堅決拒絕與“他們”進行旨在對抗和克服相互之間初的不理解的對話，這一原罪在通往救贖的過程中將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礙。分派到灰色地帶是一自我推進的過程，這一過程已然啟動並隨著溝通的中斷（毋寧說是對溝通的先驗拒絕）而不斷加劇。歸根結底，將理解的難度上升到道德訓令和天賦責任或歷史責任的高度，是設置並強化區分“我們”與“他們”之邊界的主要原因和重要推力——盡管基本上不限於用宗教或種族的條條框框來區分“我們”和“他們”——以及其基本任務與功能。作為兩方的交界面，模糊不清又充滿矛盾的灰色地帶不可避免地成為領土中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而且往往是的）構成部分。在這灰色地帶上，“我們”和“他們”之間上演著無情的戰爭，戰鬥已經打響了。

——

作為全球頗具權威的公眾人物，面對當今兇險邪惡、混亂無能的世界，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可能是敢於並堅持深入挖掘其源頭的人，在榮獲2016年度查理曼大帝獎之際，他聲明：

 我們應不厭其煩地重復強調“對話”這一詞。我們呼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促進對話文化（a culture of dialogue）的發展，從而重建社會組織。對話文化有必要成為學生真正應該學習的內容，這門學科能夠教導我們將他人視為真正的對話伙伴，尊重外國人，傾聽移民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聲。今天，我們迫切需要所有的社會成員形成“一種將對話突顯為一種相遇形式的文化”，並“在尋求公正的、反應敏捷的和包容的社會的同時，創造一種能達成共識和協議的手段”（《福音的喜樂》［Evangelii Gaudium］，239）。和平將是持久的，隻要我們用對話這一武器來武裝我們的孩子，教導他們如何在相遇與協商的論爭中打一場完美的勝仗。這樣，我們遺留給他們的將是這樣一種文化，它創制出的策略導向生存，而非死亡，導向包容，而非排斥。

 方濟各教皇立刻又加了一句，傳達了另一層含義，與對話文化緊密相關，實際上是其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這種文化……應該成為我們學校教育的一部分，跨越學科的界限，教導年輕人采用不同的方式解決衝突，而不是追隨我們慣常的做法。”將傳播對話文化作為教育的任務，讓我們扮演起教師的角色，這明確地表明，現在困擾我們的這些問題將在很長時間內無法解決——繼續采用“我們慣常的方式”，我們終將徒勞無獲。但這些問題對於對話文化來說，則是一種機遇，可以找到更加人道（和有望取得效果）的解決方案。古老但絕不過時的中國民間智慧教導我們：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

目前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無法依賴魔杖、捷徑或即時療法就能解決的；它們呼吁的不啻為另一場文化革命。因此，也需要深思熟慮和長遠規劃：嗚呼悲哉，生活在當下之暴政的匆忙歲月裡，藝術總體而言遭到遺忘，很少出現在人們的實際生活中。我們需要重拾和發揚生活的藝術。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冷靜的頭腦、鋼鐵般的意志和巨大的勇氣；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真正長遠的視野——以及足夠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