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春節剛過，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單位——北京電視臺。可是我發現，平時活潑開朗的那些女同事們卻個個無精打采，甚至就連精力極為充沛的節目制作人姍姍（音譯）也有些精神不振，整個周一上午一反常態地沉默不語。“大家節日裡過得好嗎？”我問道。女同事們有的漫不經心地點點頭，有的強作笑臉。隨後她們又把在新聞編輯室裡傳來傳去、隻剩下半袋的麻球酥遞給了我。茫然之際，我轉身去見一位網絡主管，她比大多數女同事都大近 10 歲。“她們心情不好，是因為還沒有結婚。”她說道。說完，她又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腦。當時我在想，在中國要想找一位像達西先生（《傲慢與偏見》裡富有的年輕紳士）那樣的如意郎君是否必須進城？政府是否應該免費讓數百萬人去馬爾代夫度蜜月？
當天同姍姍一起坐下來喫午飯時，我纔得知：春節期間是一年當中發紅包、煮餃子的好時光，也是為單身男女牽線搭橋找對像的大好時機。春節是中國盛大的傳統節日，也是大多數中國工薪階層享有的長年假。春節前，三億多流動人口浩浩蕩蕩地返鄉回家，為的是同家人一起喫上團圓飯，一起放鞭炮。正當每個大家族都在喫喝玩樂，共度佳節的時候，談婚論嫁也就成了重要的話題。在擺著魚頭的餐桌旁，25 歲以上的未婚男女經常遇到好心人盲目地為他們說媒提親，這使他們疲於應付。特別是未婚女人，更成了這種強大“逼婚”攻勢的重要目標。人們認為，到了一定年齡，她們就應該結婚嫁人，要不然就可能成為“剩女”。我的那些芳華正茂，也許生育能力正強的女同事們（年齡的僅僅 27 歲）居然被人稱為“狗糧”和“垃圾處理品”，這真是太不像話了。另外，我還要努力去搞清楚：為什麼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當代中國會發生這種事情？中國生活著約 6.5億女性，擁有世界上多的女性人口。在這樣一個國家裡，我的那些女同事們真可謂不同凡響。她們是一群受過教育的獨立女性。她們的事業作為，在她們的母親和祖母那裡連做夢都不敢想。依我看，她們是國家的英纔，生動佐證了過去 30 多年裡中國女性逐漸開始享有越來越多的教育和就業機會。
在工作室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是在同身邊富有活力的一群女作家、女編輯、女導演，以及姍姍那樣的女制作人打交道。所以很自然，在飛往內蒙古的晚點航班裡、坐臥鋪去上海的旅途中、在北京辦公室裡昏昏沉沉的加班時間裡，我們相互之間培養了友誼。漸漸地，我也參與到她們的私人談話中——那是一些內容生動的談話，涉及她們的家庭背景、理想抱負，後來則越來越多地涉及她們的愛情生活。我越了解她們那種奇怪的約會方式和復雜的求婚過程，就越是對一些與我明顯不一致的情況感到困惑和驚訝。
在 2010 年，西方媒體上有關中國女性的報道表現得非常樂觀。《福布斯》《新聞周刊》和《時代周刊》上的報道都說，中國女性處在全盛時期。她們在世界上白手起家的女億萬富豪當中所占比例。在參加美國研究生管理科學入學考試（GMAT）的中國考生中，63% 是女生，她們攻讀 MBA 的勢頭甚至使男生頗感壓力。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報告，年齡在 18歲至 64 歲的中國女性中就業率達 71%，占國家勞動力的 44%。
位女航天員也在 2012 年被送入太空。
在我看來，這一切全部屬實。從職業上說，這些女性不斷地突破自己撐起的半邊天的界限，所以我認為，她們全部都是“航天員”。但是在個人方面，尤其是感情生活方面，她們似乎對另一類群星燦爛的戀愛劇情念念不忘——一種似乎直接源自簡 • 奧斯汀長篇小說中遙遠的、過時的愛情。使我意外的是，我們的話題經常很快就轉到婚姻上面。她們談論婚姻，就像是談論一個長到肉裡的腳趾甲一樣——火急火燎，有點疼痛，而且如果不趕快處理，情況就會惡化。我意識到有些事情還是說不通，於是便繞開新聞編輯室的那些同事，在更大範圍內開始刨根問底。我用了 3 年時間，經過數百次采訪之後，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開始從全新視角看待中國崛起的發展歷程。這一歷程起始於一個落後的貧窮國家，當時婚姻普遍不能自己做主，婚姻是女人的生活手段。經過 30 多年朝著城市化、全球化方向的發展，女性的婚姻也變得越來越自主。越來越多受過教育的女性隻有在經過自我發展，事業也有起色的情況下，纔考慮結婚——如果她們願意結婚的話。在這種巨大變化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是，盡管中國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有些文化因素仍然牢固地根植於傳統當中。其中無法動搖的重要因素就是婚姻所面臨的社會壓力。雖然這種壓力存在於各種文化中，但是在中國尤為明顯：婚姻面臨著不可阻擋的社會壓力。這種壓力使得子女不到 30 歲的每一位家長把男婚女嫁當作頭等大事。他們普遍認為子女一過 30歲，再談婚論嫁可就難了。
大多數情況下，家長都是好意。他們真的相信，對於自己的子女來說，好就是盡快完婚，了卻一樁心事。長輩們生長於貧困和革命運動當中，而他們的子女卻生長於經濟繁榮時期，這一時期的社會個人主義興起、集體主義色彩衰退。所以他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當代中國整體面臨著一繫列紛繁復雜的價值觀、義務、傳統和焦慮表現，其產生的實質性因素便是兩代人之間的文化差異。在當代中國，婚姻政策與形式上的變化，就像常年鳴響的風鈴一樣，預示著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在過去 5000 年的漫長歷史中從來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漫長歷史中，婚姻一直是女性生活的基礎和頂點。
僅僅剛過 30 多年，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尤其對於女性來說，婚姻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始於 1978 年的改革開放為她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教育與就業機會。這樣的發展變化情形在西方並不陌生。西方女性也曾圍著廚房轉，職場中聽不到她們的聲音。但是在中國有一些情況更為特殊和驚人。由於家中沒有兄弟們競爭，這些獨生女便獲得了以前可能會留給男孩的、前所未有的機會和資源。她們降生時，正值中國大範圍地擴充高等學校數量的時期。後來她們又被當作男孩而賦予努力學習，獲得成功，為家庭爭光的使命。但是與我們的期望不同的是，中國女性並未能順暢地與男性平起平坐，取得平等的工作地位。成為白領階層的知識女性數量已經趕超男性，而“剩女”則是這些白領知識女性當中的重要成員。由她們體現出的巨大文化變化，不僅影響著當代中國，還代表了當今世界上規模的一次人口變動。
想要充分理解這一過渡時期的重要性，必須將其放在更大發展計劃的框架內加以審視。半個世界，包括美國，都經歷過活躍的過渡時期。自 1983 年以來，美國女性一直是美國大學學位的主要獲得者，但是直到 2014 年，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職業女性纔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美國職業女性一樣有可能結婚生子。在此以前，受教育、有抱負，就意味著放棄生活伴侶，專心追求事業。但是現在，兩者的界線正在變得模糊，時間安排變了，人生新重點也出現了。我們正在變成一個由不同階層而非不同文化構成的全球化世界。北京或上海的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女性，同紐約或洛杉磯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女性有著更多的共同點，但是卻同距自己隻有一個小時火車路程的城鎮工廠女工差別較大。在從前那一代，這種事情聞所未聞。
我們是應該為此稱贊全球化，還是應該為此哀嘆喪失了每個國家的特色，目前尚有爭議。但是有一點不容置疑：當你拋開中國在人口、經濟和社會方面表現出的各種特色時，剩下的就是中國女性正在面臨著美國女性幾十年來一直在經歷著的同樣挑戰。我們為什麼沒有攜起手來，達成共識？如果從國際範圍來考慮這些問題，還可以學到多少東西，取得多少成績？
在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女性挺身而出，去維護自己決定個人未來的權力。無論這是否意味著自己能夠決定在哪裡學習、學什麼、同誰結婚、是否結婚，或者決定是否生兒育女，實現自己的理想，至少如今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勇敢地探索更加豐富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