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比較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中心問題是，與其他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相比，為何美國的貧困人口如此之多。無論我們以何種方式來衡量貧困，即便我們控制了諸如不同的種族結構和美國人口遷徙的歷史等因素，美國的情況都甚於其他發達國家。在近的一個世紀中，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的學者們都在研究這一問題，而他們卻總是得到同一個結論：美國之所以有更多的貧困，是因為美國政府對此現狀毫無作為。市場的不平等，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是相似的，然而在國家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進行干預後，我們卻能發現貧困率呈現出顯著的分歧。換言之，我們知道如何去解決貧困，或者至少把它減低到歐洲的水平，但我們的決定是拒絕這樣做。在比較政治經濟學若干個世紀的傳統中，它已經發展出一繫列的理論試圖解釋這種情形，如美國社會的種族分裂、堅信市場經濟的文化、勞工組織的軟弱或工商業利益集團政治力量的強勢等。這些理論盡管各說其話，但它們都同意美國政治經濟體制以小化的政府干預為特征，其目的在於強調市場經濟的差異性，也就是說，美國是一個“自由主義的”（liberal）或“放任主義的”（laissez-faire）國家，不信任政府干預而熱衷於自由市場。
然而，過去 20 年的歷史研究以及歷史導向的社會科學研究，卻已經完全排除了任何使人相信美國是一個小化干預主義國家的可能。例如，一項名為“美國的政治發展”的跨學科研究項目已經拆穿了威廉·諾瓦克（William Novak）所標榜的“美國‘弱’國家這一早已令人厭倦了的神話”（2008, 754）。但是，如果比較政治經濟學無視這一歷史導向性的學術話題，同樣可以確定的是，歷史文獻便無法解釋為何美國存在更多的貧困，以及為什麼資本主義在不同的國家看上去如此不同。如果美國政府“是”或“通常是”干預主義者，那麼各個國家間的相關差異就成為很難解釋的問題。
本書旨在為比較政治經濟學建立一個新的起點。我的想法是，承認歷史學者所告誡我們的，但使用這些去回答比較政治經濟學文獻中業已提出的問題，即美國和歐洲之間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差異？為什麼美國政府情願以諸如消費管制和征稅等幫助工人、消費者以及窮人的手段進行強干預，而非使用其他手段——如建設福利國家呢？
在這本書中，我的觀點是，美國之所以有更大規模的貧困人口，原因在於美國政府的一繫列適得其反的激進干預政策。總之，美國政府的干預主義政策並不少，隻是采取了一個不同的形式，該形式在抵御貧困的領域中卻少有成功之例。為了解釋美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何故采取這種獨特的形式，並準確解釋其效果為何適得其反，本書從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發展出一個“需求側”理論（“demand-side”theory），並將其聚焦於國家如何建構大眾消費模式。其論證始於對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中葉這段歷史中美國和歐洲之間發展差異的觀察，彼時，前者處於爆炸性的經濟發展階段，而後者則陷入經濟困難。當美國的生產率與其市場規模導致價格，尤其是農產品價格在全世界下降時，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對策則是祭出貿易保護主義，紛紛關閉其邊境以抵制美國的經濟侵略。而與此同時，美國也轉向貿易保護，但僅靠建立關稅壁壘無濟於事，因為問題在於美國農民本身的勞動生產率過高。結果是，美國發生了一場強有力的農業運動，旨在重整政治經濟關繫。盡管為了重整這一關繫，19 世紀的民粹主義者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在這一新的經濟秩序形成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契機乃“大蕭條”，當時它被斷定為“生產過剩”的後果。“過剩之地”是休伊·朗（Huey Long）在 20 世紀 20 年代杜撰的一條短語，用以指稱一個難解的問題：一方面是一場不尋常的大豐收，而另一方面卻是價格突然大跌，致使農民無法償還他們的債務，前者的富裕如何變成了後者的災難？像許多人一樣，休伊·朗得出一個因果關繫鏈，大跌的價格導致農場喪失抵押品贖回權，進而導致銀行業的不穩定，後直抵“大蕭條”。這場“大蕭條”不是所擁有的財富太少而是太多的問題。“人們都在挨餓，”休伊·朗說，“然而，我們有更多的小麥、玉米、肉、牛奶、芝士、蜂蜜和卡車在田間地頭，多到所有的美國人來消費都有餘，多到他們想喫什麼就可以喫什麼……但莫名其妙的是，當人們缺衣少食之際，卻無法獲得這些東西，而其原因居然是我們的土地上有太多的東西。”（Long, 1930）像其他很多人一樣，他對此問題的解釋是財富被集中到了少數人的手中，他們阻止那些饑寒交迫的人們把生活需要轉換為市場需求，這一需求的目標就是那些在美國農場裡變質腐爛的過剩糧食。他贊許這一資本主義的根本轉型，因為“如果我們將手中巨大的財富充分地擴散，那麼在這一豐饒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將獲得生活保障，由此商業活動得以繁榮，同時讓被遺忘者站立起來，國家重獲希望。”（Long, 1930d）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包括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在內的許多觀察者，都在爭辯“不斷地擴散我們巨大的財富”明顯不是美國人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包括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在內的許多觀察者，都在爭辯“不斷地擴散我們巨大的財富”明顯不是美國人的行事風格。但在一個世紀之前，這的確也是美國人干過的事，其理由正如休伊·朗給出的那樣。美國政府的確被回應所謂“豐饒問題”的努力所塑造，而彼時，一個政治上分裂的歐洲卻努力促進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不斷地擴散我們巨大的財富”本來就深深植根於美國的傳統中。
在那些手握關鍵選票的農業界政客的鼓動下，終美國在信貸民主化和嚴格的商業管制中確立了一種累進稅制和農業管制模式。政府在這些對農業產生重要影響的領域所采取的干預模式，諸如其對商業的管制，正是寫作有關“干預主義明顯的美國”之話題的歷史學家所注意到的。然而，累進稅制和對消費信貸的依賴卻悄然瓦解了支持福利國家的政治主張——本書對這一復雜過程給予了追溯——而且這一特征也是比較政治經濟學學者們已經考察過的。
承認農業國家主義勢力的存在，有助於我們理解美國當代的發展。由於戰後早期穩定的經濟增長讓位於 20 世紀 70 年代的石油價格衝擊，在美國，累進稅制導致了納稅人的激烈反對。與此同時，嚴格的管制更導致所有政治派別集體發出放松管制的呼聲。在放松管制的條件下，信貸的放松導致了擴散至世界各地的金融波動。但令人喫驚的是，在我們的比較政治經濟學中，有那麼多精致的理論，卻無一對近期以來攪亂我們經濟的金融危機做出解釋。本書追溯了政府對農業的干預如何導致了“按揭凱恩斯主義”（mortgage keynesianism）的出現，該主義刺激了美國經濟長達幾十年的增長，還導致了工業化國家分為依賴於社會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和依賴於以信貸為基礎的消費主義國家。我認為，發展公共福利國家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增長，但必須解除對按揭凱恩斯主義的依賴，如此可以降低對金融的需求，從而將政治努力和資源從金融部門重新定位到更穩健的增長源中。
通過追溯美國自重建時代以來不斷發展的政府力量，出於干預主義和再分配企圖而對該力量的使用，這些對於公共福利國家發展所造成的後果，以及 20 世紀 80 年代對這一治理模式的強烈反對，本書論證了，那些有關資本主義之比較維度的主流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理論皆立基於一個錯誤的前提，即美國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或放任主義的國家。因此這些理論無法解釋資本主義的某些方面，例如自“大蕭條”以來的金融危機。對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影響其消費行為的關注——即“需求側”理論——也許能夠把資本主義尤其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許多尚不明晰的特征搞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