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現代的“命運”交響曲（節選）
薛憶溈
1913年年底的一天，旅居倫敦的美國詩人龐德向同時也旅居倫敦的愛爾蘭詩人葉芝打聽，還有什麼人的作品可以收錄在自己已經接近編輯完成的“意像派”詩集裡。年長龐德20歲的葉芝盡管當時還沒有寫出關於“可怕的美”的名篇，卻已經是英語世界裡的詩聖。而年輕的美國詩人懷著先知的敏銳和激情，正在醞釀著人類歷史偉大的文學革命。詩聖向躊躇滿志的年輕詩人提到了一位與他年齡相仿的愛爾蘭文學青年的名字。那是一個在愛爾蘭文學圈之外幾乎無人知曉的名字。那是一個已經遠離了自己的家庭、祖國和教會的文學青年的名字。那是一個已經遠離了一切文學圈的文學青年的名字。這是在英美文學界異常活躍的年輕詩人次聽到自己將要發動的那場文學革命中頭號革命領袖的名字。歷史也許永遠都不會知道年輕詩人為什麼會沒有絲毫猶豫。當葉芝還在紙堆裡翻找著那位文學青年的詩作樣本的時候，龐德就已經在打字機上敲打出了給他的封約稿信。
這是讀者將在這本書的第3章裡讀到的細節。如果他（她）還沒有忘記自己在這本書的第1章裡讀到的另一個細節，他（她）一定會感覺詩聖的推薦有點難以理解。那是詩聖與他推薦的文學青年次見面的細節。那是一次單獨的見面：時間在11年之前，地點在都柏林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館。文學青年當時剛滿20歲，剛從大學畢業，剛開始將讓文學世界天翻地覆的孤獨的攀緣，而詩聖當時已經37歲，已經跨越了至少兩個創作上的高峰，甚至已經遭遇江郎纔盡的惶惑和恐懼。談話開始不久，詩聖就已經意識到“來者不善”。文學青年左右開弓，窮追猛打：他嘲笑詩聖的愛國主義情結，他揶揄詩聖在文學上已有的成就和新近的探索，他甚至不屑詩聖對自己習作的誇獎和好評……毫無疑問，這個年輕人不是帶著“朝聖”的敬畏而是帶著“弒父”的忤逆走近自己祖國的文學的。（有意思的是，當事雙方都不知道，再過30年，愛爾蘭文學的會從餐桌的這邊移到餐桌的對面，而且它還將升級為與整個英語文學的等高的。如果其中至少有一方知道這一點，這次見面的氣氛會不會有任何的改變？）文學青年的態度決定了這個細節的性質：它不是一次通常意義上的見面，而是一場對壘：新的時代與舊的時代的對壘，未來的與當時的的對壘。而從頭到尾，未來都牢牢地占據著上風。詩聖一路後退，一直退到了後一刻。戲劇性的高潮就在那個時刻出現。“我今年20歲，你呢？”分手之前，文學青年突然再出奇招。早已經招架不住的詩聖終於方寸大亂。他當時的實際年齡是37歲，但是，已經倍受挫傷的自尊心讓他順勢從自己的回答裡減去了1歲。他虛報的年齡還是沒有能夠贏得文學青年的同情。“你太老了，”他說，“我已經無法再影響你了。”
詩聖後來為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對壘寫下了一篇詳細的回憶。艾爾曼在他權威的喬伊斯傳記關於1902年那一章裡全文轉錄了這篇回憶，有興趣的讀者應該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在語氣平緩的回憶中，心胸坦蕩的詩聖甚至連自己虛報年齡的那瞬間的脆弱都沒有掩飾。而在回憶的後，詩聖顯然也已經看到了事件的歷史意義。他平靜地寫道：“年輕的一代正在敲響我的房門。”這種對“命運”的豁達態度顯然是連接上面那兩個相距11年的細節的橋梁。這樣的豁達在中國的社會和文化語境中肯定是很難理解的。但是，這就是歷史。這就是歷史的神秘之處。這就是歷史的神奇之處。而1913年正好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革命之年，藝術和科學上的許多革命正在爆發或者即將爆發。詹姆斯·喬伊斯這個陌生的名字觸動埃茲拉·龐德敏感的耳鼓的一刻，也可以作為人類歷偉大的文學革命正式開始的標志。
熟悉喬伊斯生平的讀者都應該知道，隔斷以上兩個細節的那些歲月是將與莎士比亞比肩的天纔文學道路上黑暗的歲月。與詩聖次見面兩年之後，文學青年帶著剛剛得手的女人——他終生依賴的繆斯和現代派文學史上“夫人”的原型漂洋過海，開始了自我流放的生活。他置貧窮和孤獨於不顧，直奔生命的本質和意義：他要“自由”和“完整”地表達自己，就像他筆下的青年藝術家斯蒂芬一樣。在《青年藝術家的肖像》的後，準備開始文學攀緣的斯蒂芬表示他不會繼續侍奉他“不再相信的東西”，不管它的名稱是“家庭”、“祖國”還是“教會”。
而在第二個細節發生的那一年，也就是青年藝術家自我流放的第10年，他完成於流放之初的《都柏林人》（他的部作品）還沒有找到出版的機會。喬伊斯後來這樣白描那漫無邊際的黑暗：他說那十年之中，他的經歷和金錢全都耗費在出版《都柏林人》的徒勞之上了；他說那十年之中，他給“110家報紙，7位律師，3個協會以及40家出版社”寫了不計其數的信；他說那十年之中，“除了龐德先生之外，所有的人都拒絕了我”。那是足以毀滅所有天纔的黑暗，那是足以吞沒20世紀耀眼的文學之星的黑暗……但是，詩聖向躊躇滿志的美國年輕詩人提到了那個名字，那個曾經羞辱自己的文學青年的名字。緊接著，年輕詩人在打字機上敲出了給那個陌生的文學青年的封約稿信……這就是不可思議的歷史。天纔的“命運”中突然出現了破曉的晨曦。
如果說喬伊斯爭取《都柏林人》出生權的抗爭是一場堂吉訶德式的個人奮鬥，《尤利西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回家”之旅就是一場融彙著社會上各種勢力以及人性中各種因素的集體較量。這是一場善與惡的大較量，這是一場美與丑的大較量，這是一場真與假的大較量。“破曉的晨曦”還隻是如同貝多芬《C小調第五交響曲》中初的那四個音節，還隻是“命運”的敲門之聲。接踵而至的是無數的進攻、反攻、佯攻、固守、伏擊、迂回、撤退、包抄、增援、突圍……馬丁·艾米斯曾經盛贊《尤利西斯》“讓貝克特顯得沉悶，讓勞倫斯顯得平淡，讓納博科夫顯得幼稚”。而這還並不是這部偉大作品的偉大之處。它的偉大之處是它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抗擊陳詞濫調的戰爭”。這是一場與將“昨日的世界”（茨威格語）打得粉碎的世界大戰同時爆發的戰爭。而它持續的時間卻超過那場戰爭的一倍，它的烈焰不僅燒焦了“昨日的世界”，更是燃遍了新的大陸。但是，與那場終結自由和滅絕人性的戰爭相反，這場戰爭的目的是維護人性和捍衛自由。那場戰爭留下的是不計其數的墓碑，而這場戰爭留下的是一座文學的豐碑和一座人性的豐碑。
《尤利西斯》用文學史上從沒有過的虔誠、耐心和技藝記錄下人類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全部的細節。它的“回家”之旅就像它的創作過程一樣，也是一場與“陳詞濫調”殊死拼殺的戰爭。這場戰爭同時在大西洋兩岸展開，持續的時間兩倍於兩次世界大戰的總和。作為這場特殊戰爭的全紀錄，《危險的書》呈現給讀者的是一部20世紀的“命運”交響曲。這“命運”不僅僅涵蓋一本偉大的書，也不僅僅涵蓋一個天纔的人，它還涵蓋文學這神聖的事業以及“言論自由”這關乎人類存在意義的基本人權。
作者在這本書的鳴謝部分報稱自己與喬伊斯“的相似之處”是他們都欠了很多債。這顯然是謊稱和虛報。讀到一半的位置，任何一位讀者都會發現，這本書的作者與這本書所談論的“危險的書”的作者還有另一個相似之處，就是他們什麼都不想放過。而也許並不需要讀到後一章，任何一位讀者都會得出結論，這本書的作者與“危險的書”的作者還有另一個相似之處，就是他們什麼都沒有放過。《尤利西斯》是一部關於現代社會（也就是“上帝死了”之後的社會）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大百科全書，而《危險的書》是關於這部大百科全書偉大“命運”的交響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