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導言
部分 城市的特性
二 人行道的用途：安全
三 人行道的用途：交往
四 人行道的用途：孩子的同化
五 街區公園的用途
六 城市街區的用途
第二部分 城市多樣化的條件
七 產生多樣性的因素
八 主要用途混合之必要
九 小街段之必要
十 老建築之必要
十一 密度之必要
十二 有關多樣性的一些神話
第三部分 衰退和更新的勢力
十三 多樣性的自我毀滅
十四 交界真空帶的危害
十五 非貧民區化和貧民區化
十六 漸次性資金和急劇性資金
第四部分 不同的策略
十七 對住宅的資助
十八 被蠶食的城市與對汽車的限制
十九 視覺秩序：局限性和可能性
二十 拯救和利用廉租住宅區
二十一 城區管理和規劃
二十二 城市的問題所在
索引

“現代文庫”版序言
簡·雅各布斯
1958年當我開始寫這本書時，我隻是期望去描述一下好的城市生活在不經意間會給予的那種彬彬有禮和讓人愉悅的服務；同時，想表達一下我對一些規劃上的時髦想法和建築方面的流行思想的失望，這些時尚的東西非但沒有加強我說的服務，反而將它們一掃而光，而實際上城市生活是多麼需要那些充滿魅力的服務啊。此書部分的一些內容就是描述這些服務的：這就是我原本想寫的內容。
但是隨著我開始研究和思考城市街道，以及城市公園的那些棘手的事兒，我一腳踏入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尋寶旅程。很快，我發現那些不起眼的寶物—街道和公園—裡面藏著不少密碼，並且還提供了透露城市另外一些固有特征的東西的秘密。於是，一個發現引出了另一個發現，再是另一個……在尋寶過程中收獲的這些發現構成了這本書的其他內容。還有一些剩下的沒寫在本書裡的東西，隨著它們一點一點地展現，成為我另外四本書的內容。很顯然，這本書對我產生了影響，誘引著我走向了隨後半生中要做的事。不過，這裡也有這麼一個問題：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影響嗎？我自己的估摸是：一半肯定，一半否定。
有些人喜歡走路去做他們的日常活動，或者如果他們住在一個方便步行的地方的話，他們就更情願步行。另有一些人喜歡乘坐車子或開車做日常凡事，或者覺得會以這種方式去做，如果有車的話。在以往，有汽車以前，有些人會叫來馬車，或者是坐上轎子，有不少人還著實夢想過能夠這麼出行。不過，從那些小說啊，傳記啊，還有故事傳奇之類的東西，我們知道，有些人的社會地位規定他們不能步行，隻能或坐或騎或乘而行—在鄉間閑逛除外。在這個時候，他們會忍不住朝外瞧上幾眼，看看正在走過的街景，盼望能廁身於鬧市之中，體驗一把冒險和驚訝之感。
為方便起見，我們可以這麼來歸類一下，把上面描述的那些人分為：步行族與坐/開車族。本書於前者可謂傾心相見，有些是基於親身體會，另有一些則是緣於樂見其成。他們發覺，書中所述與其喜愛、關切和體驗吻合一致，而這並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書中很多信息來自對步行族的觀察和傾聽。在我的研究中，他們是合作者。一個互相呼應的結果是，本書也賦予了這些合作者一種合理性，讓其深信，他們早已熟悉的一些東西其實是有道理在的。那些一直以來被稱作專家的人從來就不尊重步行族所知曉和珍重的事物。在其眼裡，他們思想陳舊，而且還自私，是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路上那些制造麻煩的沙子。沒有資格說話的人要面對並反對那些有資格的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盡管實際上那些所謂的專業知識不過是無知和愚蠢而已。本書被證明是提供了針對那些專家的有用的軍火。但是，就這個意義而言，稱這種效果為“影響”並不太確切，更應該稱為是證實和確認（無資格之人的正確）。反過來看，於坐/開車族而言，本書既無益於確認他們的看法，也不會給他們施加任何影響。就我的視野所限，至今依然不會。
就學城市規劃和建築的學生而言，此事同樣頗為復雜，且時有變化。在本書出版之時，這些學生無論是屬於步行族還是坐/開車族，無論是緣於生活經驗的選擇還是脾性所至，他們其實都被嚴格地塑造成反城市、反街道的設計者和規劃者，他們似乎被塑造成一些瘋狂的坐/開車族，而且假定所有人也都是那樣的。他們的老師也是按照這個模式被培養成的或被灌輸這種思想。事實上，整個與城市面貌相關的機構（包括銀行、開發商以及那些早已把那種規劃和建築思想及理論牢記在胸的政客）就是以守門人的身份如此行動的，保護城市的形態和發展遠景不受城市生活的影響。但是，在這些學生尤其是學建築的學生中，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一些學規劃的學生，有一些是步行族。對他們而言，本書還是說出了一些道理。他們的老師會把本書看成是垃圾，或者是“咖啡屋裡的扯淡，還那麼尖酸刻薄”，有一個規劃者就這麼評論的。不過，有意思的是，本書進入了或是推薦書單中。有時候，我懷疑，這是不是要讓作為實踐者的他們提高警惕，防備那些他們本須反對的思想，那些會讓他們的頭腦變得愚笨的思想？的確，有一個在大學任教的老師就是這麼告訴我的。可是，對那些步行族的學生來說，本書具有顛覆性內容。當然，改變他們頭腦的並不全是我的思想。其他一些作者和研究者，如著名的威廉·H. 懷特，也暴露了反城市思想存在的不切實際和造成城市面貌了無趣味的問題。在倫敦，《建築評論》雜志的編輯和作者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也都站出來指出了這些問題。
今天，很多建築師，還有年輕一代的規劃師都有一些非常優秀的主意—非常美妙，非常聰慧—這些都可以用來加強和活躍城市生活。他們同時也有貫徹其計劃的本領。這些人的聲音是一種吶喊，他們的聲音高過那些我譏嘲過的無心無肺、充耳不聞的城市規劃控制者。
但還是有悲哀的故事在。盡管那些傲慢的老守門人的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減少，但是那些門框本身是另一回事。在美國城市中，反城市的規劃行為很是頑固，讓人驚詫不已。在多如牛毛的規章、細則、編案中，在因為已有實踐的影響而造成的戰戰兢兢的官僚行為中，以及在因歷史而形成但並未經審視過的僵硬的公眾態度中，都能找到其影子的存在。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面對這些障礙，也一直存在著巨大而熱誠的反對的努力，尤其是在這樣一些時候：當大片大片的城市老建築被重復使用，發揮了新的和不同的作用時；當人行道被拓寬，而車行道被縮小時—其實本應該這麼做，因為這些地方的街道往往行人很多而擁擠；當城市鬧市區的辦公樓關閉後，此區域依然熱鬧不減時；當混合了各種精妙用處的街道作用得以成功地培養時；當新建築擠入老建築中間時—一方面是那麼顯眼，另一方面又能夠在一片街區中遮掩老建築間原來留下來的扎眼的空漏，且這種修補的作用是如此完美，以致根本感覺不到新建築可以發揮這個用處。國外的一些城市在這個方面本領特別大。但是要在美國做這樣的事真是比登天還難，還時時讓人傷心不已。
在本書的第二十章中，我提出過建議，可以通過兩個目標重新規整那些城市中自我隔離的廉租住宅區：把這些住宅區納入正常的城市街區中，中間連接多個新的街道；在這些新街道上增加一些多樣的新設施，那些住宅區自然也就同時融入城市生活區域中。當然，這裡的要旨是新增添的商業設施要能夠良性運轉，經濟上能夠維繫，這是衡量這些用處是真的能夠發揮作用還是僅為虛假擺設的標準。
自本書出版以來的三十年裡，上述實際有效的規整（就我知道的而言）並沒有實施過，這讓人很失望。要知道，隨著一年又一年時間的過去，要完成這樣的任務變得越來越難了。這是因為反城市的規劃，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住宅項目讓城市街區環境愈發滑坡，隨著時間的推移，鄰近這些地方的健康的城市生活區愈發難以形成。
即便這樣，把住宅區轉變成生機勃勃的城市的機會還是存在著。首先，可以從簡單的開始，這也是一個前提條件，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富有挑戰意味的學習過程。學是先易後難。一個好的行動時機是，我們可以從考慮對付城市郊區的攤大餅式發展模式開始，這樣的發展實際上是不能無限制地進行下去的。在能源上的消耗、基礎建設上的浪費、土地使用上的代價都非常之高。因此，如果現有的攤大餅式發展要有所控制的話，那麼從資源的角度出發，我們也應該有必要學習如何把這種控制，尤其是與城市生活區的連接，做得更加有吸引力、更加賞心悅目、更加能夠持續性發展—對於步行族與坐/開車族都一樣。
在有助於制止城市更新和貧民區清除項目的實施方面，本書時常被稱贊是做出了貢獻。如果確實是這樣的話，我很樂意接受這個贊譽。但是，事實並不如此。在本書出版後的很多年裡，在經歷了聲勢浩大的運動後，城市更新和貧民區清除死於淒慘的失敗。但是，隻要一廂情願的臆想和時時發作的健忘癥還在那兒，那些運動就還會時常沉渣泛起， 而煽動它們的則是因為有足夠多的有害的錢流向那些開發商，也因為有足夠多的政治上的自大和傲慢，以及公共補助的存在。比如，近的事例是那個壯觀但倒閉了的金絲雀碼頭項目，孤零零地矗立在倫敦破敗的碼頭和已經拆得零碎、一派蕭條（卻曾受居民喜愛）的多格斯島社區之間。
回到我在前面說過的尋寶的事，在從一條街道尋到另一條街道的過程中，我意識到我其實是在說有關城市生態的事情。乍一聽，這裡的“生態”一詞好像說的是下面一些事：比如，浣熊在城市街道的後花園和垃圾袋裡尋覓能夠喂飽它們的東西（在我自己住的城區裡它們就是這麼做的，有時候甚至在城市中心也有這樣的事發生）；又比如，老鷹有可能減少摩天大樓間的鴿子的數量，等等。但是，我說的城市生態不同於研究野生世界的學生所關注的自然生態，當然也有相同之處。自然生態繫統是這樣定義的：“一個物理—化學—生物的活動過程，活躍於一定量的空間和時間單位中。”城市生態繫統則是一個物理—經濟—倫理的過程，活躍於城市生活的特定時間裡，且相互緊密關聯。通過類比的方式，我提出此定義。
這兩種生態繫統—一個由自然造就，另一個由人工形成— 在根本原則上有相同之處。例如，兩者都需要諸多多樣性來維持其發展—當然，首先要確定的是，它們都富有生機。隨著時間的推移，多 樣性都會以一種有機的方式得以進展，內含的各種要素則會以一種復雜的方式互相依賴。在生活和民生中，生態多樣性表現越多，則越能體現其持續發展之生命力。在這兩種生態繫統中，很多微小和含混的構成因子（它們很容易被粗淺的觀察所忽視）對整個繫統而言是至關重要的，相比於其形狀或數量而言，重要性要大得多。在自然生態繫統中，基因鏈形成是寶中之寶。在城市生態繫統中，相應的是行為間的互相關聯；更甚者，行為方式不僅在不斷產生的新組織中重復自己的行為， 而且也會發生雜交和嬗變，產生從未有過的行為方式。正是因為存在著各個因子間互相依賴的關繫，所以這兩種繫統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攻擊，也容易被破壞和毀滅。
有時，也會出現沒有致命毀滅的情況，這或許說明繫統很堅實，很有韌性。再加上，如果運轉良好的話，繫統會表現出穩定的跡像。但是，從深層次而言，這是一種假像。正如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言，自然世界中的一切皆在流動之中。當我們以為我們看到的是靜態情形時，實際上我們目睹的是起始和終結的過程，且兩者同時發生。沒有東西是靜態的。這個道理於城市而言也一樣。因此，研究城市生態與研究自然生態一樣，需要同樣的思維。隻是關注事物本身，期待它們自己能夠給出解釋，這種做法是不對的。過程總是與本質相關，一些事物能夠表現意義是因為參與了整個過程，不管是產生好的還是壞的結果。
這種看事物的方式歷史不長，還處在新發展時期，這也許就是為什麼要理解，不管是自然生態還是城市生態繫統，要學習的知識無窮無盡。所知甚少，所學更多。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人類是建設城市的生物。“社會昆蟲”賴以聚集的蜂巢在求生、謀事、開發潛能上是如此異樣紛呈。總而言之，對我們而言，城市也是各種各樣的自然生態繫統。這些生態繫統不是你想怎麼處置就可以怎麼處置的。不管什麼時候，也不管什麼地方，社會欣欣向榮、蒸蒸日上之時，城市的生態繫統也正是處於活力、運轉順暢之日。它們真真切切發揮了其應發揮的作用。這個情況現在依然如此。無獨有偶，城市的衰落、經濟的滑坡和城市問題的成堆上升，這些事往往同時發生。這些情況並不是踫巧走到一起的。
盡我們所能去理解城市的生態，這是擺在人類面前的一項緊迫任務。這種理解可以肇始於城市運作過程中的任何一點。沒有什麼比在一個好的街道、好的街區裡進行好的服務，更能成為一個好的行動的開端；這些服務看似不足為道，但事實上再重要不過。也因為如此，當我知道“現代文庫”要面向新一代讀者出這本書的新版時，我很高興，我希望他們能夠對城市生態感興趣，尊重其中內含的奇跡，並且發現更多。
1992年10月，於加拿大多倫多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曾經是，現在仍然是一面高懸在城市上空的明鏡，值得每一個開發商、規劃師，各級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管理者，尤其是市長們時時參考，觀照一下自己的行為。
——俞孔堅
如何將建築業的“清潔”“大”都市，帶回人類扮演主要角色的“肮髒”“小”地方？這場現代社會的鬥爭，完全是從這位頑強的女性身上開始。
——隈研吾
關於城市出色的書之一……本書的研究方法並不復雜，僅僅是用眼和心而已，但由此而產生的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它告訴我們是什麼給了城市活力和靈魂。
——威廉·H.懷特
也許是城鎮規劃史上具影響力的一本書……也可以在更廣大的背景下來閱讀此書。
——《紐約時報》

一
導 言


此書是對當下城市規劃和重建的抨擊。同時，更主要的也是嘗試引介一些城市規劃和重建的新原則，這些原則與現在被教授的那些東西—從建築和規劃的流派，到周末增刊以及女性雜志—不同，甚至相反。我所進行的抨擊不是對重建改造方法的一些不痛不癢的批評，或對城市設計形式的吹毛求疵。恰恰相反，我要抨擊的是那些形塑了現代正統的城市規劃和重建的原則和目標。
在敘述不同的原則時，我將主要講述一些普通的、平常的事情，比如：什麼樣的街道是安全的，什麼樣的不是；為什麼有的城市花園賞心悅目，而有的則是藏污納垢之地和死亡陷阱；為什麼有的貧民區永遠是貧民區，而有的即使面臨資金和官方的雙重阻力仍舊能自我更新；什麼使得城市轉移了它們的中心；什麼（如果有的話）是城市的街區，而在大城市中，街區應該承擔什麼樣的工作（如果有的話）。簡而言之，我將講述城市在真實生活中是怎樣運轉的，因為隻有這樣，我們纔能知曉，在城市改造中，何種規劃、何種實踐能夠促進社會和經濟的活力，以及何種實踐、何種原則將扼殺城市的這些特性。
有一種一廂情願的神話，那就是，隻要我們擁有足夠的金錢—金錢的數目通常以數計—那麼我們就能在十年內消除所有的貧民區，在那些空曠的、毫無生氣的灰色地帶—它們在過去很長時間裡曾是郊區—扭轉衰敗的趨勢，留住那些四處觀望的中產階級，以及他們的稅款，也許甚至還能夠解決交通問題。
但是請看看我們用初的幾十億建了些什麼：低收入住宅區成了少年犯罪、蓄意破壞和普遍社會失望情緒的中心，這些住宅區原本是要取代貧民區，但現在它們比貧民區還要糟糕。中等收入住宅區則是死氣沉沉、兵營一般封閉，毫無城市生活的生氣和活力可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那些奢華住宅區試圖用無處不在的庸俗來衝淡它們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無力支持一家好的書店。市民中心隻有一些遊手好閑的人光顧，因為他們也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商業中心隻是那些標準化的郊區連鎖店的翻版，毫無生氣可言。人行道不知道起自何方，伸向何處，也不見有漫步的人。快車道則抽取了城市的精華，大大地損傷了氣。這不是對城市的改建，這是對城市的洗劫。
在表面之下，這些“成就”比它們可憐兮兮的表面假像還要寒磣。這樣的規劃行為理應對周圍地區有所助益，但事實並非如此。這些被“切除”的地區通常會長出急性的“壞疽”。為了以這樣的規劃方式來給人們提供住宅，價格標簽被貼在不同的人群身上，每一個按照價格被分離出來的人群，生活在對周邊城市日益增長的懷疑和對峙中。當兩個或更多這種敵對的“島嶼”被並置在一起時，就會產生一個所謂的“平衡的街區”。壟斷性的購物中心和標志性的文化中心，在公共關繫的喧鬧之下，掩蓋著商業還有文化在私密而隨意的城市生活中的式微。
這樣的“奇跡”竟然可以實現！被規劃者的魔法蠱惑的人們，被隨意推來搡去，被剝奪權利，甚至被迫遷離家園，仿佛是征服者底下的臣民。成千上萬的小企業被拆，其業主就此被毀掉，卻連一點補償的影子都沒看到。完整的社群被拆散，被“播撒”在風中，而由此“收獲”的，則是懷疑、怨恨和絕望，而這些情緒，如果不是耳聞目睹，是很難讓人相信的。芝加哥的一批神職人員驚駭於按規劃進行的城市改造的結果，他們問道，約伯有可能是想著芝加哥寫出以下文字的嗎：

瞧啊，這裡的人們就這樣改變了鄰居的地界……
把窮人趕到一邊，密謀欺壓那些無親無故者。
他們在不是他們的土地上收獲果實，在從別人那裡奪來的葡萄園裡粗暴地把籐蔓折毀……
從城裡的街道上傳來陣陣哭喊聲，街上躺著的遍體鱗傷的人們呻吟不止……

如果是的話，那他心裡想著的也是紐約、費城、波士頓、華盛頓、聖路易斯、舊金山以及其他許多城市。當下城市改造的經濟法則是一個騙局。城市改造的經濟運作原則並不是像城市更新理論聲稱的那樣完全依賴於對公共稅收補貼的合理投資，它也依賴於來自眾多孤立無援的改造受害者的大筆非自願補貼。作為這種“投資”的結果，城市從這些地皮上得到的退稅增加了，但這筆錢隻是一種幻像；城市被無情擺弄後隻剩下解體和混亂，要消除這些狀況則需要增加大筆公共資金，相比之下，得到的退稅則少得可憐。進行有規劃的城市改造的手段與其要達到的目的一樣可悲。
同時，所有城市規劃的藝術和科學都無助於阻擋大片大片城市地區的衰敗—以及在這種衰敗之前毫無生氣的狀態。肯定地說，我們不能把這種衰敗歸咎於缺少應用規劃藝術的機會，這樣的藝術到底是不是得到了應用並不要緊。讓我們來看一看紐約的“晨邊高地”地區。從規劃理論的角度看，這個地區根本不應該有問題，因為它擁有大片的公園區、校園區、遊樂休憩場地以及其他空曠場地。這裡有足夠多的草地，還擁有一塊舒適的高地，有著壯觀的河流景觀。這裡是一個著名的教育中心，有著輝煌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協和神學院、茱莉亞音樂學院以及其他六七個聞名遐邇的學校，還集結了眾多一流醫院和教堂。這兒沒有工業。這兒的街道大都規劃有致，以避免侵入那些堅實、寬敞的中上階層房屋的私人領域，造成“不和諧的用途”。但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早期，“晨邊高地”很快就變成了貧民區，那種人們害怕穿行其間的真正的貧民區，以致這種情形對周圍的機構和學校造成了危機。這裡的人與市政府的規劃者們一起，應用了更多的規劃理論，消滅了這個地區破敗的地方，建成一個中等收入者的合作住宅區，配有商業中心，還有一個公共住宅區，滿眼都是清新空氣、充足光照和優美風景。這個項目被稱贊為拯救城市的一個大手筆。
但是此後，“晨邊高地”的衰敗過程則越發迅速。
這並非一個不公正或不相關的例子。在一個又一個城市裡，恰恰是那些依照規劃理論不該衰敗的地區在走向衰敗。同樣重要卻不太被注意的是，在一個又一個城市裡，那些按照規劃理論該衰敗的地區卻拒絕走向衰敗。
在城市建設和城市設計中，城市是一個巨大的實驗室，有試驗也有錯誤，有失敗也有成功。在這個實驗室裡，城市規劃本該是一個學習、形成和試驗其理論的過程。但恰恰相反，這個學科（如果可以這麼稱呼的話）的實踐者和教授者們忽視了對真實生活中的成功和失敗的研究，對那些意料之外的成功的原因漠不關心，相反，他們隻是遵循源自小城鎮、郊區地帶、肺結核療養院、集市和想像中的夢幻城市的行為和表像的原則—這一原則源自除城市之外的一切。
如果說城市中的改建部分以及遍布城市各處的無休止的新的開發項目，正在把城市和周邊地區變成一碗單調而毫無營養的稀粥，這並不奇怪。所有這一切，都是以手、第二手、第三手或第四手的方式，出自同一碗知識的“爛粥”，在這碗粥裡，大城市的素質、需求、優勢和行為，被整個地與那些毫無生氣的（小城鎮）居住區的素質、需求、優勢和行為混為一談。
無論是老城市的衰敗，還是新近非都市區的都市化的衰落，從經濟層面或社會層面說，都不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在整整二十五年中，我們的經濟和社會中沒有哪個部分像城市一樣曾被這樣有目的地加以控制，以準確地達到我們正達到的狀況；政府對城市給予了特殊的財政優惠，但終的結果是出現如此程度的單一、僵化和粗俗。專家們幾十年來的宣傳、著作和教導都已經使我們和立法者們深信，像這樣的“爛粥”肯定對我們有好處，隻要草坪隨處可見就行。
通常，汽車會被方便地貼上“壞蛋”的標簽，要為城市的弊病和城市規劃給人帶來的失望和無效負責。但是與我們城市建設的無能相比，汽車的破壞效應是一個小得多的原因。當然，無須贅言，規劃者們，包括手頭掌握著大筆金錢和巨大權力的公路設計者們，在踫到如何讓城市和汽車和諧相處時，卻茫然不知所措。他們不知道在城市中如何來對待汽車，因為他們原本就不知道如何來規劃一個可實際運行的、有活力的城市—不管有沒有汽車。
相比城市的復雜需求，汽車的簡單需求是比較容易理解和滿足的。越來越多的規劃者和設計者相信，如果他們能解決交通問題，他們就能解決城市的主要問題。城市有著遠比車輛交通錯綜復雜得多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在你還不知道城市是如何運行的、需要為它的街道做些什麼之前，你怎麼能夠知道如何來應付交通問題？你不可能知道。

也許作為人，我們已經變得如此的慵懶，以至於不再在乎事情是如何運轉的，而僅僅是關注它們能夠給予我們什麼樣的快速簡單的外部印像。果真如此的話，我們的城市，或者說我們社會中的很多事情，就沒什麼希望了。但是，我不認為事情是這樣的。
具體來說，在城市規劃這件事上，很清楚的是，有相當多優秀而認真的人對建設和更新傾注了很深的關心。盡管出現了一些腐敗問題，
以及對他人領域過多的覬覦之心，總體上說，在我們造成的混亂局面背後的意圖，還是很有代表性的。城市設計的規劃者和建築師，以及那些緊跟其思想的人，並不是有意識地對“了解事物是如何運轉”的重要性采取了蔑視的態度。相反，他們費盡了心思去學習現代正統規劃理論的聖人先賢們曾經說過的話，如城市理應如何運作，以及什麼理應為城市裡的人們和企業帶來好處。他們對這些思想如此投入，以至於當現實矛盾威脅到要推翻他們千辛萬苦學來的知識時，他們一定會把現實撇在一邊。
例如，可以看一看正統理論對波士頓“北角區”（North End）的反應。這是一個房租低廉的老城區，延伸進入河邊的重工業區，它被官方認定為波士頓破敗的貧民區，是城市的恥辱。它展示了被所有有頭腦的人視為邪惡的屬性（這是因為很多英明之士都形容這些屬性是邪惡的）。北角區不僅緊鄰工業區，更糟的是裡面有各種各樣的工作和商業場所，它們與住宅錯綜復雜地混在一起。與波士頓任何一個用地相比，這兒的密度是的，也許是美國所有城市中的。它的公園用地很少。孩子們在街上玩耍。那兒沒有超級街段（車輛禁行街段），甚至連像樣一點的大街段也沒有，有的隻是非常小的街段；用規劃的行話來說就是“支離破碎，街道浪費”（badly cut up with wasteful streets）。那兒的建築都已老化。所有的東西在北角區都像是擱錯了位置。用正統規劃理論的話來說，這是一本關於已處於破敗的後階段的“大都市稠密區”的三維教科書。北角區因此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及哈佛規劃和建築專業學生經常要做的一個課題，他們常在老師的指導下，撰寫論文來探討，如何把這個地方改變成一個有著超級街段和公園人行道的、規整而文雅的理想地區，同時廢除一切不和諧的用途。這一切好像是那麼簡單，似乎可以把它刻在一枚大頭針的針頭上。
二十年前，當我次踫巧見到北角區時，那兒的住房—不同類型和大小的聯排住房，被改成四到五層的出租公寓套間，這些出租公寓先是擠滿了愛爾蘭的移民，後來又換成了東歐移民，後是西西裡島的移民—已經人滿為患，給人的一個總體印像是，這是一個破敗不堪的城區，當然也極其窮困。
1959年再次見到北角區時，我非常驚詫於那兒的變化。幾十幢樓進行了翻新。窗戶上的草簾子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百葉簾和锃亮的新刷的油漆。許多修整過的小房屋現在住著一兩戶人家，而原先要擠進三戶或四戶。有些租房住的家庭（後來我在進屋參觀時了解了這些情況）為了讓自家寬敞一點，把原先的兩個套房並在一起，並配上了衛生間、廚房等。我俯視著一條狹窄的巷道，希望在那兒至少能找到原先又舊又肮髒的北角區，但是沒有：隨著一扇門的打開，映入眼簾的是重新嵌過縫的磚牆，新的百葉窗簾，同時還傳來了一陣音樂聲。事實上，這是我至今為止見到過的一個這樣的城區，在其中，停車場周邊的房屋側面沒有被肢解得東一塊西一塊，或呈現出赤裸裸的原生狀態，而是重新進行了整修，並刷上了漆，很是整潔，就好像要吸引人們來看似的。間雜在這些生活住宅裡的是數量眾多的食品店，以及諸如屋頂裝飾、金屬加工、木工、食品加工這樣的小企業。孩子們在街上玩，一些人在購物，另一些人在散步、交談，街道因此生機勃勃。如果當時不是在寒冷的一月，肯定能看到有人在街旁閑坐。
街上洋溢著的這種活潑、友好和健康的氣氛感染了我，我禁不住向人打聽起方向來，隻是為了享受和人說話的樂趣。在過去的幾天裡，我看了波士頓的不少地方，大多令人沮喪，但這個地方讓我為之振奮。它是城中健康的地區。但是，我想像不出那些改建需要的錢是從哪兒來的，因為在當今的美國城市裡，像這樣一個既非租金高昂又非郊區翻版的城區，要得到任何一筆數量可觀的抵押貸款幾乎是不可能的。為了找到答案，我走進一家酒吧兼飯店（那裡正有聲有色地進行著一場有關釣魚的談話），給一位我認識的波士頓規劃者打了個電話。
“你到北角區去干什麼？”他說，“錢？不，沒有任何錢或任何規劃行動進入過北角區。不會在那兒做什麼事的。當然，後會的，但還沒有到時間。那是個貧民區！”
“可在我看來，這兒並不像貧民區。”我說。
“不，那是城裡糟糕的貧民區。那兒有整整275個。我討厭承認在波士頓有這樣的地方，但這是個事實。”
“你有關於它的其他數據嗎？”我問。
“有，很有意思。那是少年犯罪率、疾病率和嬰兒死亡率的地區之一。它還是按收入計算租金的地方。好家伙，那兒的人肯定是賺了大便宜了。讓我來瞧瞧……兒童人口數量正好是整個城市的平均水平，死亡率很低，每千人8.8，城市的平均水平是11.2。肺結核死亡率也很低，低於每千人1人，真是不能理解，甚至比布魯克林的還要低。在以往，北角區曾是城市中肺結核嚴重的地方，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改變了。對，他們肯定身強體壯。當然，那是個令人恐怖的貧民區。”
“你們應該有更多的像這樣的貧民區，”我說，“別告訴我你們有計劃要消滅掉這個地區。你應該來這兒走走，盡可能多地學點東西。”
“我了解你的感受，”他說，“我自己經常去那兒，隻是在街上走走，感受那種興奮、活躍的街道生活。讓我來告訴你應該做什麼，你應該在夏天的時候回來，去那兒走走，如果你現在感到很有意思的話。夏天時，你會對它喜歡得不得了。不過，當然我們終還是要改造這個地方的。我們得讓那些人離開那些街道。”
這真是件奇怪的事。我朋友的本能告訴他，北角區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他的那些社會統計數據也證明了這點。但是他作為規劃者所學的那些關於“什麼對城市裡的人和城市有益”的知識，所有使他成為專家的東西，卻告訴他北角區必須是一個糟糕的地方。
我的那位朋友介紹我去找一位波士頓著名的儲蓄銀行家，一位“處於權力機構上層的人物”，以詢問關於北角區的資金的問題，結果證實了我從北角區居民那裡了解到的情況。資金不是來自美國大銀行繫統的恩賜，這些銀行現在對規劃已經知道得足夠清楚，他們對貧民區的了解和那些規劃者一樣清晰。“向北角區注入資金毫無意義，”銀行家說，“那是個貧民區！現在仍有一些移民進入！再說，在大蕭條時期，那兒出現了很多喪失抵押贖回權的事例；這算是不良記錄。”（當時我也聽說過這事，但另一方面，我也聽說有的家庭如何努力工作，籌集資金去贖回一些抵押的房屋。）
這位銀行家告訴我，自大蕭條以來的二十五年裡，進入這個有著1.5萬人口的城區的抵押貸款的數額僅僅是30。“而且這種情況極少出現。”還有些人拿到1000或20。翻新工作需要的資金幾乎都來自這裡的商業或房屋所得，一點一點的投入；該區居民及其親戚中有一些懂技術的人，這些人的加入則是另一種代替資金資助的形式。
這時，我知道對北角區的人來說，無力借款改善條件，讓他們焦急、惱怒；更有甚者，一些北角區的人滿心焦慮，因為他們似乎不可能在這塊地方蓋起新樓，除非以親眼看著他們和他們的社區消失為代價，然後再在那兒按照學者們的夢想建一個城市伊甸園。他們對這樣的命運很清楚，它不單單是紙上談兵，因為它早已徹底毀掉附近一個從社會形態上講很接近（盡管實際上要更為寬廣）的“西區”。他們感到不安的另一個原因是，別的事情不做，隻是修修補補，這樣的事不能永遠進行下去。“有可能為北角區的新的建設提供貸款嗎？”我問銀行家。
“不可能，不可能！”他說，對我愚笨的提問顯得有點不耐煩。“那是貧民區！”
和規劃者一樣，銀行家有他們自己的理論，他們依照那些理論行事。他們的理論和規劃者一樣來自同一個思想源頭。銀行家和擔保抵押款的政府行政官員們並不發明規劃理論，甚至（讓人感到驚奇）也不發現關於城市的經濟法則。在當今時代，他們隻是被啟蒙，從上一代的理想主義者那裡吸取思想。因為城市規劃理論在一代多的時間裡並沒有采納什麼重要的新思想，所以規劃理論家、金融家和那些官僚都處於同一個水平。
直言不諱地說，他們都處於“擁有精巧學問的迷信”這樣一個階段，就和19世紀早期的醫學的情況一樣；那時，內科醫生深信放血療法，即把認為是造成疾病的帶著邪氣的血液抽出來。為了這種放血療法，人們通過多年研習來確切地知道應該切開哪根靜脈，通過哪種程序，治療哪種疾病。一個有著復雜技術的龐大結構通過貌似客觀的細節被建立起來，其文獻直到今天讀來還令人覺得有根有據。但是，即使人們完全沉溺於與“現實”相衝突的“對現實的描述”時，他們依然還保留著一點觀察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因此，放血療法在它長期支配的大部分時間裡，通常會被一定程度的常識所調和。或者說至少在它於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達到技術上的之前，它的影響得到了緩和。但隨後放血療法在這個國度裡風靡無阻。其的、影響深遠的支持者是本傑明?拉什醫生，至今他仍被尊為革命和聯邦時期偉大的政治家兼內科醫生，同時也是一位醫療管理的天纔。拉什醫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有些既有用又有益），其中之一便是推廣、實踐、教授和傳播放血療法，尤其針對那些在此之前因為謹慎和憐憫而限制了放血療法的病例。他和他的學生們在那些幼小的孩子、肺癆病人、年齡很大的老人身上進行放血，在他的管轄範圍內，任何不幸患病的人都得放血。他這種的做法引起歐洲一些放血療法醫生的警覺和恐懼。但直到1851年，紐約州議會任命的一個委員會仍然為其全方位的放血療法進行嚴肅的辯護。這個委員會嚴厲地諷刺和譴責了一位名叫威廉?特納的內科醫生，因為他竟貿然地寫了一個小冊子，批評拉什的方法，並聲稱“這種在病人身上抽血的方法有悖於常識、一般經驗、理智以及上帝的神聖法則”。特納醫生說，患病之人應該鞏固體力，而不是消耗體力，但是他的聲音被壓制了下去。
把醫學上的例子類比於社會機制會顯得牽強附會，而且也沒有必要將城市中出現的事歸因於人的性格問題。但是，對於那些滿腔熱忱、學富五車的人的所思所想而言，這樣的類比還是有意義的；這些人面對的是自己根本不甚了解的復雜現像，卻試圖用一種偽科學來加以應付。城市改造和規劃中的偽科學與醫學中的放血療法如出一轍，經年之學和數不勝數的微妙復雜的教條原來卻是建立在一派胡言之上。但用於發展這種偽科學的技術工具逐步得到了完善。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有權力和纔能的人，那些讓人羨慕的管理者，自然而然就囫圇吞棗地吸收了這種偽科學初的謬誤，同時他們又獲取了諸多手段和公開的信任，其結果便是，他們順理成章地走到了具備破壞力的，謹慎和憐憫或許在此前尚能制止他們（但現在已無能為力）。放血療法能治愈病人僅僅是因為偶然因素或它打破了常規，但後來這種療法被拋棄了，那時人們轉而更相信“一點一點地收集、使用和測試對現實的正確描述”這項艱難又復雜的工作，這裡說的“正確描述”不是來自“世界應該是什麼樣的”，而是來自“它實際上是什麼樣的”。城市規劃及其同伴—城市設計—的偽科學甚至還沒有突破那種一廂情願、輕信迷信、過程簡單和數字滿篇帶來的舒適感，尚未開始走上探索真實世界的冒險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