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黨建引領

干部沉下去，黨員站出來

機關黨員“雙下沉”

“雙下沉”的問題

黨員代際差異

支部建在小區上

激活在職黨員

第二部分社區治理

老舊小區的改造難題

社區干部的煩惱

被打爆的電話

網格員的故事

權力密集的社區

讓一部分人先熟悉起來

趣緣組織的治理意義

三事分流

紓解小區之困，亟需頂層設計

第三部分業主自治

公廁風波

強人自治

人格化自治

社區性公德

業主自治中的民主集中制

破解高空拋物的治理難題

社會治理共同體

第四部分城市治理

揚塵的煩惱

綜合執法進小區

“創城”獨角戲

文明創建中的三重替代

剩餘空間

垃圾分類要有耐心

全周期管理

基層治理現代化要樹立正確用人導向

第五部分城鄉交錯

城鄉治理交錯區

郊區新城

城郊青年的階層突圍

返鄉，新青年們的“價值覺醒”

小城市的希望在於穩定

第六部分對話“新社群時代”

都市新鄰裡

社區團購與社區生活

社區應在聯結與私密之間尋找平衡

中國式社區是什麼

中國物業矛盾正在集中大爆發

後記

前不久，武漢一街道辦事處舉辦社區工作者培訓班。街道分管領導邀我去做交流，主題是“群眾動員”。目前，湖北正在開展“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共同締造”活動，去年試點，今年全面推開。共同締造的核心是群眾參與，實現“五共”：共謀、共建、共管、共評、共享。可是這個位於老城區的街道，社區書記們推動共同締造的積極性不太高，動員群眾動力不足，領導有點頭痛，壓力有點大。

群眾參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早就成為共識，社區書記們也都很認同，隻是“非不為也，乃不能也”。長期以來，日益增多的行政任務早已讓社區不堪重負，哪個書記不希望群眾負起責任來，管好自己的事。問題是，動員群眾參與太難了。尤其是老城區，老舊小區多，老人多，流動人口多，基礎條件差，管理難度高。這些年，我跑了不少大城市，調研過幾十個街道近百個社區，發現基層真是想了不少辦法，比如想方設法搞活動，讓居民走出家門，走進社區，以至於不少活動都明顯有些福利化了。許多宣傳報道和經驗總結喜歡用活動數量來說明群眾參與度，這也就糊弄糊弄外行，搞實際工作的人，誰不知道這裡面的水分。參與活動跟參與治理，不能說毫不相關，至少不能畫等號。

所以，問題在於搞清楚，為什麼動員群眾這麼難？然後纔是如何動員？為什麼這麼難？我在交流時舉了一個例子，就是這本書“公廁風波”那篇的故事。那位社區書記不是沒有做群眾工作的意識，座談會的形式也不是不好，隻是她沒有預料到“居民”到“業主”這個深刻的社會變化，她的適用於“居民”的傳統工作方法，遭到了“業主”來自民法典的合法性拷問。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這幾年強調黨建引領基層治理，許多地方搞“紅色業委會”，甚至發文規定業委會中的黨員比例要達到多少。在我看來，業主自治本來是實現基層群眾工作方法創新轉型的歷史契機，可類似這樣的硬性要求反而是在延續老傳統、老辦法，社區實操起來並不容易。越是業主權利意識強、行動能力強的地方，社區就越容易遭到業主的合法性拷問。社區夾在群眾（業主）和上級黨委政府中間，左右為難。

在我看來，並不是群眾沒有參與，是政府和群眾對參與事項和參與形式的認知不一致：業主積極行動起來搞小區自治，至今仍被有些地方看作“添亂”“惹麻煩”；政府搞活動，搞小區改造，大多數群眾冷眼旁觀，“與我無關”。湖北的“共同締造”如今就面臨這樣的問題。按說，美好環境和幸福生活都是居民自己的事，可政府一來推動，責任主體就“偷換”了。基層干部也很困惑，本來是去推動居民參與來解決問題，實際上卻成了上級在推動基層去解決問題。群眾參與怎麼考核呢？實際上是被問題解決效果替代了。所以，基層干部很著急。基層干部越著急，居民就越不著急。這也說明，用運動的方式來解決群眾參與問題，反而會適得其反。本書討論的文明城市創建，存在同樣的問題。

群眾參與不足，既有社會變遷的因素，也有基層治理中政府參與度的因素。這兩方面因素，我在書中都做了討論。社會變遷是內因，政府干預是外因。有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將二者置於對立關繫，認為政府干預造成了以群眾參與為代表的社會發育不足，解決辦法就是政府從社會退出。這種“強政府 / 弱社會”的框架太過簡化，在我看來，現實並非如此。美國學者帕特南提出的“獨自打保齡球”命題，揭示了社會變遷帶來的大眾社區參與衰落。缺乏社會資本的陌生人社會應對高度復雜化的社區性公共事務，這或許是所有現代社會必然要面臨

的基本挑戰。

實現參與的基本前提，是居民形成參與意識。參與意識來自哪裡呢？來自內部激發，且主要來自問題或危機的激發。跟長期從事業主自治的實踐者交流，大家有個共識，“不亂到一定程度，業主是不會關心小區事務的”。居民隻有為自己的漠不關心付出實實在在的代價，日常生活受到參與不足的反噬，大多數人的參與意識纔有可能被激發出來。現在的問題是，問題或危機激發效應尚未顯現時，政府便在“創文”“創衛”的壓力下先急了，不惜動員公共資源和體制力量，去解決實際上屬於各小區私事的問題和危機。有時，這還造成了社會公平感的紊亂， 多年前在紹興調研時，一位社區書記說，“創文”時，政府把所 有“問題小區”都給兜起來了，居民就有意見了，因為“問題小區”大多是居民不交物業費的，他們得了好處，那些居民按時交物業費、平時管理好的小區反而什麼都得不到，“這公平嗎？” 缺乏內生的問題和危機激發，外部力量再怎麼動員，恐怕都會

徒勞無功。從這個意義上講，釐清社區性事務中政府與社會的責任邊界非常重要。目前存在的問題，與其說是權力越界，倒不如說是責任越界更準確。

具備了基本的參與意識，接下來就是產生有效的參與行動，這就涉及陌生人社會合作的集體行動。中國式小區的基本特點，就是居住群體規模較大，集體行動組織成本高，更加依賴關鍵群體，這裡就涉及政府與社會關繫中比較微妙的部分了。完全對立起來，是不符合現實的，因為大規模陌生人群體難以靠自身力量形成可持續的集體行動。管得過多，甚至以體制力量替代社會自身力量也不可取。我願意將二者的關繫稱為“催化合作”，即政府承擔集體行動中關鍵群體的識別、動員、保護和激勵作用，並在後者力所不能及之處提供外部支持，此外並不介入具體的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類似於發揮催化劑作用，促成社會合作的發生。我在書中涉及業主自治的很多內容中，都對此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討論。

以上，便是我想通過這本書向讀者傳遞的最主要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