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言
從形式結構的組織到集體行動的政治學
經過幾十年的學術積累和傳承，組織研究發展出了針對正式組織結構、過程和機制的一繫列理論模型、分析概念和研究工具，以及有關各類組織現像的研究課題，以至於多數讀者很容易將組織研究視為分析正式組織形式結構的一門學科。實際上，組織研究的學術脈絡遠比正式組織形式結構的研究復雜得多。如果引入歐洲大陸的相關研究傳統，我們會發現，近幾十年來組織研究的發展史就是簡單、線性的理論概念與解釋機制逐步被一些更為復雜的觀察視角和更為深入的推論方式所取代的過程。本書試圖向大家介紹的法國組織社會學決策分析（L’analyse stratégique de la sociologie des organisations）正是其中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推論方式或曰一個學術流派，它創立於20世紀60年代，旨在向研究者提供一種關於組織實際運行的深層動力來源的分析路徑。與英美組織理論相比，這種組織社會學的研究取向更注重現實問題導向和深度案例研究，更多地聚焦於人類有組織集體行動的政治邏輯以及具體行動者體繫中的協商機制、權力來源等前沿領域的研究。它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視野遠遠超出了美國學者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組織與控制論原初模式以及之後發展起來的組織與繫統理論模式，並形成了對組織現像獨有的推論方式及方法論。在脈絡復雜的諸多組織研究理論中，我們選擇將法國組織社會學決策分析學派引介給國內組織社會學界，是希望能夠引導和啟發研究者深入認識現代社會中組織現像與權力現像的偶然性、實質性問題，剖析組織中集體行動的生成機制，以及深入探討組織與環境邊界等多重運行空間的復雜問題。
法國組織社會學決策分析學派的創始人米歇爾•克羅齊耶（M. Crozier）有著豐富的學術經歷，他不僅受到傳統法蘭西學術思想的影響，而且曾執教於哈佛大學，訪學於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並實地研究美國的工會組織。他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英美組織理論有深刻認識，但當他運用這些理論來解釋法國現實時，卻遭遇了諸多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困難。在他看來，所有問題的根源都在於傳統的組織研究均忽略了法國社會文化條件下組織生活中深層權力關繫之奧秘，而這些深層權力關繫的建構恰恰是現代組織的活力所在。基於此，他繫統修正了傳統組織理論的研究範式，使其更適合“穿透”正式組織的形式結構來分析行動者（acteur）世界中協商、抗衡以及妥協的策略和機制。這種分析方法或推論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幫助研究者揭示那些隱藏於正式規則下的行動者間的“政治性”博弈。
20世紀60年代，克羅齊耶在法國國家科學院創立了組織社會學所（CSO，Centre de sociologie des organisations
de CNRS），之後他與他的團隊運用法國組織社會學決策分析方法，進行了一繫列高質量的深度案例研究，由此逐漸呈現出他特有的學術軌跡。通過深入研究法國社會的組織現像和權力現像，尤其是在以法國官僚現像為研究對像的博士論文（“Le phénomène bureaucratique”）形成過程中，克羅齊耶進一步反思了美國組織理論在推論邏輯上的局限問題，並促進了法國組織社會學決策分析方法不斷走向成熟。
本序言將著重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法國組織社會學決策分析方法在組織研究脈絡中的學術傳承，以及它對當代中國社會與組織轉型研究帶來的重要啟發。
一
每種理論的出現都有特定的關懷、問題意識和邏輯進路。法國組織社會學決策分析方法成形於20
世紀60 年代，其基本理論和研究領域的開拓立基於對早前英美組織理論核心主軸所進行的批判性分析。
在克羅齊耶及其合作者埃哈爾•費埃德伯格（E. Friedberg）看來，20世紀60年代的英美組織理論在解釋機制的精致化程度上，較古典組織理論而言已有極大的飛躍。根據他們的觀點，英美組織理論無論是理性繫統理論還是早期開放繫統理論，大都建立在三個顯而易見的基本假設之上，即組織的客觀理性、高度凝聚力以及組織與環境之間的清晰邊界。但他們都認為，這些基本假設還有進一步推敲的空間。
首先，來看組織理性的客觀化命題。大多數組織理論都傾向於把組織看作一部設計精良的機器，即為圍繞單一目的而組合起來的一繫列相互關聯手段。這種理論預設了組織理性是依據一定原則而形成的客觀之物，即使這種理性因受到某些約束而變得有限和不完整，但其仍然是高度客觀的規則與程序的體現。這種根深蒂固的理論取向早受到人際關繫學派的挑戰。人際關繫學派所關注的是正式組織中的非正式行為，而這種非正式行為中暗含著帶有復雜主觀意圖的個體情感世界。該學派雖然對正式組織的剛性約束提出了許多富有見地的反思，但在一般化理論建構和知識積累上卻沒有更多的貢獻。克羅齊耶及其研究團隊通過深刻剖析法國社會文化背景下企業組織和行政組織的實際運行方式，對組織中情感理性的過度抽像化做出了批判性思考。也就是說，他們的研究探尋沒有停留於心理學的研究範疇。他們並不認同“人的行為從一開始就是依據固有的偏好和計算好的目標，而且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的設想，他們認為這種設想或假設既是一種謬誤，也是一種錯覺，其實組織中的理性更主要體現為不同主體在行動過程中，在諸多制約下所做出的戰略抉擇。他們提出的這種新的理性觀，更強調組織理性的非線性、復雜性且難以還原為單一理性等特征。由此，組織研究開始從形式結構向充滿活力的行動者體繫轉變，這一轉變為現代組織研究打開了一扇新的視窗。
其次，來看組織具有高度凝聚力這一習以為常的命題。幾乎所有的理性繫統理論和早期開放繫統理論都關注組織之於個體之上的結構性意義。在這些理論視野裡，即使在某些條件下，個體目標與組織目標不盡相同（甚至衝突），現代組織也可以通過調整激勵結構、構建新規則等方法來重塑組織凝聚力，使個體統一於組織目標之下。然而，克羅齊耶等研究者在對官僚現像和工人運動開展的“深描”研究中，發現了組織凝聚力“脆弱”的一面，並揭示了看似鐵板一塊的組織現像背後所隱藏的復雜個體動機和大量行為策略。與同時代的那些忽略行動者之間復雜互動過程的英美組織理論不同，他們認為所謂組織的整體性恰恰是在這些互動中形成的社會建構。基於此，克羅齊耶和費埃德伯格提出：與其把組織看成是一種具有一致理性的整體，毋寧將其看成一種集合體，“在此集合體中，大量類型各異的理性彼此發生踫撞，互相對峙”，“從這一觀察視角上看，組織恰恰變成了一種政治競技場，人們在其間就行為方式進行協商，就個體權力策略競相追逐……”。這種新理論觀點的提出標示著法國決策分析理論開啟了聚焦組織內部集體行動政治學的新研究傳統。
此外，傳統組織理論中關於組織與環境間的清晰邊界的假設，在克羅齊耶等研究者看來，同樣經不起嚴肅的反思。早期開放繫統中的權變理論開始關注組織與環境間的對應關繫，這個理論有兩個基本的預設，即：一方面將組織（結構）與環境都看作“客觀之物”；另一方面強調組織與環境之間存在因果制約關繫。這兩個基本預設表明，組織與環境間存在著清晰、客觀、穩定的邊界。但克羅齊耶等研究者在法國的經驗研究中卻發現，來自環境的制約力量經常是變動不居的，甚至是模糊和矛盾的。他們在借鋻了R. 西爾特和J. 馬奇（Cyert
and March，1963）的研究後指出，組織通過建立聯盟和達成協議，常常有選擇地對自己與環境間的邊界進行“選擇性位移”，並建構一種“協商性環境”。他們進而看到，組織對環境特質的理解也遠非一種客觀的映射，而是由行動者來傳遞環境信號、解讀環境特征，這一過程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法國組織社會學決策分析引入這些反思，意在使研究者意識到組織邊界的模糊性，以及組織活動在深層次上所具有的“政治性”特征。
通過上述認識的不斷深入，法國組織決策分析學派奠定了自己獨特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基石。其研究者們試圖將個體層面的理性行動者行為與來自有組織的繫統（système）約束、制約相聯繫，並從這個聯繫體的運作問題出發，進而理解組織中理性決策、政治性均衡和組織變革的復雜勾連。在法國組織決策分析學派看來，作為繫統結構約束的組織與行動者的策略行為之間存在著延綿不絕的循環因果，且組織領域中普遍存在著不確定性問題，人們一味尋求一般化的理論建構就變得不切實際。因此，法國組織決策分析學派轉而試圖在方法論上探求一種能夠揭示有組織集體行動的動力學研究視角，終形成自己的推論方式。
二
法國組織決策分析所展現的新的問題意識和推論方式建立在這樣一種基礎的組織哲學觀念之上，即：組織並非“自然的”原生之物，它們是“人類的建構”，其主要目的在於解決集體行動中的合作問題。而要認識和理解這個“人類的建構”過程以及其中復雜的組織機制，首先要解決如何深入行動者世界的問題。
法國組織決策分析學派的一繫列重要研究成果告訴人們，個體的自由、理性並不完全受到組織的決定和限制；相反，即使在的境遇中，組織中的行動者也擁有一種限度的自由。這些行動者會為了追逐自身目標，避免多種約束，而生產出諸多策略行為。這樣的策略行為具有雙重特征：一方面，受到現有結構的約束；另一方面，又呈現出行動者工具主義的能動性。當組織中的諸多行動者圍繞利益相關的具體問題而相互影響、相互制衡、競相角逐時，就呈現出一幅集體行動的政治學圖景。在法國決策分析學派看來，此類過程就像一種基於權力關繫的“遊戲”（jeu），參與其中的行動者們都或多或少擁有某些可以調節、配置組織中關鍵資源的能力並有影響組織實際決策產生的意圖。
這種“遊戲”通常表現為圍繞某種資源交換的不明言協商，它涉及諸多行動者，並具有一定的結構特征，因此是超個體的。由於它的維持機制受到行動者集體行動的偶然性影響，其穩定性比組織的正式結構要弱得多。盡管其折射出的秩序是一種“局部秩序”，但比一般意義上的抽像組織秩序更接近實際問題。由此，法國組織決策分析學派將“遊戲”視為基本的分析單位，體現其問題導向和提問理路。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法國組織決策分析學派又在大量深入的經驗研究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自由代理人”（agent autonome）、“自由餘地”（marge de liberté）、“具體行動體繫”（système d’actionconcret）、“不確定性領域”（zone
d’incertitude）等一繫列緊密關聯的專用分析概念，這些分析概念大多一頭聯結組織的結構性要素，一頭聯結行動者策略。本書的第三、四章將詳細介紹這些分析概念及其運用方法。
法國組織決策分析學派以“遊戲”為分析的，但其對現實組織運行的觀察並沒有停留於單個“遊戲”。對於大多數復雜組織而言，其運行中總是存在著多個“遊戲”，這些“遊戲”圍繞不同的關鍵問題而相互糾纏，形成了組織中看不見卻發揮著具體作用的激勵與約束體繫。由此，法國組織決策分析學派將發軔於個體行動者層次的集體行動政治學上升到行動“繫統”。這種行動繫統由行動者建立，雖然是暗在的，但在組織資源配置的規則形成、決策生產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作用。通過有效地揭示行動者—遊戲—繫統的內在聯結，法國組織決策分析學派為組織研究在推論方式上提供了一整套相互聯繫的分析要素與環節。
在這種分析視角下，法國組織決策分析所關注的，就不僅僅是一種關於特定組織的理論，其中更加深刻地隱含了社會變革的意涵。法國組織決策分析暗示：人類要優化組織績效、推動組織變革，就需要一種全新的政治性干預思路。區別於一般所說的基於成本—收益分析的思路、基於理性計算的組織診斷，這一思路有著根本的不同，其核心意圖是修正、調整組織中“遊戲”的既有維持機制，進而從根本上改變行動繫統中集體行動的政治結構。這種分析要求組織的研究者改變那種“頭疼醫頭”的線性分析思維與方式，從更復雜的整體上來理解組織正式規則背後的行動體繫及其權力關繫，從而找到改革與制度變遷面臨的深層機制問題。比如，在《被封閉的社會》中，克羅齊耶強調了法國式科層模式對社會變革的阻礙，並在其《法令不能改變社會》中充分運用這種思路，集中分析了“法蘭西病癥”之所以不能被計劃主義法令所改變的深層原因，提出了變革社會的政治主張。
三
法國組織社會學決策分析學派產生於20 世紀60 年代末，其理論思路和推論方式在嚴謹扎實的案例研究中不斷成熟，直至今天，它們對於認識和破解組織實際運行的真正動力與挑戰來源，依然是一種有效路徑與手段。近幾十年來，克羅齊耶所創立的組織社會學所中的一些研究者聚焦於行動者與其自身實踐之間的互動，獲得了一些新進展，比如：以組織的觀念將國家和市場逐步分解，作為一種組織，國家被認為性，廣泛聯繫於地方的關繫體繫中，其管理模式的運作往往與其他有組織的利益代表相適應；在經濟活動可能采取的形式中，組織與市場的關繫經常被認為是相對的，但關於市場運作機制的組織決策分析發現，市場使產品和服務成為交易的過程就是一種有組織的過程。此外，決策分析學派發展出了三個組織性維度的分析框架：（1）它定義了組織的價值、使命以及哲學；（2）它明確了組織的“實體性”（materiality），也就是角色、目標和協作程序的官方成文部分，以及與問題解決和合法性訴求相聯繫的技術部分；（3）組織決策是行動者之間和其他維度之間雙向互動的結果，它植根於多樣化的實踐、互動以及那些為了建構和維護協商空間而展開的、非官方的、隱秘的日常行為中。
在我們看來，首先，法國組織社會學決策分析的重要之處在於，它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快、更有效地深入那些有可能集聚相關行動者的不確定性領域，比如不同社會利益群體間的某些博弈所圍繞的核心資源，以及影響這些核心資源的“遊戲規則”的產生機制。如果研究者不清楚這些博弈背後“遊戲規則”的維持機制，就隻能在組織現像的“應然”而非“實然”的層次上提出問題和討論問題，也就無法看到這種維持機制背後的關鍵約束條件，更無法形成解決實質問題的有效方案。
其次，法國組織決策分析方法的貼切使用，對於社會學家理解大變革時代如何推動社會改革，以及社會學家自身認識到更新思維方式的必要性，都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克羅齊耶及其合作者所在的研究團隊為創建新的分析方法和推論邏輯而啟動的實踐努力，正逢法國戰後的激越變革時代，他們的研究成果深刻回應了當時這一變革何以可能的重要問題，並形成了基於集體行動政治學的革新思路。這一革新思路重在強調對社會整體發展進步的關注，不僅要了解組織中的刻板僵化領域、文化觀念表征，更要揭示組織外表下面存在著的行動者多向度的相互依賴關繫、權力結合問題，而且還要對這些不同方面的相互聯繫進行深刻的繫統分析，並從戰略上對社會變革的壓力條件進行有效調整。基於這一思路而形成的公共政策方面的理論與實踐建議曾引起了法國社會和學界的極大關注。
本書試圖以框架概要的表述方式，通過歸納法國組織決策分析學派的基本理論思路和推論方式，將其整體面貌呈現於讀者面前，希望讀者可以從中看到組織社會學的一個學術領域得以深入開墾的重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