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當時與現在

大多數作家一生中隻會想到幾個重要觀點。幸運的是，我在二十五歲時便有了一個：生活在一個龐大、混亂的城市中，個體可以真正像人類一樣發展。與和自己不同的人共處，面對復雜空間孕育出的偶然機會與發現，體驗無比密集的城市生活，種種挑戰都能使人成長。但在半個世紀前，也就是我年輕的時候，城市中並不存在這種可能。它們排斥多樣性與復雜性。階級與種族隔離使得不同群體無需頻繁互動；公園與公共空間渺無人煙；大型企業和嚴格的總體規劃擠占了當地的生活。僵化的組織與管控，阻礙了人們的豐富體驗。
這些對當時的物理空間的描述，同樣適用於如今的數字空間。原則上，互聯網也能夠豐富體驗，讓人們接觸到大量的陌生人並拓寬視野；但事實上，它正在將行為規範化、慣例化，剝奪了人們獲得復雜能力的機會。同自上而下的城市一樣，自上而下的互聯網應當受到質疑，從而變得更為開放。我認為過去與現在之間至少存在這種聯繫，也因此，我希望《無序的用處》一書依然有其影響力。
過去與現在之間似乎存在一個明顯差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與西歐蓬勃發展，因此，如何塑造這種增長、如何利用豐裕的資源，成為當時面臨的問題。如今，經濟資源相對稀缺，至少對大多數並非極度富有或顯貴的公民來說，增長已經不可持續了。作為政治標簽的六十年代，是個無比憂郁、卻又蘊含無盡希望的時代，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們相信一切會有所改變。但現在，極端的不平等縮小了機會的範圍，也限制了人們的政治想像力；他們變得憤世嫉俗，認為再也沒有什麼事情是能夠做成的。
作為一個年長者，這是我如今最為擔心的狀況。“現實主義”會催生順從，但逆來順受無法讓人熬過生活。人不能徹底聽天由命。或許時間讓六十年代蒙上了玫瑰色的濾鏡，但它的理想主義確實能為我們帶來力量。當我現在重讀我的這篇文章時，會發現許多不切實際的空想，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個錯誤。
如果要重寫這本書，我會補充展現藝術對實現全書主旨的幫助。在六十年代，一些紐約的藝術家試圖動搖人們看待城市的常規方式，例如黛安·阿勃絲（Diane Arbus）的照片與喬納斯·梅卡斯（Jonas Mekas）的電影。相較於十年前那些內省的抽像主義畫作與詩歌，他們的作品具有不同的精神內核，不再局限於藝術自身、不再僅為藝術本身創作。類似的現像也在六十年代的建築領域出現：邁克爾·索爾金（Michael Sorkin）和馬克斯·邦德（Max Bond）等人不再將建築視作華麗的、單獨存在的物體，轉而開始認真地對待環境——在紐約，這代表著他們開始關注城市的混亂，換言之，也就是城市的活力。如此，這些建築師響應了簡·雅各布斯在她的經典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的號召：追求建築形式的復雜性，而非清晰性。
我的書同樣受到雅各布斯的啟發（我們最終成為了很好的朋友），盡管當時我和她的看法甚至並不一致。她是社區的堅定擁躉；而我，即使在《無序的用處》一書中，感興趣的都是人們該如何在一個龐大、密集、匿名的城市中，擺脫內向的、自我封閉的、停滯的社區的束縛。城市不是村莊。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人的境況》等書中討論了擺脫固定身份後的自由，我在後續有關公共生活的研究，如《公共人的衰落》中，借鋻了她的思路。
盡管我是個思想家，而不是個實干家，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無序的用處》似乎引起了社區組織者與建築師的共鳴。其中，一位名叫巴勃羅·森德拉（Pablo Sendra）的規劃師將本書的概念應用到了城市建設中。他仔細構想了怎樣的物質基礎設施纔能夠支撐地面上的靈活性，使得不同、甚至互相衝突的建築與空間能夠共存。巴勃羅與我合著的新作《設計無序》將與這本《無序的用處》的再版共同問世。我的寫作期望，是希望本書能夠激發人們超越專業實踐邊界的、更為廣泛的探索，因為城市既是一個空間，更是一種思維狀態。

理查德·桑內特 
2021年6月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