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與我們時代的命運
《科學作為天職》編者說明
李 猛
1917年11月7日周三晚八點，接受德國自由學生聯盟巴伐利亞分會（Freistudentischen Bund. Landesverband Bayern）的邀請，韋伯在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藝術廳（Kunstsaal
Steinicke），以“科學作為天職”為題做了一場演講，這是“腦力勞動的職業”（Geistige Arbeit Als Beruf）繫列演講的講。[1]德國自由學生運動一直關注德國大學生經常面對的文化政治問題，特別是德國高等教育體制特有的專業化與職業的問題。當時對“青年文化”影響巨大的教學改革倡導者維內肯（Gustav Wyneken），[2]強烈反對將高等教育視為單純的職業培訓。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在戰前也撰文尖銳批評政府官僚與資本主義的職業工作，斥其為吞噬一切的巨大機器。受這些思想的啟發，在自由學生運動中相當活躍的青年學生施瓦布（Alexander Schwab），在1917年5月發表了一篇題為“職業與青年”（Beruf und Jugend）的文章，將“職業”描述為現代世界中具有致命力量的可怕魔王，與古希臘世界中人的完美處境相比，“職業”在現代歐美“人”的謀生與精神之間制造了巨大的分裂，斷送了青年人完整的靈魂，使現代人的生活淪為扭曲與倒錯的不幸處境。在這篇尖銳文章的觸動下，巴伐利亞的自由學生聯盟，決定邀請一批“專家”，探討在現代世界中生活與精神的關繫，尤其是腦力勞動作為職業的情形。曾經撰寫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韋伯，被視為是處理這一主題的絕佳人選。
一次告誡聽眾不要等待先知與救世主的演講，卻意外留下了“先知”與“救贖”的印像，[5]無疑反映了當時聽眾的普遍渴望。
在發表“科學作為天職”的演講前不久，韋伯剛剛參加耶拿書商狄德裡希（Eugen Diederichs）在圖林根的勞恩斯坦城堡（Burg Lauenstein）召集的非正式聚會，在5月和10月兩度與桑巴特(Werner Sombart)、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等許多文化人以及德國自由青年運動的一些代表人物討論德國當時面臨的文化與政治問題（主題分別是“我們時代的意義與使命”和“國家與文化中的領袖問題”）。韋伯曾戲稱以往類似的聚會為“世界觀的百貨商店”（Warenhaus für
Weltanschauungen）。但在勞恩斯坦城堡，韋伯夜以繼日地與持有各種不同價值和理念的人交流，激烈反對各種浪漫派的政治主張與文化觀點。與會的青年尤其受到韋伯“個性與理智誠實”的感召，渴望韋伯這樣的人能夠引導他們。韋伯夫人記錄了年輕一代當時的情緒：
“年輕人則由於拒絕一切傳統價值，尤其是持續導致戰爭的國家秩序和社會秩序，與老一代人分道揚鑣。他們渴望更單純的存在，新的共同體，新的信念。在他們眼中，這個與上帝相異的世界，已經到了該被摧毀的時候。他們期待著新世界，一個超越國族聯合在一起的新世界的降生，在這個新世界中，終占配地位的是和平、兄弟之情、團結與社會主義”[6]
在德國政治與文化的危機時刻，青年渴望的是韋伯拒絕擔當的領袖或者先知。而韋伯之所以“主動接受”“科學作為天職”的演講邀請，或許正是為了回答這些青年。
1919年年中，在演講速記稿的基礎上，經過徹底的修訂，《科學作為天職》正式出版。[7]部分因為韋伯於1919年1月28日在同一演講繫列中又做了“政治作為天職”的演講，加上韋伯夫人在韋伯權威傳記中的錯誤說法，許多人誤以為兩場演講時間相距不久，並誤把“科學作為天職”看作是針對1918年戰後政治氣氛的言論。
《科學作為天職》出版後不久，年僅56歲的韋伯就於次年不幸離世。但這篇不長的文章卻在德國學界引發了一場不小的爭論。來自詩人格奧爾格圈子的文人卡勒，在《科學作為天職》出版前，[8]就大聲疾呼“科學的危機”（Die K risis der Wissenschaft, 1919年5月），但沒有引起太大反響。對大學中專業化科學的批評，在戰前就是受詩人格奧爾格（Stephen George）強烈影響的文人圈中屢見不鮮的話題。在推崇迷狂與靈感的詩人及其追隨者那裡，“靈魂的命運就取決於他是否對抄本此處的文本做出了正確的推測”這樣一種維拉莫維茨式的科學精神，太過技術化，缺乏人性和創造力。[9]因此，當右翼文人克瑞克（Ernst Krieck）倡導“科學的革命”（Die Revolution der Wissenschaft，1920），卡勒立即撰文響應這一主張，並以此旗號抨擊以韋伯演講為代表的“舊科學”。正如特洛爾奇在評論中指出的，這篇文章，雖然言之尚未成理，但卻代表了戰後一代青年對“舊科學”的不滿。卡勒爾對科學的“貶斥”，表面上是對韋伯演講的批評，實質卻是對大學和“舊科學”全面宣戰的宣言，社會科學家薩爾茨撰文應戰，“捍衛科學”（Für die Wissenschaft gege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 1921），從而圍繞韋伯的演講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不僅熟悉韋伯思想的特洛爾奇與李凱爾特相繼加入卡勒爾與薩爾茨的爭論，青年文學學者庫爾提烏斯與資深的哲學家舍勒也貢獻了相當重要的意見。從這場爭論可以看出，洪堡一代在建立德國大學時倡導的自由“教化”（Bildung）的精神理想，處在專業化的職業要求與民族國家的精神使命的雙重壓力下，面臨日益加劇的緊張與難以避免的分裂。這些爭論，在我們這裡，仍然具有不容忽視的思想意義。
直到今天，當一位學生對科學的職業產生了興趣，有志成為一位學者，他的老師仍然可能會遞給他一本《科學作為天職》，讓他了解這一職業的苦辛，明白獻身其中的巨大風險，希望他能三思而後行。然而，老師的經驗告訴我，這樣一篇意在勸誡的文章，卻隱含了強烈而持久的感召力。在一個文化背景與生活處境相當不同的國度，韋伯的聲音強迫我們思考，科學職業對於個人倫理生活的要求與意義，以及科學對於整個現代社會的文明使命與精神後果。科學仍然是個問題。無論作為外在的職業，還是內在的天職，科學工作帶來的快樂和痛苦，仍然是“我們時代的命運”。
為了紀念韋伯演講發表一百周年，我們編輯了這本文集。感謝李康為我們重新翻譯了“科學作為天職”[10]一文,吉硯茹從德文翻譯了魏瑪時期科學爭論的一些重要篇章（其中還包括洛維特在60年代對韋伯演講的繼續思考），渠敬東、應星和田耕從我們今天的處境出發重新閱讀了韋伯的演講，希望能繼續韋伯當年的思考。
李猛
201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