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章 SOS

第二章 瑞典 “在瑞典，兼顧工作和孩子並不困難。”

第三章 民主德國 “我不知道要怎麼纔能撐過40個小時……那不是人過的日子。”

第四章 聯邦德國 “在德國，大家會說，你是個事業狗。”

第五章 意大利 “沒有人幫我。在意大利真是好難。”

第六章 美國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同時做好所有的事。”

第七章 政治化的工作—家庭衝突

附錄A 關於方法論的注釋

附錄B 訪談提綱

注釋

參考文獻

致謝

索引

被嫌棄的職場媽媽的一天一生

你的敵人希望你相信這一切都是無望的，你無能為力，沒有理由付諸行動，也絕不可能獲得勝利。

但你無須放任自己失去希望，這是你不應放棄的權利。

即便沒有任何承諾和保證，希望仍意味著，一個不一樣的世界亦是可能的。

當我們團結一心，我們就有力量，而且，我們能夠改變世界，因為之前我們就曾無數次地做到過。無論我們的信仰為何，我們需要凱旋的禱文。過去已經沐浴在光明之中，讓它成為火炬，我們擎著光明走向未來的黑暗。

——麗貝卡.索爾尼特（Rebecca Solnit），2016 （節選）

讓我們做快樂的戰士。

——卡瑪拉.哈裡斯（Kamala Harris），2018

艾莉森一直喜歡早起。但在她畢業並進入職場之後，早起對她有了更為重大的意義。周圍的一切仍被黎明到來之前的黑暗所籠罩，艾莉森在家裡享受著這段慢吞吞的時光，小口地喝著咖啡，看看新聞，就好像整個世界都還沒有醒來。盡管轉瞬即逝，這樣的寧靜極其治愈人心。對艾莉森而言，清晨的這些儀式是她踏入工作戰場之前必要的準備。

開始上班之後就沒時間喝咖啡了。事實上，根本不能喝咖啡。艾莉森的上司很堅決地建議她什麼都不要喝。在企業的銷售和市場部門，因為上廁所而浪費時間會遭人白眼。午飯永遠得和客戶一起喫。所以艾莉森杜絕干擾，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穿梭在高風險的會議、電話、演示之間。無論何時艾莉森都儀態萬方，臉上永遠掛著笑容，她覺得一整天都處在“運行”狀態使她在興奮不已的同時感到筋疲力盡。

跨入30歲之後，艾莉森的晨間慣例有了新的意義—她結婚了，有了兩個女兒，在公司也靠著努力奮鬥爬到了一定的職級。她愈發地需要休息，因而黎明時分變得愈發的珍貴。在這段時間裡艾莉森不再是一個人了，不過她歡迎這個同伴—她的大女兒，還在蹣跚學步的年齡，每天早上會睡眼惺忪、搖搖晃晃地爬上她的膝頭，彼時艾莉森正穿著天鵝絨的長睡袍，盤腿坐在矮桌前化妝。電視裡總是在播放凱蒂·庫裡克（Katie Couric）的晨間節目《今日秀》（The Today Show），權當是背景音。外面還暗著，安寧、平靜和私密都一如往昔。這是一天中艾莉森喜歡的一段時間。但要不了多久，她化完了妝，一天的奔忙就要開始了。她匆匆把姐妹倆送去日托班或者交給保姆，然後纔好去上班。

艾莉森和丈夫都有自己喜歡的工作，上班時間都很長。這些年來，她東拼西湊地為自己的兩個女兒編織了一張瘋狂且不斷變化、令人嘆為觀止的關繫網，由一群臨時和長期保姆、朋友、鄰居，一繫列日托班、課前和課後活動、體育運動、夏令營，來確保她的兩個女兒在自己回到家之前安全無虞而且有事可做。這些方案沒有一個能運作超過一年。有一些甚至隻維持了幾天或者一個星期。即便如此，臨時保姆可能會生病請假，日托班可能會關門。這時候，艾莉森剩下的選擇就是帶著女兒們一起去上班。晨間的董事會上，女孩子們裹在紅色和黃色的睡袋裡躺在會議室的角落，這一幕令艾莉森的上司錯愕不已。

艾莉森在女兒們還很小的時候就向她們講述了工作對於女性的重要性，也提到了她們在事業上可能會遇到的阻礙——尤其是假如她們以後決定要孩子。艾莉森的上司——得知她懷孕了，就拿走了艾莉森的客戶，降低了她的職級，而且強制她接受大幅的降薪。女兒們出生之後，假如哪個孩子發燒了而她需要回家的話，艾莉森就不得不忍受同事們的不耐煩。假期根本就不存在。盡管白天艾莉森穿著套裝、指揮著一屋子的男人，她的內心是慌亂不堪、壓力重重的，她覺得力不從心——尤其是當保姆請病假或者日托班的老師責備她太晚來接孩子的時候。

過了幾年，當孩子們都上小學的時候，艾莉森離婚了。她努力試著一邊工作一邊獨自撫養孩子。過了一段時間，她覺得自己到了極限，終於辭職了。她再也沒有全職工作過，而是決定接受一份顧問的活兒，雖然賺得少些也沒有什麼福利待遇，但能讓她靈活地在家辦公、參加學校的活動，甚至陪著孩子們去郊遊。在“選擇退出”不凡的事業之後，艾莉森把目標集中在做兩個女兒的好媽媽上，如今她終於有這個時間了。而一切都有代價，艾莉森付出的代價是她自己的抱負。在此後的時光裡，她時常憧憬腳下踩著事業階梯時的安定，還有伴隨著她那種好工作的贊賞、自豪以及身份認同感。20年後，艾莉森試過重返職場，但雇主覺得她已經是個老古董了。

我滿懷著感激將這本書獻給艾莉森，我的母親。事實上，我想將這本書獻給所有的母親。帶著一種不絕的希望—這是我從她身上學到的觀點——我相信一個不一樣的、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為了撫養孩子，母親往往需要作出巨大的自我犧牲，她們付出的努力在這個新世界裡將得到重視。這個世界本應更加友善、更加平等、更加公正地對待艾莉森。我們的家庭畢竟還比大多數家庭過得好些，貧窮的母親們所面對的困境要更淒慘得多。

本書所記敘的故事懇請我們加快腳步、攜手行動，更為公平和充分地支持女性照顧別人的勞動，鼓勵男性在家庭中更為平等地分擔照顧別人的責任。在之後的章節中，我將探索在瑞典、德國、意大利和美國這四個有著不同社會政策和文化背景的國家裡，中產階級的職場媽媽們如何應對事業和家庭，從而了解她們為了減輕工作—家庭衝突有著怎樣的需求和渴望。我們需要一大批“快樂的戰士”來開創一個更加美好、充滿愛的未來—我的母親、所有的女性和她們的家庭都應該生活在這樣的新世界裡。

*終，這本書是人們對“照料者以及提供照料者的重視”的一種振奮人心的呼聲。

——《金融時報》艾瑪·雅各布斯（Emma Jacobs）

這本書調查了瑞典的狀況（長期以來，瑞典被視為兩性平等的堡壘和職場母親的天堂）、民主德國（在這裡看到了鼓勵母親工作的共產主義制度的殘存）、聯邦德國（文化尚未跟上支持母親的政策的步伐）、意大利（那裡的婦女似乎受到家庭和國家的支持，但實際並沒有那種感覺）和美國（因為我們得到的組織和政府援助*少，因此我們“壓力很大”）……柯林斯的主題是，雖然進步的政策可以改善職場媽媽的生活，但文化信仰和文化敘述必須齊頭並進。立法者和機構組織必須提防意料之外的後果，例如，產假很長，但也強化了女性應作為主要照料者的觀念。

——《哈佛商業評論》艾莉森·比爾德（Allison Beard）

社會學教授柯林斯在對工作—家庭平衡的敏銳探索中，采訪了四個不同國家的職場媽媽。柯林斯按國家來組織她的研究，發現要實現工作—家庭平衡，就需要和諧地融合工作場所、政府政策，以及支持性的文化態度……柯林斯建議，政策必須成批通過，而不是零散地通過，例如，確保育兒假結束的年齡段的兒童可以使用日托，這纔是*有用的。這項研究以比較的方法闡明了文化規範如何影響政策和經濟成果，該研究是明智的、發人深省的和清晰的。

——《出版商周刊》星級評論

社會學家凱特琳·柯林斯投入大量精力，探索長時間工作的文化以及社會對照顧工作的不屑一顧的態度，如何加劇了工作和家庭的緊張關繫。在意大利和美國，壓力大、筋疲力盡和未受贊賞的母親分享的故事，與瑞典母親的故事明顯不同。在瑞典，更先進的社會政策意味著父親休90天的陪產假，並在育兒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使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更加接近現實。柯林斯認為，這種方法應該被廣泛接受。

——《衛報》卡羅琳·布洛克（Caroline Bullock）

通過對生活在不同國家背景中的職場媽媽的深刻見解，凱特琳·柯林斯清楚而令人信服地表明，我們日益增長的照料危機源於不公正的社會安排，而不是不負責任的個人。本書的廣度和深度使其成為一項獨特而寶貴的貢獻，這是一項全球性的爭取工作—家庭正義的運動。

——凱瑟琳·格爾森（Kathleen Gerson），《未完成的革命：性別、工作和家庭的新時代的到來》（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Coming of Age in a New Era of Gender）的作者

本書注定會成為經典。凱特琳·柯林斯對美國和三個歐洲國家的135名中產階級母親進行了深度采訪。她發現，在所有四個國家，甚至在兩性平等的瑞典，母親都面臨著工作和家庭責任之間的衝突。柯林斯指出，歐洲政策可能會對美國的母親和家庭產生積極影響。但是她也指出，我們對母親的文化期望的普遍影響是強迫性的且難以實現的。這四個國家都需要對母性進行文化上的重新定義，以描述並尊重可能發生的事情。

——瑪麗·布萊爾-洛伊（Mary Blair-Loy），《競爭性奉獻：高管女性的職業和家庭》（Competing Devotions: Career and Family among Executive Women）的作者

比較歐洲和美國的婦女以及她們如何將工作與母職結合起來，這本書是對在不同文化和政策世界中生活的感受的首次跨文化研究。母親（甚至父親），甚至是未來將成為父母的人，都需要閱讀這本引人入勝、發人深省和具有啟發性的書。”

——艾莉森·J.普格（Allison J. Pugh），《風滾草協會：在一個不安全時代的工作與關懷》（The Tumbleweed Society: Working and Caring in an Age of Insecurity）的作者

這本雄心勃勃且寫得精美的書考慮了婦女在不同情況下如何管理工作和家庭。本書在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廣泛的采訪，顯示了工作—家庭政策的差異如何導致婦女面臨的挑戰的差異。這是一種令人印像深刻的貢獻。

——馬薩諸塞大學安姆斯特分校，喬亞·米斯拉（Joya Misra）

關於母職的社會意識形態源自“文化圖式”，即我們通過共有的文化模式來見證、理解和評價我們的社會現實。這些圖式塑造了女性的意見和行為。美國媽媽們備受壓力的原因是“密集母職”，即認為成為母親以及婚姻是女性首要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業。這種文化理念唆使女性相信她們的丈夫和子女是脆弱的、需要母愛的，而她們的照料是有意義的、創造性的、能夠帶來滿足感的。爸爸們則天生缺乏關愛別人所必需的技能，因而無法照顧好自己的孩子。密集母職的模式，又稱“家庭奉獻圖式”“協作培養”或“推崇幸福家庭”。

家庭奉獻圖式還有一個幾乎同樣頑固的對手：工作奉獻圖式。這種圖式也被叫作“理想員工”模式，即員工在情感上和時間上都應該將忠於自己的工作放在位，並由此獲得獨立、地位和滿足感作為回報。這種理想員工的信仰遍及當今職場，且一步一步使得男性在職場更占優勢、女性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在美國，職場上為主流的約束力與家庭生活造成的限制剛好是矛盾的。帕梅拉·斯通（Pamela Stone）在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媽媽群體中進行的“退出革命”研究表明，巨大的文化壓力敦促媽媽們努力扮演出理想員工的樣子，這為她們造成了沉重且持續的焦慮。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有大批原本身居高位的女性離開職場，且相比責備她們的雇主，這些女性更傾向於認為是自己能力不足，無法兼顧工作和家庭責任。斯通的研究澄清了女性“主動選擇”離職的錯誤觀念。她認為，這些女性事實上是因為刻板的政策、制度障礙，以及一個對待努力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女性不進行獎勵反倒實施懲罰的體制而被迫離開職場的。

社會學家瑪麗·布萊爾—洛伊（Mary Blair-Loy）將這種壓力稱為“競爭的奉獻”。那些花了太長時間照顧家人的職業女性會被認為褻瀆了工作奉獻圖式，而那些避開家庭責任或者將家庭責任委托給他人的女性則違背了家庭奉獻圖式。這種困境是媽媽們工作—家庭衝突的源頭。貧窮的女性也會遭遇工作—家庭衝突，但相比中產階級或者上流社會的女性，她們手頭可以運用的資源更少，調整工作安排以應對工作和家庭生活中“日常的不可預料”的能力也更弱。

盡管工作—家庭衝突看似私人或女性個人的困境，布萊爾—洛伊認為事實上這是由背後更為深層的道德和文化理念造成的，這種理念預先設定了好員工和好母親的標準以及人生價值。規範性決策的衝突給媽媽們造成了無法克服的困境。這種衝突決定了家庭勞動的性別分工以及職場中的時間安排、企業意識形態、晉升模式和評價標準。但無論女性決定工作還是全職在家，中產階級以及工人階級女性的就業決定都是從家庭角度出發的。事實上，所有社會階層的女性都將如何對自己的家庭為有利作為工作抉擇的前提。

盡管我采訪的瑞典媽媽們普遍自認比較滿意，但作為母親，她們的生活世界並非毫無壓力。很多瑞典的受訪者因為履行扎根於階級特權的“密集育兒”（針對社會學家莎倫·海斯［Sharon Hays］提出的“密集母職”的性別中立的說法）而似乎都感受到一種無聲無息但綿延不斷的緊張。大多數與我談過話的女士們都提到要在家做飯菜，要盡可能將孩子送進好的日托班，又要確保孩子不會在日托班裡待太久，要有足夠的時間在戶外度過。當媽媽們確實感受到工作—家庭的衝突時，她們傾向於將其歸咎為理想化的密集育兒。

比如，她們解釋說“太晚”去日托班接孩子被視為是種禁忌。來自德國的單親媽媽瑪麗每周要工作39個小時，相比她在斯德哥爾摩辦公室那些下午四點就走光了的同事們，她有時候會工作到更晚一些。她說，她女兒所在的日托班老師曾評論說她的孩子好幾次都是後一個被接走的。

“好家長”的規範決定了什麼時候開始送孩子去日托班以及每天將孩子留在那兒多久，這影響了媽媽們對於何時返回職場以及花多少時間工作的決定。盡管我的受訪者們似乎都對孩子們在日托班的經歷表示滿意，她們卻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下午在那兒待“太長時間”。有伴的家長們努力調整工作安排，爸爸媽媽中好有一個人下午去接孩子，而且越早越好（很多人都提到下午三點是接孩子的理想時間，盡管日托班開放得更晚）。

有好幾位女士向我坦誠她們為了當個完美家長而倍感壓力。工程師馬婭表示：

我努力不因為各種各樣的忠告和書籍而焦慮—真的有太多育兒書了，我覺得在瑞典，在斯德哥爾摩，家長如今的壓力很大。這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笑）……我努力不去想，但我知道總有壓力在那裡。比如說，你得做個完美的媽媽，你得早點去托兒所接孩子，但同時你正在打拼事業，你還得做好飯，當個完美的伴侶，還有，你知道的，這樣那樣的，各種沒辦法兼顧的要求。（笑）除非你自己放松一點。

當我問馬婭是什麼驅使她想要在工作和家庭方面同時做得無比出色，她告訴我說除了自己，她還真想不出來其他的壓力來源：

沒有任何人告訴我說我必須做這個或者那個。我想所有人都認為我們可以好好地養育（我們的女兒）吧。當我看著她的時候，我能感受到她是個快樂的孩子。大概我們確實做得不錯。（笑）我不認為社會對我有那麼高的期待……但是呢，我對我自己恐怕是有的……我得去兼顧——特別是兼顧工作和家庭生活。這是我給我自己的壓力。因為我想要讓所有人都覺得我盡可能做到好了。但是要說服我自己就有點復雜。至於說做個好家長，我真的認為如果我能保持冷靜、對生活滿意，那麼我女兒應該也會有相同的感受。所以我很努力想要成為這樣的人。（笑）這種時候育兒假真是很有用的。

在育兒方面，馬婭對自己有很高的要求。盡管所有證據都顯示她做得很好，她也能感受到周圍的人對自己的大力支持和欽佩，但她總覺得自己在兼顧工作和家庭方面還沒有做到好。可能這份焦慮來源於政府所宣傳的，瑞典女性應該無縫銜接並且遊刃有餘地兼顧母職和工作吧。當馬婭感受到壓力的時候，她覺得一定是自己出了問題，因為這個體繫為了媽媽們的個人成功已經將一切都安排好了，這可是出了名的。

有一位瑞典女性認為，職場媽媽的形像過於普遍，以及通過法律變得根深蒂固的雙職工/雙照顧者模式已經使得媽媽們沒有了其他選擇——即便某個媽媽對待在家裡有些興趣，她也不能這樣做。

在聯邦德國，公認的“好媽媽”會：（1） 在孩子出生之後就停止工作；（2） 好在孩子出生後的頭幾年都待在家裡；（3） 在孩子們十幾歲之後，或者甚至等孩子們徹底離開家之後，找一份兼職的工作。我的受訪者表示，在聯邦德國占據主流的看法是：假如媽媽外出工作而不是陪在孩子身邊的話，那麼所有的孩子，尤其是年紀尚小的孩子，都會在成長發育上、心理上和感情上受到傷害。這種論調與我在柏林和斯德哥爾摩了解的信息完全不同。

索尼婭提到過，聯邦德國的人們對於那些在孩子仍舊是個嬰兒或者幼兒的時候就出門去工作的女性有種貶低的稱呼：Rabenmutter，“烏鴉媽媽”。這樣的女性“把孩子留在空巢裡，自己飛出去追求事業”。

媽媽們承認會覺得愧疚，甚至在解釋她們認為事業進步與當個好媽媽無法兼得時壓低聲音，仿佛在囈語一般。她們會在職場中“後退”和重新定義成功來適應密集母職的意識形態。白人銀行高管珍妮特已婚，每周工作45小時，她在公司的職位可謂顯赫。但她解釋說自己能做到這個級別的原因是她選擇先立業再成家，然後因為不能生育而領養了一個孩子。在我們進行采訪的時候，她的兒子4歲了。珍妮特帶著我穿過辦公樓的玻璃大堂，走進她設備完善的辦公室。一進門我就看見了她兒子的照片，她書桌邊的牆幾乎被大幅照片填滿了。我問她媽媽們是否有機會踏上事業，珍妮特停頓了一下，然後輕聲說：“我不知道。老實講，我覺得很愧疚，而且現階段我在工作上也沒有特別努力。能成就事業，又能同時平衡工作和家庭，有時間看得到自己孩子的，一定是非凡的女性。”我問她：“能做到這一切的女性應該具備怎樣的特質呢？”珍妮特又停頓了一下，能明顯看出她在猶豫，然後她回答道：“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可能……或許根本沒有這樣的人存在吧，或者我不認識這樣的人。我這樣說或許有些刻薄，不過我真的覺得在某些時刻，你隻能二選一，在事業上全力以赴，或者全心顧家。”

從珍妮特的話（以及之前提過的格洛麗亞的話）中能發現她們都有“媽媽的戰爭”觀念：好媽媽沒辦法在事業上走得很遠，因為這樣她們就連看看自己孩子的時間也沒有了。在這方面，美國媽媽的想法與德國媽媽擔心自己被叫作“烏鴉媽媽”很接近。不過大部分批評別人野心太大的德國媽媽自己都有兼職工作，因為兼職工作在德國要比在美國普及得多。

即便是已經身處高層的受訪者，如切爾茜和珍妮特，也認為在工作上“後退”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樣能減輕她們的工作—家庭衝突。急診室醫生勞倫表達了類似的想法：“你不能期望一切都做得完美。有些事情就是得放棄……我自己把對工作和家庭生活兩方面的期望都降低了（笑），纔覺得自己能撐得下去。這可不是說我不會再對工作或者生活抱著不好的感受—我仍舊時不時地覺得糟糕透了。”這種無可避免的失望在我采訪的大多數女性身上都很明顯。媽媽們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她們無法擺脫對工作和家庭生活同時抱有愧疚感。這種傷感也曾出現在德國和意大利媽媽的話語中，不過對德國媽媽而言在工作上“後退”意味著兼職。無論成為理想員工或是履行密集母職，都要求極高的關注度且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因此媽媽們從來不覺得自己在兩個領域都取得了成功。這是很合邏輯的：媽媽們總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好。

在我進行訪談的五個國家和地區中，媽媽們都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主流觀念，即自己需要將大量時間和精力傾注到孩子身上。在完成了所有的訪談之後，我有一個疑問一直沒有得到解答：媽媽們究竟將什麼時間留給自己呢？在某個時間段裡，她們不是媽媽，不是女兒，不是伴侶，不是朋友，隻做自己？簡短的回答是，她們基本沒有這種時間。所有我采訪的女性都說，在當了媽媽之後，先失去的就是隻屬於自己的時間，在她們的日程表裡怎麼也擠不出這樣的時間了。想要讓媽媽們不必再遵循理想化的母職標準，給她們減減壓，那麼就不該將當個好媽媽與所有耗費時間的責任掛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