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我寫作和完成本書的根本原因，當然是我國熾烈的職業教育改革實踐，但其重要觸發點是筆者曾在鄉下教書時的一個老同事。他是鄉村社會最熱忱的教育實踐家，也是民間社會最純樸的教育思想家，他對鄉村教育事業有非同尋常的熱情，對美好鄉村建設有極大的事業心。然而，舉辦義務教育學校永遠需要投入和奉獻，盡管有政策支持和企業捐贈，盡管他把自家將要蓋新房的材料用於學校，盡管全家人住進學校做志願者，這所鄉村小學的最大難題始終都是經費不足。他辦學30年，可謂傾家蕩產，不久前聽聞他因積勞成疾而突然去世，未竟事業又面臨困境，震撼而又錯愕。在中國大地上，有多少這樣的教育實踐家？在人類歷史上，有多少這樣的純樸思想家？一定有很多，隻是他們默默奉獻，眾所未聞而已。他們舉辦的是什麼教育？民辦教育？國民教育？義務教育？職業教育？他們自己從不去命名和定義，他們隻是純樸地舉辦“生命”的教育。
什麼是“生命”？這個問題亙古長存，研究成果海量而莫測。今天，這個問題顯得尤為嚴峻，因為人工智能“介入”進來了！世界著名物理學家泰格馬克在《生命3.0》這部書中把生命定義為“一種自我復制的信息處理繫統”，並且據此把生命分作三個階段（或三個層次）：生命1.0階段（層次），生命軟硬件全靠進化獲得；生命2.0階段（人的生命存在階段），生命硬件靠進化獲得，但大部分軟件由人“自己設計”；生命3.0階段，泰格馬克認為這是科技創造美好生活的最高層次，生命將自此脫離“進化的束縛”，一種“友好的”通用人工智能全面接管生命的軟硬件設計。泰格馬克樂觀地預測，生命3.0可能會在一個世紀之內降臨，甚至可能會出現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泰格馬克的身份是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他創立了未來生命研究所，在當下這個咄咄逼人的人工智能時代備受推崇。然而，我卻產生了一種關於生命設計的喬治·奧威爾式的悲涼情緒。在人類歷史上，生命這個需要敬畏的奧秘已經被形形色色的文化設計得層層疊疊，普通人的命運在這種設計戰爭中一文不值，隻要軟件程序員敲擊一下鍵盤就瞬間沒了痕跡。這是“文化生命”的歧視嗎？是的，它在我們的人之為人的生活中時時處處發生，當下每個人都會感受到。以教育為例，即使那些整天把“公平”“愛”“消除歧視”訴諸筆端的“教育學家”也逃不出“鄙視鏈”。在我個人的工作感受中，職業教育處於“教育鄙視鏈”底端，一個遊走在底端的職業教育從業者如果逾越層次，並且試圖和學術教育平起平坐，馬上就會體驗到強烈的邊緣感和屈辱感。那麼，職業教育作為一種“類型”的同等重要地位是怎麼出現的呢？按照人的生命的文化設計理論，它是由“職業教育人”自己設計出來的，卻也在根本上是“普通教育人”在長期的生命歧視中隔離出來的。請問，“職普融通”難上加難，“消除類型”有可能嗎？也許有可能吧。莊子說，倏忽是生命，混沌也是生命，無論美丑或開竅，都是完整和自然的。如今，我們也仿佛的確希望看到，閑暇與忙碌、勞心與勞力、思想與技術、教育與工作、學校與社會的界域之冰慢慢消融，整個教育在數字技術新場景中似乎即將無“界”可“跨”，而且似乎即將無“類”可“型”。不過，我們所看到的也許並非真相。真相是，在10萬年前那場認知革命中，人類就已經被大自然賦予了“設計”或“虛構”的本能，它的底色是分類分層及其愛恨情仇。不可避免地，人類社會分工文化體繫總是要用某種身份標識把人的生命割裂開來，與之相應的知識分科工程也總是要用某些符號（比如考試分數）把教育的界限劃分出來——其實是在制造新的趨同。應當承認，職業教育的所謂“邊界”和“類型”就是用考試分數設計的“文化趨同”，而進入其中的職業教育人則在攀附心理作用下不斷強化這種趨同，企圖把自己的事業描述得“高大上”一些。於是，一套工具，幾種體繫，不同身份，競相表演，我們每天生活其中，似乎習以為常，然而思想之域正在被技術侵占，熱鬧之後的孤獨悄然襲來，浮躁與焦慮纏繞蒸騰，靈便的手和腳不斷萎縮，人的全生命功能正在退化和異化，真善美和愛正在渾然不覺的強力撫摸中慢慢鈍化。
自從人類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把“經濟效率主義”推上明堂寶座以來，把職業教育作為“教育類型”的趨同性文化設計就粉墨登場了，一種依附於經濟效率主義的職業教育的話語體繫就此建立起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變化清晰可見：數字化技術正在以高效率的競爭態勢搶跑推進，新經濟形態的不確定性、技能知識的復雜性和職場生活的非連續性大大增強，一技之長和終身職業無以為繼，善於應變的通用生活技能正在不斷擠壓特定崗位的專業工作技能。許多人擔心，“機器取代人”帶來的就業市場被擠壓的後果正在顯現，數以億計的勞動者何去何從？與之相應，職業教育從業者擔心，職業教育何去何從？答案是，這取決於效率之域被技術占領之後，人去干什麼。可以預測，幾乎所有人都已經主動或被動地進入了形形色色的數字化平臺，幾乎所有人都在事實上變成互聯網制造出來的符號化勞動者，幾乎所有人都在大融通的世界中竭力尋找和創造有利於生命幸福的職業，幾乎所有人都渴望在“流動的現代性”中獲得一種美學生存的體驗。就此而言，在效率主義職業教育話語體繫中，“機器取代人”的擔心是必要的；但是，在生命主義職業教育話語體繫中，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為人工智能技術的阿喀琉斯之踵沒有思想，當然不可能有人類生命的豐富情感，凡是被注入思想情感的職業都會在大變局中獲得新生。簡言之，機器取代的是工作，而不是人！對於有愛心、有思想的人來說，新工作永遠都在創造的路上。
可惜，對於這種巨變背後的生命主義邏輯，那些深陷經濟效率主義思維慣性的職業教育從業者並未理解，他們通常不假思索地以“職業教育適應性”理論來應對變化。比如，當他們看到直播產業如火如荼，“網紅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候，第一時間要做的，往往是熱血沸騰地計算直播市場有多大、直播人纔有多缺等等，然後可能會急急忙忙地組建“電商直播學院”，理直氣壯地開設“直播帶貨課程”，並且據此申請經費，打造標準化、高端化、持證上崗的“一流直播人纔實訓室”。乍一看，非常與時俱進；仔細想，實在是與時作對！試問，一流的（有生命力的）直播人纔是從實訓室制造出來的嗎？如果不是，那該怎麼辦？
本書想表達以下觀點：
第一，曾經行之有效的效率主義職業教育話語體繫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必須實現職業教育話語體繫的新轉向，否則我們將無力應對數字經濟的新挑戰，這不僅是理性邏輯的選擇，也是感性經驗的選擇。試看，職業教育在我國當下很熱鬧，但是職業學校卻沒有吸引力，何也？因為職業學校把教育封閉在經濟效率主義的邊界文化趨同中，既制造身份焦慮，又標榜獨樹一幟。然而，技術在發展，經濟在發展，教育在發展，大眾對於職業生活的訴求在發展，原來的話語不靈了，老式的口號不響了。近些年來，“社畜”“裸辭”“螞蟻族”等職場網絡詞語流行，就是主體感增強的青年人對於充當“工具人”表示憤懣的生動體現。那麼，新時代職業教育的新話語體繫是什麼？一詞以蔽之：生命主義。數字時代特別呼喚生命，有生命纔會有創造進化的衝力，纔會有人的存在和尊嚴。過去，生命衝力往往被效率主義文化設計機械化、工具化和外在化，就像亨利·柏格森所說，生命作為一個整體的高漲流動“被物質轉變為一種渦流”是必然的，盡管會給它的自由增加負擔和障礙，卻終將無法阻擋生命衝力的不斷向前。（《創造進化論》，新星出版社，2013）當我們把職業教育作為生命現像看待的時候，職業教育的底層邏輯就發生了變化，我們需要從人本邏輯出發，體現職業教育的生命整體理念和“生態-生長”特征。特別是，當職業教育生命真相及其價值得到彰顯的時候，職業教育纔能真正地“認識自己”並且“關心自己”；反過來，隻有當職業教育認識並關心自己的時候，職業教育纔不至於在行為上依附，在心理上浮躁和焦慮，也不會被類型和層次問題所圍困，而是持續專注於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並因此贏得尊重。最終，職業教育隻是手段，目的是找出職業教育背後的那些人和事，使他們、我們以及所有人都能夠認識自己，然後關心自己（懂得什麼是關心、如何關心和有能力關心），贏得尊重。
第二，曾經以職業學校為中心、以“重類跨界”為標識的職業教育“學校主義”（或可稱之為“學歷主義”“身份主義”）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必須基於知識大融通和終身學習機制，實現職業學校治理模式的新轉向，建立“技能型社會”的一種“下沉式教育公共服務生態”。職業教育不能無人理睬卻孤芳自賞，而要帶著關懷走進平民世界；職業教育不能根基不牢“向上浮”，而要扎牢根基“向下沉”；職業教育不能強化工具理性的“外依附”，而要關心生命世界的“致良知”；職業學校不能招生困難卻“高築牆”，而要“拆除圍牆通四方”；職業學校不能制造“類型趨同”和身份焦慮，而要體驗“和而不同”與職業幸福。總之，職業教育需要帶著全新的生命主義話語體繫，帶著“多重技藝”“愛心奉獻”和“教育救助”，像“善利萬物”的流水一樣，到平民世界去，到鄉村世界去，到田野世界去，到小人物世界去，到中小微企業的困境世界去，到“眾人之所惡”的真實場景中去。毫無疑問，所有投入“生命”的教育都難言效率主義的張揚與豪邁。筆者曾經在大城市充滿豪情地投入過兩年素質教育實驗，盡管不缺物質條件，卻體驗了每月都要去醫院掛弔針的理想主義者超負荷工作的折磨。
第三，若要實現職業教育話語體繫和職業學校治理模式的新轉向，我們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轉向“人的生命本身”，並由此去追尋職業教育“生命話語”，例如回到職業教育“啟蒙時代”，重溫職業教育“愛的初心”。職業教育源自人的“生命啟蒙”，包括思想啟蒙和技術啟蒙兩個渾然一體的方面。人的生命本質是“思想”，也是“技術”，人類是思想和技術的綜合體，“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而且“無可挽回地與技術聯結在一起”，技術是圍繞思想的技術，思想是圍繞技術的思想。因此，眾所周知，作為一種生命現像的職業教育生成於思想啟蒙運動時代，也生成於工業技術革命時代，成為人的生命自由、權利平等和教育解放的像征。職業教育的初心是啟蒙、救助、愛，職業教育培養平民英雄；職業教育初始話語體繫是審美的啟蒙主義，其目的不是隔離於普通教育和服務於工廠就業的工具主義、效率主義，而是全體國民教育、基本義務教育、技能謀生教育、啟蒙救助教育。
第四，承接第三點，筆者想進一步說明：我們這個時代的職業教育為什麼特別需要裴斯泰洛齊？除了上述原因，還有以下理由：一是很多教育人自身的工具化理性太多、圈子意識太濃，而教育激情過少，教育信仰缺乏；二是很多職業教育工作者名利心太重、庸俗氣太重，卻認識自己不夠，關心自己不多，缺乏自主性和英雄氣概；三是很多職業院校嫌貧愛富思想嚴重，仁愛心太少，教育救助缺乏；四是很多縣域職業高中把自己和普通高中“位隔”開來，在另一賽道“往城裡跑”，結果連自己也跑丟了；五是教育繫統的“條塊分割”比較嚴重，城市教育和鄉村教育之間有排斥，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之間不相容，各種教育名稱、概念、提法之間誰也不服誰。筆者想到了18世紀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在周圍人眼中，裴斯泰洛齊是個又丑又笨又純粹又熱情的怪人，他放棄了當時被人羨慕的城市公民特權身份，從大城市前往小鄉村辦學。他招收流浪孩童，把自己全部生命奉獻出去，遭受無盡挫折仍矢志不移。然而，如今有多少教育工作者知道裴斯泰洛齊是誰呢？裴斯泰洛齊是職業教育思想家嗎？當然，在教育史專業研究中，裴斯泰洛齊必有一席之地，有人說他是國民教育之父，有人說他是學前教育之父，有人說他是教育心理學之父，也有人說他是師範教育之父……可是有很多職業教育研究者談論裴斯泰洛齊，卻並不承認他是什麼職業教育思想家，這並不奇怪，因為裴斯泰洛齊的事業很難用現行的技術性的效率主義職業教育話語體繫去界定。但是，今天面對新技術、新工具和新職業的顛覆性挑戰，我們鄭重提出：職業教育要回到裴斯泰洛齊，回到這位為職業教育生命贏得尊重的使者，目的是重新認識和關心“自己的職業教育”，以煥發自尊、奉獻、啟蒙和救贖的教育生命力。
本書的關鍵詞有：職業教育、裴斯泰洛齊、尋找、生命、啟蒙、話語、轉向。本書主題源自歷史邏輯賦予職業教育的時代命題，是對作為“生命”現像的職業教育話語體繫的審思、轉向和建構，圍繞兩個核心點（職業教育的“生命”價值與啟蒙，職業教育的“生命”話語與轉向）和三條“話語”線（審美的啟蒙主義職業教育，工業的效率主義職業教育，未來的生命主義職業教育）展開。
何為“話語”？話語是一種繫統存在，決定身份建構，隻有被詮釋纔能體現價值。何為“轉向”？即歷史性的探究、審思和建構，包含話語本源的探究、話語價值的審思和話語體繫的建構。海德格爾說，隻有順應思之本有，纔能轉向話語本質。職業教育話語體繫的生成是一個過程，也是一種詮釋；職業教育話語體繫及其生成過程是一種詮釋存在、價值存在和歷史存在。
本研究以主體詮釋學作為方法論，意在使職業教育研究從自我認識和自我關心的生命體驗出發，強調職業教育話語體繫不存在與我們的生命體驗無關的“客觀”理解。因此，本研究不去解釋制度文本和各種理論，更不羅列有關技術知識的論述並進行資料彙編，而主要關心本文作者所開啟的生命世界。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生命啟蒙：重溫職業教育的本來樣子”，主要是通過分析裴斯泰洛齊的教育論著、教育行為和心理狀態（重視“進入作者的原始決定和基本動機”），講述審美的啟蒙主義職業教育話語的生成故事。第二部分是“話語轉向：追尋職業教育的生命話語”，主要是通過“視域融合”“語言轉換”和“精神相遇”的主體性詮釋，在文本閱讀、歷史想像和意義分析中打開一個與職業教育精神相遇的歷史新視域，其間不斷追尋職業教育“為什麼”，進而思考現代漢語如何詮釋基於西方話語體繫建構起來的職業教育思想，用以激活職業教育生命主義的“血液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