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策略：多點、超越

人類以及合作式一位年輕的同事曾經評論道，人類學有件很棒的事就是它無處可躲——既不能躲在田野中也不能躲在文本中。即使她可能忽略了沉默的策略是如何與我們的學科歷史纏繞在一起的，她的樂觀精神和努力使事情變成本來應該的樣子還是讓我感到安慰。本書建立在民族志方法和參與觀察的人類學實踐的基礎之上。然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我的實踐與那種孤獨的個體在一個特定的地方沉潛很長一段時間的經典人類學實踐還是有所不同。對我而言，田野工作是對研究者和他選擇的田野或感興趣的主題之間的關繫的仔細制作過程，是雙方限制、影響、隸屬和支持關繫的不斷修補的過程。民族志實踐經常是意外，但也常常是周密計劃的結果。它總是獨特的，因為它反映了田野和田野工作者的特殊性以及兩者結合的特定的環境。將所有這些條件都明白無誤地說出來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為了向我的年輕同事致敬，我願意詳細地闡述那些對我的分析看上去是很重要的條件。於是接下來的內容就是關於我們如何以及為什麼做田野的簡短的描述。
由於養殖三文魚是流動的，我們也是流動的。就像前面談到的，追蹤三文魚的地點圍繞著無數次的在僅僅是模糊聯繫的地點之間的跳躍，我們能夠跟隨的軌跡也是不確定的、斷裂的，並經常是偶然的。我們的一些地點好像是年復一年一直存在的：它們允許我們來來去去並讓我們感到賓至如歸，我們也逐漸了解了這些地方、三文魚和人群。這些包括孵化室、“銀化”生產點和將方形網箱和圓形圍塘置於海水之中的所謂養殖場。
隻有經歷了“銀化變態”（smoltification）過程之後，三文魚纔會被送到養殖場，“銀化”是一個為年幼三文魚從淡水轉移到海水做準備的生物過程。在江河裡孵化的三文魚要到營養豐富的北大西洋中去長大，這個過程是必需的。養殖三文魚也要經歷“銀化變態”的過程。對它們來說，這個過程標志著從淡水的貯水池轉移到峽灣中的網箱或圍塘。因此，這標志著前一個成長和發展階段的結束，而前一個階段則開始於將受精卵運送到工業化的孵化室的時刻。
其他的地點僅僅是暫時性地體現出來，比如每年在斯圖爾召開的Aqkva會議。在這裡，三文魚不僅作為研究對像出現，而且對於市長們和部長們來說，它們也作為治理和政治爭議的對像出現。它是作為養殖場的生物群、河裡的野生三文魚種群、逃逸的魚以及財政（既是地區生計又是當地稅收來源）被建立起來的。它也是海虱的寄生對像，這是一種影響所有三文魚的寄生蟲，其泛濫據說是集中化養殖的後果之一。所以三文魚既是主體又是受害者，這取決於它們在養殖圍塘之內和之外的定位。Aqkva會議上的三文魚話題圍繞著文獻和研究實驗，圍繞著企業投資和小心翼翼的政治平衡。所有的這些都不是單純的，每一種認識主體都穿越當前的時間，導向會議室之外，去到其他的地方。比如卑爾根的研究所、沃索河上的野生三文魚實驗、當地的商業投資、環境部政策或者全球現貨市場上三文魚價格的浮動。
我們的大部分田野工作是在挪威西部的哈當阨地區做的。一個我們叫作“斯拉克”（Sjolaks）的三文魚企業好意地讓我們接觸到它所有的活動。斯拉克是一家中型的、本地所有的公司。像許多位於這個區域的公司一樣，它也是擴張性的。通過這種方式，朝著更少數和更大的控股的方向發展，這也是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挪威水產養殖業的特點。在我們田野工作期間，它雇用著超過200位本地工人和經理，並擴展到好幾個郡和20多個地點，包括孵化室、“銀化”地點和養殖場。我們在斯拉克的田野工作時間跨度長達四年（2009—2012），對不同的地點進行了多次的調查訪問，每次我們通常待一個星期。我們穿著雨衣和膠鞋，盡量幫忙，但從來不領公司薪水。我們的參與是自願的——並且，我們希望能夠給公司帶來好處。通過參與到日常任務中，我們開始了解一些生產場所以及在那裡工作的人們，並且變得能夠適應時間上的變化。
這些地點中的每一個都能通過比較、對比或翻譯的特定形式，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產生出它自己的情境。如果將規模想像成同心圓，我們可以構想三文魚是通過朝裡和向外的循環往復的過程被建立起來的。但是規模並不是一件既定的事情，它本身也是一種認識工具，人類借助它使世界變得有意義、清晰和有利可圖（Tsing，2010）。這樣看來，並不存在使其他情境被推論出來或者使之相關聯的支持點、明顯的中心或明顯的地點。

因為三文魚並非人類，我們的田野工作也是一種超越人類的接觸——對使人類和三文魚結合起來的不同時空點進行仔細制作和組合。我們可以將每一個點都想像為在展開的多物種網絡中的“節點”，而編織網絡的不僅僅是人類，還有三文魚、海虱以及其他已知和未知的實體。當我們進入每一個地點並足夠地放慢速度來適應它時，不同的層面在我們的活動中展開。我們發現每一個節點在細節上都是無限豐富，並同時被特定的界限限制的。接下來我將這些田野地點稱為“相對整合的空間”（spacesofrelativecoherence）或者“片段”（patches）（Tsing，2015）。羅安清提醒我們“片段”原則上可以是任何規模的，但是在實踐中並且根據田野工作的限制性和開放性，我在這裡探索的“片段”是那些允許我接受並創造性地使用我作為人類的能力，把它作為“民族志工具”的片段。我是一個三文魚食用者，養家糊口的人，有消化能力的女性生物體，在期望壽命的三分之二的年齡上，身體適應水下世界比較困難但是在地面上移動倒還不錯（感謝交通上的便利）。與三文魚相比較，我的嗅覺和方向感是無望的，但是我識文斷字的多種能力為不同種類的想像留出了空間。它們提供了對於其他三文魚和其他地方人們的感覺，並且提醒我無論如何轉換角度來看，我的視野也總是有限的、部分的和不調和的。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本民族志並非一種平衡性的多物種描述，而是一種將超越人類的社會性包括到故事中來的努力。並且意識到即使人類要做一些不同的安排，人類也並非世界上制造差異的的主體。
所以我——人類民族志作者——如何能了解一個超越人類的世界呢？我意識到其實在很多方面（多於我能說出的方面），我不能弄懂三文魚。所以這本書是在少數我能弄懂的方面的謹慎探索。我不能和三文魚一起遊動，但是我可以喂養它們、給它們注射疫苗、清點它們、用手托住它們、對它們中的一些個體進行觀察。我不在顯微鏡下研究海虱，但是參與到消滅它們的活動中去了，並且也清點它們。我不做基因分析或者實驗室實驗，但是有時候為其提供材料，並且我也與從事這些活動的生物學家交流。在三文魚聚集和出現的地方，也在人類聚集的地方，我將我作為人類的能力與這些關繫緊密結合起來。因此在人類與三文魚銜接的地方，我從事著人類實踐。追蹤三文魚有好幾個層面的意思：首先，我追蹤那些追蹤三文魚的人群，深度參與到他們的實踐中去。第二，我追蹤那些追蹤其他種類的三文魚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追蹤三文魚的人群。這屬於標準的民族志實踐。第三，我來來回回、上上下下或者從側面編織這些活動中出現的不同的片段。於是就有了第四個我們認為是有點危險的做法，我有意搜尋裂縫、斷層線、缺口——那些“非整合性”，它們使我能看到與我一起活動的人們不一定看到甚至是無意地緘口不言或者掩蓋的東西。這種有意的搜尋使本書與一個生物學家的描述會有所不同。生物學家的目標通常是追求整合性，而我不是這樣。主要因為我的目標不是一個單數的世界，它允許其他種類的三文魚、其他的存在物、其他的群體進入場景中，於是另一種故事被講述出來。
第三，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建立在合作式田野工作的基礎之上。我在塔斯馬尼亞的田野是獨自一人完成的，而挪威的田野工作主要是與約翰•勞一起做的。由於有了充足的資金支持，我們不僅能夠將河流中的三文魚與養殖場的三文魚都包括進我們的大型合作項目中來（包括野生的和養殖的），而且可以在水產養殖環境中從事合作式田野工作的實驗。這證明是比我們之前預料的還要更有生產力的。不論約翰和我是肩並肩地共同工作還是各自執行不同的任務，我們都發覺自己的觀察能力和建立社會網絡的技巧都由於對方的在場而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大部分的白天時間我們都從事與魚類有關的勞動，而大部分的下午和晚上我們都面對面地坐在餐桌前，輸入各自記錄的田野筆記，但稍後會進行分享和比較。也許令人驚奇的部分是我們各自先前錯過的東西。“我注意到的是人而約翰注意到的是管線”反映的就是其中一個富有生產力的差異。我對機械設備的觀察能力非常有限，感謝約翰使我在這方面得到很大提高。這裡所說的不僅僅是個性和性別角色的差異，也反映了語言角色的不同。
挪威語是我的母語，而約翰的挪威語隻限於理解常見的、日常使用的語句。因此在實際的分工上，大部分的訪談是我來做，而他負責記錄物質條件的情況（即使實際上養殖場工作的大多數人們英語都能說得很流利）。這其實也反映了我們各自的學科訓練（社會人類學與科學技術研究）以及理論傾向。一般而言人類學對於社會的定義很少包含非人類的社會性（不同看法見Tsing，2013），物質符號學的目標則是追求一個平衡的取向。雖有一些過度總結之嫌，但對雙方的對比可以作如下描述：人類學家追蹤情境，關注意義如何通過語言文字聚合起來。而科學技術研究的學者們追蹤情境如何通過實踐聚合起來。作為我與約翰合作的一個結果，本書也探討人類學與科學技術研究之間的微妙的差異、互惠性和緊張關繫。